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09日訊】最近國內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讓我突然有了這樣一 個想法。也許中國已經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場網絡時代的政治革命。所謂政治革命，最簡單的理解就是有人被迫下臺，而新上臺者會推行一套完全違背下臺者意願的新政。
我之所以有了這個想法，是認識到中國正在見證一種以前不可能的政治博弈。由於有了網絡溝通技術，這種博弈的特徵是，對當局惡政的抗議行動，可以非常方便地以多種方式，非常迅速地組織起來。這些行動不僅和平合法，並且在道義上很難挑剔。這樣一來，當權者就被置於一種十分尷尬和困難的境地。當權者如果公開使用政府暴力來撲滅這種行動，師出無名，政治風險很大，但如果聽之任之，後果也是 他們不能接受的。
我們從最近臨沂發生的事情看到，困境之下，當局選擇以組織流氓暴力來阻止民間探訪陳光誠的行動。也就是說，當局選擇了非法暴力， 而且選擇了以黑社會的流氓方式來實施這種暴力。雖然這是政府直接雇傭和組織的流氓暴力，而不是以外包方式，委託真的黑社會實施的流氓暴力，但這種國營的流氓暴力一定會比民營的流氓暴力成本高許多。如果當局因財政吃緊，決定像當年國民黨那樣走上勾結青紅幫的路子，那將打開一個危險的潘朵拉盒子。
專制統治者的麻煩還在於，反抗者可以隨時轉換戰場。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有嚴密的組織和英明的領袖，恰恰相反，網絡時代抗議運動的靈活性恰恰在於它不需要有形的組織和明確的領袖。專制之下必然不斷發生的每一樁罪惡，每一場災難，都有可能觸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不僅每個線民都有機會振臂一呼，而且每個線民都可以出謀劃策。在這種情況下，最愚蠢、最蠻橫、最無恥的當權者，就成為抗議行動最有效力的號召者和組織者。毆打陳光誠和他的支持者是如此，以懲罰偷稅為名，迫害艾未未也是這樣。當權者自以為得計的行徑越是卑鄙，其激發大規模抗議行動的效果也就越強。
中國正在發生的事件還表明，網絡時代的政治抗議正在改造官逼民反的傳統機制。歷史上，官逼民反的基本機制就是以暴制暴。而現在有了網絡技術，抗議者無需選擇暴力，因為網絡無限的溝通能力，為抗議者打開了合法鬥爭的無限空間。我們看到，這個歷史性的進步不僅給當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且給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既帶來歷史性機會，也帶來極其嚴峻的挑戰。
從最近政府的所作所為看，當權者完全沒有能力應對這些挑戰。他們的選擇，一是立惡法，如不久前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把一些公然侵犯基本人身權利的手段合法化。另一個就是赤裸裸地濫用法律，搞所謂政治問題經濟解決，徹底摧毀現存法律所剩不多的尊嚴。 這一次對艾未未處以巨額罰款，就是一個極端惡劣的例子。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現在的當權者，不惜冒瓦解社會全部基本秩序的巨大風險來鎮壓政治反抗。這無異於選擇讓整個社會與專制政權同歸於盡。
包括權貴在內的多數中國人當然不願接受這個選擇。因此，網絡時代的中國政治革命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能否有效地阻止少數當權者這樣一種極其危險，完全不負責任的政治行為。目前自發形成的踴躍借款給艾未未付政府罰款的運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一行動的發展將不僅讓我們看到中國社會中有多大的力量，以及成熟到什麼程度來支持一場理性的政治革命。這一事件的發展也將讓我們看 到，中共體制內的政治精英對於網絡時代的政治革命會如何反應。他們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政治智慧，與民間相配合，讓中國避免利比亞那樣一場玉石俱焚的戰亂。
因此，網絡時代中國政治革命的成敗，還取決於這場革命的參與者，能否充分利用網絡平臺，不僅激發更多人的政治熱情，同時也創造一種新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能支持讓願意講理的人即使不互相喜歡，但可以互相尊重，讓對話最大限度地替代槍炮。果能如此，則網絡時代的中國政治革命，就能戰勝更多的挑戰，成就一場光榮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