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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日訊】 “就像死亡一樣，盡管它是人生的一部分，我們總是希望它盡量晚一些來臨。”作為“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在談到“退休”的時候曾經這么說過。
即將在6月23日于北京午門前放歌的“三大男高音”已經是個“老人軍團”，帕瓦羅蒂66歲，多明戈60歲，年紀最輕的卡雷拉斯也即將告別中年，而他們身后的著名經紀人泰伯.魯道斯已經80歲了。
紫禁城的表演將是這三人“夢幻組合”的第四次重量級的亮相，這是主辦單位中國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的說法，在他們看來，只有北京的此次演出才堪与1990年羅馬、1994年亞特蘭大、1998年巴黎這三次大型的“三高”相比，而這些年“三高”星羅棋布在世界其他城市的演出不值一提—其中也包括6月22日，即北京演出前一天晚上“三高”在韓國奧林匹克體育場那一場。
當然，很多人怀疑這一次背景輝煌的表演從質量上是否能夠和十年前、七年前相比，年齡不饒人，歌劇評論家劉詩嶸說，1998年巴黎那場音樂會，三位男高音的力不從心、聲嘶力竭已經讓他覺得難過了，何況今天？
帕瓦羅蒂明顯地消瘦了，1986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他對騎自行車走街串巷很感興趣，可惜中國對外演出公司給他准備的自行車几下就給壓癟了，今天他再來肯定不用擔心這個問題，這次他也很難再有那种輕松的机會，像在世界各地一樣，他一下飛机就會被塞到豪華禮賓車里。一個比較尖刻的說法是，帕瓦羅蒂即使拄著拐杖，也很難爬上那些著名的高音“C”了。
多明戈在四年前接受美國記者采訪時曾經談到自己的“退休”大致定在2001年，“當然，你應該被觀眾所渴望，而不是他們見到你說：天哪，這個人還在唱嗎？他什么時候走？”多明戈還說，不管是哪一天，如果他听到那個給了他一副好嗓子的人—不管是上帝還是大自然—對他說“停止吧”，他就會立刻停止歌唱而沒有任何遺憾，他對自己已經做到的事情已經非常滿意。
看來這個至高無上的聲音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因為多明戈依然生龍活虎，至少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他來了中國三趟，年初在上海的演出他不幸失了聲，上個月他來了北京，在人民大會堂成功演出，按聲樂教育家吳其輝的說法是“報了上海的一箭之仇”。也許，這樣他和其他兩位兄弟一起來到北京時會備感輕松。
“小兄弟”卡雷拉斯充滿感情和詩意的歌唱無与倫比，但他上次來北京的演唱并不很如人意，專業界的評价是“一直在破裂的邊緣”。
有一個說法是，因為年齡和健康等原因，紫禁城的演出可能是“三高”的絕唱，這個說法被看成是主辦公司推動票務銷售的策略，但這個說法顯然也傳達了另一個信息，就是今天的“三高”的确已今非昔比，早已過了高峰期。
曲目有點小儿科
從此次演出已經公布的曲目來看，“三高”顯然有意識地回避了難度，劉詩嶸對于曲目的評价是“省勁又討好”，正經八百的歌劇詠嘆調和藝術歌曲太少了，而民歌和流行歌曲的改編成分太多，“對于這樣的大歌唱家來說，唱這些簡直是在鬧著玩！”
中藝公司的副總經理陳紀新則是用另外一种思路來考慮這些問題，她反唇相譏：“正因為很可能以后就再也沒有了，我們更要抓住机會。我們只抓住自己能控制的時机。”
陳紀新是這個項目的一手操作者，為了這個項目，她運作了三年，付出了無數的辛苦，中間的曲折据她說可以寫成一本書，當她不久前第一次登上端門看午門前巨大的工程時，她感覺到了那個巨大的“气場”，她說“血一下沖上頭，覺得什么辛苦都值了”。
出場費：380万美元！
說到這一重要活動的真正成功者，可能還應該是三位男高音和他們的經紀人魯道斯。此次中國演出足以讓他們賺個盆滿缽圓，据《三聯生活周刊》披露的數字，此次演唱會他們拿到了380万美金的出場費，比1994年亞特蘭大那場整整高出了80万美金，北京業界傳說這是有史以來給“三高”的最高的演出費。但因為屬于“商業秘密”，這個數字一直沒有從中藝公司那里得到證實。
正因為有了如此之高的出場費，所以北京演唱會出現了高達2000美元的天价票，這個票价連多明戈自己的經紀人也惊呼太高了，并且說自己決不會買。
但陳紀新告訴本報記者說，中藝拿到的是一個“最优惠”的价格，“三高”在國際演出市場上的報价高達1050万美元，之所以最后做了讓步，是因為三位男高音的“中國情結”，他們非常重視紫禁城的這場演出。
可是，讓很多人困惑不解的是，几個月之前，北京就有旅行社組織到韓國看“三高”演出，門票加上机票、三到四天的游玩、四星級酒店的住宿，一共才4000多元人民幣，而且演出票座位還相當不錯。關于這家旅行社此項目的最后運作情況如何，記者沒有了解到，但是從演出票的低廉程度看來，韓國支付“三高”的演出費，應該比咱們的“最优惠”還要优惠得多。
走穴般的日程安排
最讓人想不到的是，對于韓國22日的這一場如此鄰近的演出，中藝公司在与“三高”經紀人魯道斯簽合同的時候竟然毫不知情—付出了數目惊人的演出費，居然不知道這么重大的信息，所以，業界有人認為中藝被80歲的魯道斯猛“涮”了一道。
得知消息之后，中藝公司也大吃一惊，并且和魯道斯進行了交涉，但由于韓國演出時間也有种种复雜的“歷史原因”，所以最終這一安排沒有改變。
盡管陳紀新認為，韓國體育場的演出根本無法和北京紫禁城的演出相提并論，但韓國這場演出對于北京的演出造成的不利因素是顯而易見的，票房上的損失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場演出，三位男高音的日程將變得十分緊張：21日在北京開完記者招待會后他們就將奔赴韓國，23日中午才能回到北京，休息時間不長就要開始演出。緊張得有如“走穴”的安排是否會影響當晚的演出質量便成了最關鍵的問題。一位著名的中國歌唱演員認為，考慮到他們的年齡和健康(還是這個原因)，演出肯定多少會受影響—稍微參考一下多明戈上月來北京前做的各种細致而小心的准備工作，韓國這一趟奔波的危險性簡直無法想象。
但是經紀人魯道斯對中藝公司說，從某种意義上說，可以說“三高”韓國演出是北京演出的“預演”，這樣反而會有助于北京演出的成功。這种“詭辯”也許不能說是“荒謬”，因為聲樂教育家吳其輝也持有同樣的看法，認為那是“熱身”。而無論這個理由是否充分，中藝公司只能無奈接受這一定局。當然，在中藝的交涉下，很多地方也相應做了調整，比如說三位男高音要提前四天來到中國，与交響樂團一起排練，等等。但非常可惜，對于這次演出非常重要的22日的走台，“三高”要讓北京戴玉強等三位中國演員做替身。
劉詩嶸說，只有兩种藝術家的日程會安排得如此緊張，一种是剛剛出名的藝術家，要借頻繁的演出來迅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另外一种就是藝術生命快到盡頭的藝術家，要抓緊時間掙錢。
經常出現的“奇跡”
“如果你沒有听說過‘三高’，那你肯定住得很遠—遠离文明世界。”美國一篇樂評曾經如是說過。當然，這個衡量文明世界的標准在1990年前還不存在。讓三位男高音第一次走到一起的，是為了慶祝卡雷拉斯戰胜白血病，他們取得了暴風疾雨般的成功。誰也沒有想到，在羅馬卡拉卡拉圓形劇場舉行的這場音樂會能帶來如此巨大的利潤–6000多名現場觀眾、15億電視觀眾以及超過1100万張激光唱片的銷售額。
但是在那之后，經紀人魯道斯用了整整3年時間才說服三個人重現輝煌，因為三個人都認為重复會降低演出的价值。當然，最終成功的是魯道斯，從1994年亞特蘭大的道奇體育場開始，“三高”在世界各地一次次重复著。那次演出的指揮家祖賓.梅塔所說的“一生只有一次的奇跡”變成了“經常出現的奇跡”。魯道斯顯然對于自己的說服工作極其滿意，在美國互聯网上，有關他當時怎么成功運作1994年“三高”演唱會的紀錄片DVD《三大男高音的制造》正在熱賣。
古典音樂做出這樣的影響、這樣的利潤，自然非同尋常，但作為巨額收入的代价，“三高”演唱會一直承受著“將歌劇庸俗化、商業化”的批評。雖然也有一些評論認為，“三大男高音”對于普及古典音樂功不可沒。但更多的聲音認為，三位男高音應該适可而止，而不該如此貪婪。帕瓦羅蒂曾經說過：“在第一次三大男高音的談判桌上，我們帶來的是開放的心靈和良好的愿望；商談第二次音樂會時，我們帶來的是律師和會計。”顯然，“三高”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在“三高”即將來到北京的時候，自然也不乏批評之聲，甚至有音樂界人士提出“三高音樂會与音樂無關”的說法。但劉詩嶸認為，應該把“三高”作為一個“社會活動”而非“音樂欣賞活動”來看待，從滿足領略明星風采的需要，“三高”還是很有意義的，但要欣賞音樂，相信效果不如在家里听CD。
轉自 <<萬維讀者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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