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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9日訊】曾經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充當窗口与橋梁的香港的地位，正在受到挑戰。
匯丰銀行已經將部分后勤業務移師內地，暴露出香港本港人才短缺与營商環境的一系列問題。
財富論壇召開，香港新一屆政府極力向世界推廣香港。李嘉誠認為，香港到了應當自省的時候了了。
定位之爭：從國際都市變成內地普通城市？
■“中國十年內將不再需要香港”？
■國際化還是本土化？
香港九七回歸似乎是一個界限。
從那時起，本港就開始面臨從政治到經濟的一個整體轉型過程。這种轉型所承擔的代价似乎有些過高。香港經濟低迷与西方社會的偏見，使代表西方資本立場的《財富》雜志，在九七回歸前，就以悲觀的論調預言“香港已死”。其后香港金融風暴的創傷未平，如今又面對网絡科技熱潮的衰落。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臨近，以及中國沿海地區主要城市的快速崛起，使香港長久以來的中介及窗口功能減弱，令香港面臨全方位功能轉換。甚至有媒體預言“大陸十年內將不再需要香港”。
去年國際貨幣基金會指出,上海極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5月初于香港舉辦的《財富》論壇，与3年前上海論壇期間巨商云集相比，可謂大不如前。
4月底，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在辭職講話中，批評香港已由一個國際化的都市，轉變成為內地的一個普通城市，更是將香港的國際化与本土化之爭明朗化，并成為香港傳媒的一個熱點。
上海香港雙城記：對手還是伙伴？
■上海將成亞洲第一城市？
■上海“科技實力”已追上香港
■人均產值年增加率：上海是香港的3倍
在這种本土化与國際化之爭中，港人總是有意無意地把上海、廣州作為潛在的競爭對手，比較各自的优勢，尋找相互間的差距。最近的一項調查著實讓港人緊張了一下。
這項名為“香港及上海城市競爭力比較”的研究,是由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与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合作進行的。研究在2000年12月至2001年1月期間，就兩地32項國際城市競爭力指標進行評分，共收回193個包括兩地跨國企業高層、資深行政管理人員的評分問卷。結果顯示,香港在經濟持續發展條件、引入投資環境及形象三個基本層面均明顯領先上海，以5分為滿分,香港整體平均分為3．75，上海為2．96，香港在信息技術發展前景方面也較上海优越，但上海在“本地科研成果市場化程度”一項，明顯較香港高。
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与發展委員會主席段樵指出，上海僅對外開放20年，有些社會或經濟數据上的表現值得贊賞或深思：如上海的購買力平价調整后的人均產值已達香港的6成，而過去10年上海的人均產值（未經購買力平价調整）年增加率平均是香港的3倍。
香港媒體認為，這是一項十分有趣而又值得重視的調研結果。香港在對外營商競爭力整體上雖优于上海，但上海正急起直追，大有后來居上、与香港爭一日之長短之勢。面對上海的崛起，香港絕不可掉以輕心。針對此項調查，政務司長曾蔭權指出，內地省市在法制精神、言論自由、公務員制度及廉洁等多方面，均無法与香港相比，他并相信，即使是上海，至少需要一到兩代，才可以威脅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与這個民間調查相對應的是香港貿易發展局最新的研究報告：“以港滬兩地過去十年各自的平均增長速度發展，上海需要15年才能赶上香港的生產總值，20年才能赶上香港的人均收入”。但剛剛訪問上海歸來的香港商會負責人卻說：“上海發展得真快，全國頂尖人才似乎都集中在那儿，香港隨時會被上海迎頭赶上。”盡管上海市長徐匡迪在日前表示，“上海不會取代香港”，但上海已可与香港爭奪興建迪士尼樂園；而且美籍台商漢鼎在港投資“硅港”流產，20億美金的項目隨即轉而投向上海；加上亞太經合會議在上海召開等國際因素，香港人已經感受到來自上海的壓力。量子基金創辦人JimRogers最近接受媒體訪問時也指出，“上海走上軌道后，中國將不再需要香港”。他又說，未來十年亞洲將出現兩個偉大的城市，上海將成為亞洲第一城市，緊隨其后的會是新加坡，而區內其它城市包括香港，都只會成為區內二流城市。
香港曾經是很多大陸人的向往之地，几年前有人不惜出資80万人民幣去買一張赴港單程證，時至今日，香港魅力已經不再，這類“投資移民”的故事已成為歷史。今天，到上海投資30万人民幣買一套住房，可以得到一張藍印戶口，獲得居留權。上海正以華爾街曼哈頓為藍本，把傳統工業往郊外或外省遷移，工厂職工也跟著往郊區移動，營造一個安宁舒适的中心城市，這不僅吸引了投資，也吸引了人才。
新上任的特區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認為，香港与上海等內地城市的競爭，是一种你追我赶、共同進步、最終達至雙贏局面的良性競爭，而不是“有你無我”、務必把對手踩下去的惡性競爭。中國需要更多的像上海、香港、廣州這樣的大城市，越多越好。因此，香港面對競爭，同時面對的也是机遇与發展。
香港精神的流失：最大的危机？
■懈怠、不安、迷茫是新的香港病？
■李嘉誠大聲疾呼：香港需要自省
■沒有珠三角腹地，香港只會成為一個孤島
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內地居民對香港人的普遍印象是刻苦耐勞，踏實拼搏，對香港人的快速生活節奏，都認為吃不消。但現在上海、深圳市民都有為取得自身成功而奮斗的強烈愿望，反而坐享20年經濟繁榮的香港，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存在的卻是固步自封、怯于面對逆境、好逸惡勞的情緒。
金融風暴以后，香港人正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數十年來，香港的經濟成就得益于中國大陸提供的兩次机會，一是中國的閉關自守，無意中減少了香港邁向國際的強大競爭對手，使得香港經濟得以高速發展；二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廣闊市場以及對外聯絡的殷切需求，令香港的中介角色得以充分肯定，給香港提供了第二次机會。如今，一直處于高增長的香港，第一次有一种危机感。香港富商李嘉誠在香港總商會140周年慶祝晚會上發言指出，“香港几十年來都享有增長，主要基于我們代代人的努力及堅定不移的信心，西方經濟蓬勃及中國持續增長亦為我們增添動力，每次經歷危机或金融風暴，我們所得的最大裨益是信心的建造。”李嘉誠繼續說，“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壓力下，經濟架构及社會狀況出現實質改變，知識經濟令有些人的環境比其他大部分人优胜，很多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投資及職位越來越不受保障，貧富懸殊、社會分化、工作及生活質素轉變等問題亦令他們感到不安，在這种大轉變中，若要定出正确的航向，需要在政治、社會、經濟及環境等方面有創新，很多時候，也許要重新評估我們固有的觀念。”
一些靠奮斗有所成就的香港人深有體會。6年多前，20歲出頭的阿暉，由浙江來到香港与母親團聚，這位連中學都沒念完而過早踏入人生的農村姑娘，初到香港什都不會，靠朋友幫助學會中文打字，后成為一家報館培訓部的經理。回憶走過的歷程，阿暉說，“在有些殘酷的競爭背后，隱藏極為丰富的內涵，重塑了我的人生，更催化了一生的目標，刺激我自覺不自覺地去為之奮斗。”但阿暉認為，回歸后，不少新移民香港的內地人，似乎認為到香港就可以拾金，最低限度可申請向政府要綜援，有些人高不成低不就，到香港不是先找工作，而是先向政府伸手，香港精神沒有了。
其實，英國殖民地統治，使香港較早地接受了純市場經濟的體制，也使得香港人較早地體驗了競爭、壓迫的殘酷，而香港又不可能享受西方資本主義那种健全的社會福利，香港人已形成了一种信念，“只有當人們愿意出力賺錢時，才有可能獲得生活保障和安全感。”
毫無疑問，香港的營商環境是与中國因素息息相關的，有人形容這屆財富論壇，主題盡管是亞洲未來，但外商真正看上的，仍是西部大開發、中國加入世貿与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本港媒介為此質詢當局，在面對這些机遇時，曾經做過些什呢？并批評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在主持粵港高層聯席會議時，采取的不是合作而是抗拒的態度。廣東省長盧瑞華已一再呼應粵港可發揮“前店后厂”式的合作發展，但廣東与香港合作至今仍無實質進展。
研究人員認為香港与上海地處華南、華東的門戶，各服務兩大江河流域，作為對外交往的主要門戶，兩地未來的最根本發展之道，除了強化本身的持續成長條件外，其實是如何去鞏固与發展城市鄰接地區的經濟關系，擴大其經濟疆域。對香港來說，就是如何更好地利用珠江三角洲地區，以求互利互惠，推動區內長遠的經濟發展。沒有了珠三角這樣的“腹地”，香港只會成為一個孤島。
爆發人才危机：競爭力在減弱
■四大發鈔銀行移師港外
■8万人才离港北上，香港留不住內地英才
■7家大學培養人才不敷本港需要
不久前，匯丰銀行把中國地區的總部從香港遷往上海浦東，又宣布把部分后勤支持及信息科技工作遷移到廣州，以節省成本，提升銀行競爭力。匯丰高級經理陳秀瓊表示，把部分程序搬到內地，主要是由于香港缺乏科技人才。東亞銀行緊隨匯丰之后，把部分信息科技部門調整到深圳，并正考慮把后勤部門遷往該地。恒生銀行也開始作轉移的可能性研究。渣打銀行集團行政總裁表示，會不斷把環球業務的后勤工作逐步遷至在印度及吉隆坡的兩個后勤中心，已在運作中的深圳后勤中心也在考慮中。早在匯丰之前，國泰航空公司已經把會計部門的部分業務移到廣州；而最近，服務業北移又有擴大到保險領域的趨勢。宏利國際申請牌照在北京及青島經營壽險業務。電訊盈科日前也正式宣布，考慮將電話查詢中心北移廣州。
在四家銀行与各行業移師港外的背后，透出的是本港人才的流失与香港教育的問題。在最近規格頗高的香港工商界人士西部行中，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在西安交大發表了題為《21世紀的人才培訓》的演講。演講中提到香港的人才問題：西安一個城市有50多家大學；香港有7家大學，人才很少。而且還存在嚴重的人才流失現象，很多人畢業后去美國或者歐洲工作。香港青年協會最近隨机抽樣訪問了1000多名年齡在18至39歲的青年，了解他們對北上發展的意見，同時向40名專家、學者、專業人士及有內地工作經驗的青年進行深入訪問，結果發現，近8成人同意中國入世后，北上發展是必然趨勢。研究也引述統計處的資料，指出越來越多年齡在15至39歲的青年往內地工作，人數由1988年的3400人急升至1998年近8万人。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朱文暉認為，香港面對的問題是：中國核心城市崛起，亞洲城市邊緣化，一些商業功能開始向上海等城市轉移，香港面對現實的挑戰，但有些人還認識不到危机，既不懂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又不懂中國崛起的前景，而是一味地責怪，与10年前完全逆轉。另外，香港整個社會結构不适應知識經濟，大多數人實際做的是低層次服務。朱說，香港一方面對引進大陸的專才有抗拒，另一方面本地大學的入學率不到20%，而新加坡和台灣都已達到70%；香港一方面要發展為高素質的國際都市，但另一方面大量低素質的新移民流入，社會整體素質受到沖擊。
朱文暉建議，香港也需要改革和開放，在引進人才時，對低層次的人有影響是必然的，不可能只有增長而沒有調整，調整的方法就是利用市場机制作整合，一方面培訓，另一方面就是遷移，到內地服務。朱文暉強調，政府可以吸引海外一些优秀大學如華盛頓大學、紐約大學等，來港建分校，請印度优秀軟件學校來港辦學等，以此來解決香港大學教育不足的問題。
香港發展的拖后者：如何解決1/6窮人的就業問題
■大企業不讓港人吃飯？
■貧窮令香港社會嚴重分化
香港繁榮的背后一直存在著貧窮問題，近年變得更為嚴重。按國際貧困線標准，約1/6的香港人是窮人。不久前，香港一戶內地新移民家庭，因戶主不堪失業而跳樓自殺，從而揭發出富裕社會背后慘不忍睹的家庭生活。匯丰銀行首席經濟師梁兆基在“告別貧窮”的論壇上指出，現時香港的失業人口分為三類：沒有競爭力的長者；可透過再培訓重投社會的勞力；以及占最多的一類，即沒有能力提升知識和技能的勞工。他認為，將沒法提升技能的剩余勞工輸出內地，可以解決香港失業問題；而港府則可擔當協調角色，并可考慮為他們提供福利及保障。
代表工商界的自由党代表林文杰認為，解決香港貧窮問題，應吸納內地投資者及專業人士來港發展，帶動香港經濟發展。而民主派的代表卻反對政府無上限輸入內地專才，認為這會“搶”了香港人的飯碗，更有人上街游行，他們既反對無上限輸入內地人才，也反對大企業將后勤服務北移。游行隊伍到中環匯丰銀行總部抗議，并把匯丰銀行大門口屹立的大石獅子團團圍住，用白布封住獅子張開的大口，意為大企業不讓人吃飯。抗議者還提出立法設立最低工資，以保障勞工階層的利益。
“飛龍”沖天：重塑香港未來
■港府合力推銷新香港
■900万元打造香港未來新標志
回歸后的香港一直在為自己的定位發愁，大陸沿海城市的崛起，使未來的發展方向成為香港的隱懮。香港台灣工商協會董事陳自創說：“‘十年后中國不需要香港’的結論下得過早，但香港能否仍受大陸青睞，在于香港本身的發展及确定切合實際的目標。香港要搞數碼港發展高科技，甚至還要建中藥港，這只是潮流，大陸所有城市都有這個提議，既無新意也沒有把握香港特有的优勢。”陳認為，香港人精于營生，政府在制定整體經濟政策時，既要考慮前瞻性也不能忘記整體性和連續性。以此作考量，香港應該也可以成為國際商業服務中心。中心實行的是精英管理，管理者和被管者都應該是精英，香港的第三次飛躍應該解讀為香港人才結构的大調整，高素質的服務需要高質量的人才，人才置換看上去是痛苦的，卻又是香港長遠發展必要的。
港府耗資900万元，設計出首個代表香港的“飛龍”標志，并借助《財富》全球論壇之机，由行政長官董建華、政務司長曾蔭權及財政司長梁錦松為火紅色的飛龍作全球性揭幕，力銷香港是活力、創新的“亞洲國際都會”，“有一個新的形象，來代表香港的精神。”
日前，上海市市長徐匡迪更表示，香港作為上海最大的貿易伙伴，彼此可以在新興產業、西部開發和科技創業投資三大領域中合作。而截至去年底，香港對上海的投資達138.74億美元，居上海利用外資的首位。兩地相互攜手，可以達到雙贏的局面。
陳方安生發表的任內最后一篇演說時強調，要“使大家建立一种心態，就是香港決不甘于作為內地眾多城市之一，而矢志發展成一流的國際大都會”。保持和捍衛香港的优勢成為每個香港人的心愿，香港的飛龍正在新的國際經濟發展的版圖中，逆風騰飛。《鳳凰周刊》(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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