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1月29日訊】2009年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花甲之年。為了紀念當代文學走過的風雨里程，兩岸三地在這一年都搞了不同形式的研討會。瀏覽這些會議的大致內容，我們發現，專家學者們除了緬懷上世紀80年代作家、評論家聯手併進、同仇敵愾的崢嶸歲月外，剩下的大部份時光就是感歎今日文學的寂寥冷落。作為一個新時期先鋒文學的追捧者，我也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明白，曾經是時代先鋒和社會中心的文學,為甚麼會突然淪落為社會生活的裝飾和點綴，它的先鋒性哪裏去了？直到最近看世界盃足球賽，我才突然明白了。
所謂「先鋒」，就是直接面對敵人的人。繞到敵後打土豪、分田地的不算；在側翼迂迴、包抄，耍花槍、扮鬼臉的也不算；站在一旁冷眼觀看，名為等待時機，實為坐收漁利的更不算；先鋒就是短兵相接，明刀亮槍地直接對壘。任何逃避，打哈哈，虛張聲勢的行為都不是先鋒所為。也就是說，敵人是先鋒存在的前提，沒有敵人就沒有先鋒。這是任何一個看過兩頁通俗演義小說或幾場球賽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再看當代作家，他們壓根兒就不知道敵人在哪裏，甚至連誰是敵人也搞不清，當然就談不上「先鋒」。
那麼，誰是今日中國最大的敵人？我認為今日中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民主和自由是誰也無法阻擋的潮流。所謂「潮流」，就是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喜歡還是不喜歡，它都要來。如果你揮一揮衣袖就能將它趕走，甚至擊潰，那就不叫「潮流」，那叫「露水」。區別只在於，喜歡它的人是被它浮著走，不喜歡它的人是被它裹挾著走。通常說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這個道理。改革開放後，並由此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間，我們這個民族自從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後，就再也沒能關上過。這期間有多少政治強人、獨裁政黨、流氓軍閥妄想憑一己之力、一黨之私將民主化進程擋在國門之外，但都沒有成功。這個老大民族今天還是步履蹣跚地走上了現代化之路，儘管老大不情願，儘管跌跌撞撞，嘟嘟囔囔，但它畢竟已在艱難地學習著適應這個世界。因而，凡是順應這個潮流，並自覺維護、推動它的人，都是這個時代的英雄；凡阻擋這個潮流，或尋找各種理由拖延、推諉的人和勢力，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敵人——一言以蔽之，我們今天最大的敵人，就是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
簡單地講，就是中國要走向現代化，中國人要像文明國家的人一樣過上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這是今日中國最核心的主題。中國的當代文學要想挽回失去的先鋒性，為創作贏得尊嚴，就必須正視這個主題。一個時代的作家、藝術家可以一時軟弱，可以在某些異常肅殺的年份迴避一些真正重要的主題，但從長遠來看，作家、藝術家要想真正優異，就必須以獨特的勇氣和才華對他所處的時代作出判斷。「五四」文學之所以是劃時代的，正在於以胡適、魯迅、陳獨秀為代表的一批傑出作家勇於面對存亡危機，並積極尋求對策，他們的作品切中了當時「救亡啟蒙」的主題。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之所以令人尊敬，也正在於那時的作家以他們特有的人道情懷和拿來主義回應瞭解凍時期人們的困惑和焦慮。今天的好多作家為甚麼會認為自己的寫作很自由，言論環境很寬鬆？那是因為你的寫作根本不在這個時代轉型的主流之中，你當然會感到很寬鬆。從你寫的那些喫茶喝酒、採花吊膀、吟風弄月的東西看，你的寫作也許是在古代，也許是在未來，但唯獨不在當代。
也就是說，對今天的這個時代來講，你是不在場的，所以你感到很自由。就像人人都說公共車很擠，你說，沒有啊，我怎麼沒有感覺呢？一看，發現你根本不在公共車上，你正趕著驢車走哪！人人都說互聯網管制太緊，防火牆太高、太厚，你說，沒有啊，我怎麼感覺不到呢？一調查，發現你根本不會上網，字也不識幾個，遇到重要的事，就拿繩子拴成不同的疙瘩來表示。普天下的人都說中國的房價太高，「房奴」太難當，你說，沒有啊，我怎麼感到住房很寬敞，房價很便宜？派個人一跟蹤，天哪！你天天睡在馬路上，天當被子地當床，要不是有星星和月亮，臉黑得在晚上根本就看不見。這就是說，奴隸之所以感到自由，不是因為他背上的繩索捆得不緊，而是因為他不想掙脫；不但不想掙脫，反而伸出舌頭，親吻那捆他繩子的手。前蘇聯有一個笑話：說，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蘇聯人在紅場相遇。美國人說，我們有反對總統的自由，你們有嗎？蘇聯人說，有啊！不信，我現在就可以振臂高呼：打倒美國總統！
你當然可以豪邁地說，我的作品本來就不是寫給當代的，我的作品是寫給未來人看的，但文學史上所有偉大的作品恰好是因為具有當代性才獲得不朽的。沒有一個作家是因為腦子裡懸想了一堆未來的讀者而進入了永恆之列。一個連當代也進入不了的作家注定是無法進入未來的。進入當代，不是說大家都寫反腐小說，都寫股票加債券式的商場文學，而是說你的作品要對當代最深刻的主題作出回應，你的思想和觀念要和腳下這塊正在發生裂變的土地產生內在的共振。新時期文學在短短的十來年間，就產生了以北島、顧城為代表的優秀詩人，馬原、殘雪的先鋒小說，劉賓雁、蘇曉康的傑出報告文學，李澤厚、劉再復的理論啟蒙讀物，與那個時代知識份子參與社會變革的巨大熱情，以及他們身上特有的使命感和理想主義品質有極大的關係。九十年代以降，文學被徹底邊緣化了，小說、詩歌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娛樂和消遣，報告文學墮落為給企業家樹碑立傳，給權貴大腕抬轎吹號的肉麻文體。作家卻反過來為自己辯護說，80年代的文學之所以受到熱捧是因為那時的文學承擔了許多不該承擔的東西，是不正常因素的產物。言下之意說，現在的文學受到冷遇才是常態，才是承擔了文學應該承擔的。但他們沒有說，為甚麼文學在不正常的時候有那麼多的人關注，現在正常了反而沒人看了？難道八十年代的讀者全是神經病？
實際上全是托辭！文學該承擔甚麼，不該承擔甚麼，從來沒有一個標準。騾子能負重，駱駝可馱鹽，毛驢慣走山路，全視自己的能力而定。真正的原因是怕了，不想再給自己惹麻煩了。最終只能寫點吟風弄月、不著邊際的東西聊以自慰。寫吟風弄月、不著邊際的東西當然也沒錯，但你就不能說你是一個當代作家，你搞的也不是當代文學。因為你壓根兒就沒有進入當代，跟人說起，你應該說你是一個僑居在當代的古代人。你也不用抱怨這個時代的讀者不重視你，光看韓寒的博客，因為你對這個時代正在發生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沒有真正的自覺，或有「自覺」，但沒有表現的能力。你的眼睛只盯著你的職稱和房子，憑甚麼要讓讀者的眼睛盯著你？古人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轉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