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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3日訊】 《易經`系辭（下）》表彰黃帝、堯、舜功績的第一句話，就是讚賞他們“垂衣裳而治天下”。注家解釋這句話，說在黃帝之前還不曉得製作衣服，只是用羽皮革木來禦寒，只是到了黃帝才開始製作衣服，垂示天下。爲什麽學會製作衣服，天下就太平了呢？這句話還是不好懂。
看了《尚書大傳》中說到唐虞時代曾採取以穿著來象徵刑罰，就明白了“垂衣而治”是怎麽回事了。《尚書大傳》說，唐虞時代對犯人使用象徵性的刑罰，犯了應該塗黑額頭罪的，就讓犯人帶塊黑頭巾；犯了應該割掉鼻子罪的，就讓犯人穿上紅褐色（赭色）衣服；犯了應該剮掉膝蓋骨罪的，就在膝蓋部位綁塊黑布並畫上標記；犯了殺頭罪的就只許穿沒有領子的布衣。 [1]我們現在還仍然在實行的囚衣制度，原來是黃帝發明的，不同的是黃帝時代的囚犯，只是穿上囚衣，並不需要坐在牢裏。
看來在黃帝之前，統治者對犯人採取過殘酷的刑罰，到了黃帝時代社會進入高度文明，對犯人就只是採取象徵性刑罰了。黃帝採取象刑，居然非常奏效，《尚書大傳》說：“唐虞象刑，民不敢犯。”
黃帝時代採取象刑，還可以找到反證。荀子曾物件刑作過嚴厲批判，《荀子`正論篇》說，人如果不犯罪，肉刑用不著，象刑也用不著；如果犯了罪，對罪犯的刑罰卻很輕，使得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受刑，犯的罪重，受的刑罰卻很輕，天下就要大亂了。 [2]
荀子是主張從重從快嚴厲打擊的。
爲什麽黃帝時代只需要採取象徵性的刑罰，就使得“民不敢犯”，天下大治，而到了荀子時代就行不通了呢？
關鍵在於兩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完全不同。黃帝時代的價值觀念是看重人的道德。那時的人有羞恥之心，有了羞恥之心，人就重視尊嚴、重視臉面，不會輕易去幹使自己丟人顯眼的事。而荀子所處的戰國的時代，是只講實利只掙實利，爾虞我詐，道德全面崩潰的時代。
俗話說，利令智昏。在人的價值觀念只是以利爲重的時代，不要說象刑不能起到警戒人心的作用，就是嚴酷的肉刑也難以扭轉利欲熏心造成的腐敗風氣。近年來，我國所殺貪官不少，可是勇冒殺頭風險，鋌而走險的貪官照樣層出不窮，前赴後繼。
如果以爲黃帝只是福氣好，遇上一個人心向善的好時代，那就太不瞭解黃帝的偉大之處了。
黃帝偉大在什麽地方呢？
學會織布制衣是人類發展史上非常重大的科技發明，它不但使人類徹底告別了動物時代而且使人類的經濟發展提升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當這新科技新經濟出現的時候，黃帝事實上面臨著兩種選擇：一種是以經濟發展爲第一目標，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鼓勵全民走發家致富的道路，或者象美國總統那樣利用新科技新經濟剝削窮國，威懾天下，謀求霸主地位。但黃帝沒這麽幹，而是作了另一種選擇：讓新科技新經濟服從于教化人心、鼓勵人向善的目標。 新科技新經濟在黃帝的治下，成了區別人好壞善惡手段，而不是貧富貴賤的標誌。確立了這樣的價值目標，自然就能達到“垂衣而治天下”的效果。
黃帝這樣做對不對呢？
如果只從經濟增長的效益來看，黃帝以道德爲目標的治理方式是不能急劇刺激經濟發展的。但是如果從社會健康和諧，人民安居樂業的標準來看，黃帝取得的成就，後人能難以相比。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社會物質財富極大增加了，可是貧富懸殊，道德崩潰，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誰也不相信誰，人的生活環境猶如鬥獸場，爲了一點物質利益拼命撕咬打鬥，個個筋疲力盡，委瑣不堪，即使空閒休息的時刻，都要警惕萬分，提防掉落到某個陷阱裏去或者被同類傷害。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無論富人窮人都一樣的神經緊張，忐忑不安。這樣的社會環境難道是適合人居住的環境嗎？
就拿我自己爲例，以前從不知道提防人，可是現在，假如在交際場合接到某人的名片，上面頭銜印了一大串，我多半就自然而然提醒自己：“當心！這小子可能是個騙子。”
假如在黃帝時代，我根據名片的顔色和電話號碼，就知道對方是個好人還是壞人。我根本用不著費什麽心思去提防人。而現在呢？我們看見一輛汽車的牌照號碼是888，或者168之類，我們只知道他可能是個有錢的人，至於他的人品怎樣，就全靠你自己摸索了。
利用新科技新經濟的發展來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這是黃帝開創的智慧而偉大治國傳統，比照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我們沒理由不繼承這樣偉大的傳統。
2001/6/21於上海
──原載《議報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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