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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日訊】前些日子，《中國青年報》報道了武漢市某中學生對北京市高考錄取線大大低于某些省份提出質疑。一年一度的高考臨近，我不知道今年或者明年，這些省的中學生會不會獲得与北京學生平等的高考錄取机會？我以為，作為一項國家政策，北京考生的錄取分數線低于某些省份的規定是對這些省份考生的公民平等權的侵犯，不管處于何种理由。
中國婦女報報道﹐公民平等權是憲法所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它意味著公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權利或義務。法律或政策對公民設置有差別的權利義務規范，就构成了對公民的法律歧視。按照這個標准來看，我們生活中常見的諸如高考錄取、戶藉制度、一些地區的招工政策等都有嚴重的法律歧視內容，但卻沒有誰為此提起訴訟，中學生的質疑只是又一例證而已。在一個法治的社會里，當我們自身的憲法性權利受到侵犯時，其首選方式不是向有關机關提起訴訟，而是求助于新聞媒體，這种現象的頻繁出現，難道不是一种悲哀嗎？
公民在其憲法權利受到侵犯時，為什么不提起訴訟？從法律制度的層面分析，我認為是由于我國憲法缺乏現實約束力。當公民或單位的憲法權利受到侵害時，無法依据憲法提起違憲訴訟，請求國家机關對自己的憲法權利作出保護。這种狀況說明，目前我國憲法缺乏一個确實有效的違憲審查（訴訟）制度。
憲法沒有現實的約束力，是該憲法缺乏權威的直接反映与原因；而憲法缺乏權威，則是該社會并未真正實施法治的直接反映与原因。
法律的實質是掌握國家權力的人的意志，而法治是作為人治的對立面而產生的。在人治社會，國家權力由個人或少數人掌握，“朕即國家”，“朕即法律”“言出法隨”，個人或少數人的意志就是法律。但在法治社會，主權在民是一個政治事實。當國家權力屬于人民時，法律与社會公共意志是同義語。從形式上看，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區別在于法律与個人意志孰高孰低；但從本質上看，其根本區別則在于法律所體現的是個人或少數人的意志還是社會公共意志。在人治國家中，國家權力是無限的，百姓在它面前是純粹的義務主體。正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在法治國家，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由人民或其代表行使，國家權力是有限的。調整這种根本性社會關系的法律就是國家根本法
———憲法。因此，從制度的角度講，加強憲法權威是建設法治的根本措施。
鑒于“文革”的經驗教訓，我國在１９８２年修改的憲法中，對憲法的權威性作了明确規定。然而，實踐證明，僅在憲法中确認其最高權威，尚不足以保證憲法在現實生活中就必然具有真正的權威。据悉，１９８２年修改的憲法自頒布以來，至今未有一件違憲案件的發生。只要有法律，就會被違反；從未被違反過的法律不是脫离現實生活的虛幻，就是缺乏保障實施措施的一紙空文。
我國憲法之所以缺乏應有權威，還在于一些人的潛意識中認為，憲法在我國現實生活中主要是一個政治綱領。１９８２年修改的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我國憲法實施監督机關。但從其組織形式、主要工作任務与方式等來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難以有效行使這個職權的。違憲審查是一項專門工作，專門工作需要專門人才。從我國人大代表知識結构來看，具備法律或憲法專業知識的代表寥寥無几。
因此，加強我國法治建設，先要加強憲法權威，而要加強憲法權威，其首要任務是建立一個真正有效的違憲審查（訴訟）制度。但愿我們的中學生在遭受法律歧視時，不再尋找新聞媒體的幫助，而是能通過憲法訴訟達到保護自己憲法權利的目的。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社會。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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