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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9日訊】 文革時，只有十一、二歲的我，經常看到罪大惡極的死刑犯被遊街示?，幾輛陳舊的大卡車上，被五花大綁的死刑犯一律剃了光頭，或後脖頸了插一塊尖形的牌子，或胸前挂著一塊長方形的牌子，白底，粗粗的黑字，正中是罪犯的姓名，字寫得很大，下面的小字寫著罪名。每個罪犯的兩邊站著兩個戴著鋼盔和白手套的軍人，車廂的四周站滿了戴鋼盔的荷槍實彈的士兵，那些即將被處決的犯人，有的想昂頭以示不怕死，但是軍人會使勁把他的頭按下去；有的已經完全癱軟，需要兩個士兵用力向上提著，其中一士兵還要用戴著白手套的一隻手，使勁搬著罪犯的禿頭使其後仰，這種姿勢才能讓圍觀者看到他那嚇得鼻涕橫流的臉。最醒目的是黑色名字上的大紅叉子。我當時，最羡慕的是士兵頭上的軍帽和雪白的手套。這也使我想起另一種魯迅體驗過的旁觀，人們只是把殘忍場面當作消遣來享受，而中國人在變殘酷為享樂上，是有獨特的天賦和遺傳的。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的最初動力，就來自對中國人的這種愚昧和冷血的激憤。直到今天，”人血饅頭”的隱喻對理解國民性來說，仍然具有極大的說服力和象徵意義。
而新經濟時代的 “電子遊街”，把罪犯在法庭上的狂妄形象和一言一行傳遍整個中國，人們從網路、電視、廣播、報紙等媒體的五花八門的報道中，更多面、更細緻、更快捷地瞭解罪惡的細節和案情的進展，作為飯後談資。甚至，張君案開庭那天，他似乎已經知道了中央電視臺的現場直播計劃，他本人太清楚這是人生最後的一出大戲，一定要在法庭上把秀作足，這樣也好為媒體炒作提供更多的資源，讓十三億人都看看自己最後的作秀，是何等的大義凜然！他刻意要扮演一個明星罪犯、反面英雄、被模仿的楷模，以此來引起民眾的關注和歡呼。就連與張君打了六年交道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認張君很會表演：”一旦面對公眾面對媒體，張君就馬上表現得很從容。”
這是新經濟時代的”媒體遊街”，從一個城鎮的幾條街道走向互聯網的四通八達的電子街道，把張君案變成中國最大的”犯罪秀”。在這個過程中，張君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邪惡魅力，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公眾形象上實現了”我要做中國第一殺手”的誓言。這既是古老的司法儀式的政治化，更是二十一世紀商品時代的犯罪作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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