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11日訊】1948年11月，寄居在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家裏的哈佛大學客座教授錢端升，聞知中國國內「解放戰爭進展十分迅速，形勢發展令人快慰」，義無反顧地回到國內。1949年2月28日，中共新政權派遣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來到北大校園宣佈接管。5月4日，湯用彤被任命為校務委員會主席，錢端升被任命為常務委員和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在同年3月9日致費正清信中寫道：「以一個想要適應這個變動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我衷心讚賞這新秩序的創造者。雖然我自己……被誤解。」
6月中旬，「被誤解」的錢端升，在北大法學院組成以教授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會」，學習內容包括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新經濟學、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和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10月1日，錢端升「榮幸地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新中國的開國大典」。
1951年11月，隨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團到四川大邑縣觀摩土地改革的錢端升，回校不久便在《光明日報》發表《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承認自己「大大地錯了」。他筆鋒一轉，就把批判矛頭指向「前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先生」，說是「在他的領導之下，北京大學長期存在著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沒有被糾正的。」
錢端升接下來又把已故北大校長蔡元培，連同流亡美國的老校長加老朋友胡適牽連出來，充當政治清算的目標靶子：「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份責任的，而將他在北京大學的主要教育思想——— 所謂『思想自由』和『學習自由』——— 長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學之中的老一輩的教師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則應負更大的責任。」
稍微明白中共黨史的人都應該知道，假如沒有蔡元培的所謂「思想自由」和「學習自由」，李大釗、張申府、鄧中夏、高君宇、張國燾、黃日葵、何孟雄、羅章龍等人，就不可能於1920年3月在北大校園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也就無從談起。但是，在特殊氛圍之下，錢端升這種以政治正確歪曲改寫歷史事實，進而徹底斷送蔡元培時代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北大精神的表態文字，非但沒有遭受學術批評，反而贏得眾多政治待遇和權位獎賞。
只可惜好景不長，1957年6月，反右鬥爭全面展開，時任北京政法學院院長的錢端升被劃為「右派」，並被列入「章羅聯盟」的大名單。用陳夏紅的話說，「1957年錢端升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後，鮮有文字留世。從1957年開始，有近二十年的時間，錢端升就像消失了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