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12日訊】除了今年，過去的十年來，每年的9月11日我都在外或旅途中，其中5次是在飛機上。毫無疑義，每年的這一天，尤其是在飛機上時，我的思緒就會聯想到 9/11恐怖襲擊事件。
事實上，十年前悲劇的陰影至今還籠罩在我們的心頭，影響久長。
2001年9月12日，魏京生和我本應從華盛頓飛往瑞士。9月11日的早晨，我們在距美國國會大廈1公里，距五角大樓2公里的地方，收到了一個記者朋友的電話，叫我們立即去看電視。電視裡，世界貿易中心北塔正在燃燒，主持人在探討原因。但我們都認為，那是蓄意的行為。最難忘和痛苦的時刻是我正在對魏京生作「希望沒有另一架飛機去撞另一幢樓」的評論時，第二架飛機出現了。我不由地喊出：「美國被襲擊了！」
早在90年代起，特別是在1993年2月的世貿大廈爆炸案後，我就認為這種攻擊是不可避免的，儘管我不曾想像過9/11襲擊這樣的情景與恐怖。
在我們觀看電視的現場直播時，我聯想到下一個目標就該是華盛頓，尤其是美國國會或白宮。因此，當我們感覺到地面震撼以及之後的巨響和門窗的震動時，我查看的是國會大廈。起先報導的是美國國務院被撞，但後來被糾正為五角大樓。半小時之後，我們瞭解到，有第四架飛機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我當時就想，那也是針對華盛頓的。
想到由此所能造成的成千上萬的傷亡，我立即給紐約的親友們打電話確認他們的安全。電視上最悲慘的一幕是世貿大廈上的那些人尋求生路或只求速死，他們站在高樓的窗上卻又不敢跳下。那種無望的感覺真是令人寒心。
總就意外的非正常死亡作了思想準備的我，不免好奇那些可憐的人在此生命的最後一刻的想法，進而更對他們及其親人感到同情。
那天的後來，所有的飛機都停飛了。我們第二天的飛行也被取消了。只好通知在歐洲的主持人推遲我們的活動。魏京生還讓我打電話給一些美國朋友，包括國會成員的朋友，來表達我們的同情和支持。這其中包括美國眾議員考克斯，他後來成為美國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的第一任永久主席，其職責就是專門就9/11襲擊後成立的國土安全部予以授權和政策監督。多年來，為了一些嚴肅且理性的事務,我多次出入美國國會，很少有感情的成分。但那天晚些時候的一幕卻深深地打動了我：人們聚集在美國國會大廈的門口，以歌聲來表達他們的勇敢，他們的團結一心以及對國家和人民的熱愛。
我深信一個民主制度必須、最終也必將克服少數人的恐怖主義和專制主義，因為它有著人民的意志和力量。
那是混亂的一天，但也是體現人情和愛心的一天。我們收到了許多關心我們的朋友的電話。考慮到需要人獻血的可能，我也曾試圖與美國紅十字會聯絡，但沒有找到合適的人。像許多其它地方一樣，他們似乎也對這次襲擊缺乏全面的準備。
後來，老魏和我決定去五角大樓方向，看看情況並在可能和需要的情況下提供幫助。在我們從華盛頓的西南角，穿越波托馬克河行駛在395號州際公路上時，可以看到五角大樓另一面冒出的濃煙。有些穿著正式、公文包在手的人在高速公路行走。這是一個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場景。當時，去五角大樓的出口已被堵上，顯然已有很多急救人員。於是我們繼續南行，去店裡採購食品及其它用品以防不測。在購物和午餐後，我們發現395北行到華盛頓的路也被封鎖，所以我們不得不採取了一個靈巧的方式返回華盛頓。
之後的三天，為了避免我們在歐洲的活動不得不被取消，我花了點力氣終於靠「後門 」定了兩張於9月18日去蘇黎世的票。於是我決定在行前返回俄亥俄州。沒有北行的機票，我只好驅車回家。
二十多年來，在這條800公里長的華盛頓到托利多的路上，我來回上百次。但這一次的旅行卻是記憶最深的。那天路上車輛稀少，尤其是天上沒有飛機飛行的噴氣尾線！當夜色來臨，尤其是靠近賓夕法尼亞州的尚克斯維爾，星星顯得分外明亮。我無法辨別那是由於空氣污染減少的緣故，還是悲劇引發的感情型的誤差。
美國聯航的93號航班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的地點尚克斯維爾離70/76號州際公路不到 5英里，那是我來返華盛頓的必經之路。尚克斯維爾坐落在薩默塞特縣，是勞雷爾高地的一部份。這是我800公里路線上海拔最高的地區。它的冬天寒冷而又黑暗，常常還有鵝毛大雪，威脅著旅客們的前行。在那一帶，我的車曾在冬天拋錨過兩次，把我凍得夠嗆。然而，2001年9月中旬的那一天，當我開車路過93號航班在尚克斯維爾墜毀的地區時，感覺才是最冷的。
我崇仰93號航班上的那些乘客，他們是真正的英雄。面臨威脅和死亡，他們勇敢地與恐怖份子作鬥爭。他們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別人。
2001年9月18日，魏京生和我終於登上了去歐洲的飛機。飛機上有許多穆斯林，尤其是婦女和兒童。前途未卜，很多乘客顯得緊張和焦慮。
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不僅僅是美國人，也包括這些穆斯林。
我們的飛機離開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的機門??並上了跑道後，卻停了下來，整整好幾個小時。我注意到，機場上已沒有飛機的降落和起飛。之後，十多輛警車和軍式車輛包圍了我們的飛機。這使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我迅速地就權威方面一旦把我和魏京生分開的可能作了安排。果然，我們被告知，我們必須只帶上自己的身份證、機票和一個小袋子，立即離開飛機。黃昏的飛機口上，許多身穿深色服裝、手握機槍的美國法警嚴陣以待。我們逐一被仔細檢查。所幸的是，雖然沒有正式的護照，我們並沒有遇到太多的麻煩。我們被告知，在我們即將起飛前，聯邦調查局發現了一些事情。我雖不完全相信他們說的，不過也只好接受，就當是個演習吧。我們還被告知，航班必須推遲到明天。在此期間，杜勒斯機場手機信號被屏蔽了。結果又是一輪令人眼花繚亂的混亂，因為我得及時通知歐洲的主持人，不要從列支敦士登到蘇黎世來接我們。
在9/11悲劇的一個多星期後，我們終於飛往歐洲。在我們的飛機飛越曼哈頓世界貿易中心雙塔的上空時，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廢墟裡冒出的濃煙。想到兩千多條活生生的人命葬身在那裏，我的呼吸好像也停止了。
親身經歷、親眼目睹了這一切對美國的襲擊，以及恐怖主義造成的數千無辜人民的喪生，我相信並支持打擊恐怖主義的原則。然而，如何反恐，則是一個不同的問題。
2002年9月11日，我與魏京生在意大利的奧維多參加活動。那是非常忙碌的一天，但我還是抽時間觀看了有關美國的紀念活動的電視節目。
2003年9月11日，我在華盛頓特區。 在那3天前，我在美國國會的中國委員會講述中國沒有新聞自由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政權利用9/11悲劇且更加強了對自由的鎮壓。
那時，美國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目標的戰爭已經展開。那是場很不容易的戰爭。但人們是否意識到國家恐怖主義的災難？國家恐怖主義導致了成千上萬的無辜死亡，數以百萬計的群眾被迫害，數億的老百姓受打壓。
對我來說，每年的9月11日不僅僅是一個紀念日，更是一種啟迪：它激勵我們反擊恐怖主義，包括獨裁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2011年9月11日
──轉自《魏京生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