【大纪元3月21日讯】1月19日，我跟我妻子高瞻博士和我五岁的儿子安德鲁.薛访问中国。我儿子是美国公民，我和我妻子是美国永久居民，正在等待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2月11日，在我们返回美国的途中，在北京机场，我们突然被中国国安局拘留。开始，他们用了一个半小时彻底搜查了我们的每一件行李，最后，什么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没有发现。但是，他们仍然强行把我们开车带到离北京机场两个小时车程的陌生的地方，而没有对我们做任何解释。我们三个人被隔离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互相没有音讯达26天，直到我和我儿子在3月8日被释放。自从2月11日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见到过我的妻子，不知道都有什么事发生到她身上。
在26天的拘留期间，第一个星期，国安局再三地问我几个问题，其后就不再理我了。我被关在一个单人房间里面，不能读书、看电视、听收音机、打电话等等。他们不停问我的问题是我妻子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的细节和她1995年和1999年的两次台湾之行，包括她所写的东西（1997年她拿到了纽约Syracuse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她研究的资料来源，谁组织和发起的台湾旅行，在台湾她都见了谁。我能想象我妻子直到现在一直会被问同样的问题。过去海外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和大陆人访问过台湾，包括中国高阶层的官员，我确实弄不明白她公开发表东西、跟团访问台湾有什么错。
当我们被分别拘留的时候，我被告知我儿子被搁在幼稚园。我正式要求他们让我儿子跟我们两人中的其中一人呆在一起，或者至少把他送到我父母或岳父母那里，让他跟他们呆在一起，因为我儿子认识他们。但是他们拒绝了我的反复要求。他们告诉我，见我儿子的唯一方式是告诉他们不利于我妻子的更多的故事。事实上，他们是用我儿子作人质，强迫我说出一些反对我妻子的事情。但是，我从来不相信我妻子会做反对中国政府的任何错事，我完全相信我妻子是无辜的。
我的另一项要求找律师的正式请求也被国安局拒绝了。他们告诉我他们只是想跟我谈谈，还没到我要找律师的时候，但事实上他们在我被拘留的长时间里只是在最初几天跟我谈话。
而且，在我们被拘留后，国安局也没有通知我们在中国的家人，我的美国公司的老板，我妻子工作的学校美国大学。我们的家人和公司至少有两个星期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为我本来应该在到家后给在中国的家人打电话，并且在2月12日，即被拘留的第二天要到公司报到的。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家人和在美国的老板都相信我们被绑架了，甚至料想我们可能已经被绑架者杀害了。我的公司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律咨询委员会花了几个星期在全中国寻找我们。我们的教堂失去了我们能生还的希望，甚至为我们的全家－当然包括这个五岁的可怜的孩子－在准备一个悼念仪式。大约在2月底，公司终于通过在北京的美国使馆发现了事实真相。感谢公司和美国大使馆的努力，我和我儿子在3月8日被释放。国安局只是告诉我，“谈话”期已经结束，我必须尽快离开中国。他们不仅没有对他们对我和我儿子所做的一切道歉，反而迫使我签署一份书面保证，保证不将这26天拘留中他们做的任何事告诉任何人。他们威胁我，如果我说出被拘押期间他们的所为，将对我仍被拘押着的妻子产生严重的消极的后果。我要求在我离开中国之前见见我妻子，至少让我可怜的儿子见一眼他的妈妈。但是我的这一点起码的要求也被他们残忍地拒绝了。
我们被非法拘押之中，有几点要着重突指出：
我妻子一直被拘押，只是由于她进行学术研究活动。她已经被拘押了一个多月，目前仍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手续的被拘押着。
我没有任何原因和手续的被拘押。作为公司的一个高级电脑系统的经理，自从2月11日，我一直未能工作。这对于我自己的职业和我的公司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我的幼小的儿子，一个美国公民，以一种除了那群没有人性的中国国安局人员没有人能理解的奇怪的理由被拘押。他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国安局人员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国安局人员在他们拘留任何人后，必须立即通知被拘留者的家人或亲属。拘留期不得超过15天。按照国际条约，如果中国政府拘留美国公民，必须知会美国驻华使馆。在我被拘押的第一天，我就提醒国安人员就我儿子的处境通知美国大使馆，但他们说这不关我的事。然而当我儿子获释后，他们却告诉美国大使馆说他们起初并不知道我儿子是美国公民。
我相信，美国是以它的利益来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们的这个案子，特别关系到旅行、学术研究和交流以及出版的自由问题。
我衷心希望美国政府、美国大学和其它机构尽最大努力来帮助我的妻子，以使她尽快获释。鉴于她身体素质差，又有心脏病，我怀疑她是否能度过漫长的拘留期。我也非常担忧我儿子的精神健康问题，因为他不停地问妈妈在那里。
我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大学和其它机构在跟中国政府进行人权对话时，特别是在中国副总理钱其琛下周访问华盛顿期间把这件不寻常的残忍的案件提交给中国政府。我们所要的是旅行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和遵照中国法律的合法正当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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