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12日訊】命運確實太神奇了，他從工人到反革命，從反革命到死囚，從死囚到革命英雄，從革命英雄到政界新星，這種翻江倒海地獄天堂的滋味，別人可能一輩子都碰不上，而曹志傑僅在兩年半時間裏，就嚐遍了。中共統治下的「荒誕劇」又這樣上演了。
曹志傑「翻江倒海地獄天堂」的人生
1976年，文革第10個年頭，中國人普遍對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所支持的“四人幫”的強硬派共產黨路線感到厭倦、厭惡。群眾藉著悼念被認為是溫和派的周恩來去世，間接表達對毛澤東政權的不滿。
經濟觀察報6月12日發表署名文章說，曹志傑本來是普通工人，如果不是周恩來去世、不是政治勢力「四人幫」、不是毛澤東路線遭人們反對、不是那場「『四‧五』運動」，他可能還是他，一個普普通通的的工人。
1978年10月11日，全國總工會第九次代表會議在北京開幕，幾天前還是普通工人的曹志傑，不僅出席這次大會，還破天荒地成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儼然一副政治新星的模樣。這一天，在主席團休息室，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找他談話，讓他擔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
文章說，聞知自己一步登天的那一刻，這個24歲的年輕人，有沒有發出人生無常、造化弄人的感慨？命運確實太神奇了，從工人到反革命到死囚，又從死囚到革命英雄到政界新星，這種翻江倒海地獄天堂的滋味，曹志傑僅在兩年半的時間裏就嚐遍了。
曹志傑和28個北京工人走向天安門
文章說，1976年1月，在當時的中國被稱為「道德楷模」的周恩來去世，骨灰被他的夫人撒到大海裡，而「四人幫」，玩了點手腳，阻止人們悼念周恩來。在那個少數人開始懷疑「偉大領袖」是否英明無比的歷史時刻，在那個文化大革命受到普遍質疑的特殊年代，周恩來的離世，被各種各樣的政治情緒所籠罩。
這一年3月30日，還有5天就是清明節，當天中午，曹志傑和28個北京工人紮了一個花圈，列隊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天安門——這個最高領導人接受億萬人民頂禮膜拜的政治場所，在這個象徵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紀念碑前誦讀他們的悼詞，悼詞中，有「敬愛的周總理」，還有「披荊斬棘」、「血戰到底」。讀完後，他們想將悼詞別在花圈上，可是，春天的北京風太大，別不住，只好將它貼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上。
江青惱火了 毛澤東發話：反革命事件
文章說，這個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第一篇悼詞」，被掌權者理解成別有用心的政治圖謀，是對最高領導人的影射，是對「四人幫」的討伐，是對個別垮臺政治家重新上台的呼喊，是對掌權者的大不敬。
曹志傑離開天安門廣場不過幾個小時，他的上級就把他叫過去訓斥了一頓。這邊，他的事情還沒完，那邊，天安門廣場上，越來越多的花圈，不但將悼念活動推向高潮，還出現了「惡毒攻擊」最高領導人夫人江青的演講。江青惱火了，中央政治局開會應對天安門前發生的事情。清明節凌晨，廣場上的花圈一夜之間全部消失。
事情沒有到此結束，毛澤東發話了，他給中央政治局寫了張紙條說，性質變了。附和他的人解釋說，就是變成反革命事件了。先是戒嚴，後是清場，北京市公安局在短短的時間內抓捕了300餘人。
曹志傑的噩運開始了，他在天安門廣場貼出的悼詞，是那段日子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第一篇悼詞，被稱作「丙辰清明的第一聲吶喊」，聽不得這聲吶喊的掌權者把他也逮捕了，他的案件被命名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中的「一號案件」。
曹志傑的死刑沒來得及執行 變「革命英雄」
文章說，其實，他在公共集會場所的甚麼「吶喊」，不過是一個公民行使憲法所賦予的自由表達的權利，然而，掌權者可不這麼看，他們或者他們的部下，或者部下的部下，一合計，給他「判」了個死刑。要不是幾十天後突如其來的唐山大地震擾亂了掌權者的陣腳，以致擱置了他的事情，世間可能再也見不到曹志傑了。
不久，僥倖逃離死刑的他，又意外走出了監獄，逃過了「反革命分子」常見的劫難，回家了。掌權者當中，要求對「『四‧五』運動」重新定性的聲音發出來了。因為毛澤東去世後無人護佑的「四人幫」垮臺了。
入獄兩年過後，當年組織人手逮捕他的北京市公安局進行複查，結論是：除了幾個偷盜的毛賊之外，包括曹志傑在內的388人，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這年底，中共中央在「全會公報」中公開宣稱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平反開始了，他的那聲吶喊，由反革命行動變成了革命行動，這個沒來得及執行的「死囚」成了「革命英雄」，開始走向政治前台，成了政治新星。
所謂平反 是為千千萬萬「反革命分子」等糾正錯案
幸運的不僅是388個無辜被捕的「革命群眾」，在那個「平反」聲勢浩大無邊的歲月，執政黨以紅頭文件的形式，為千千萬萬「反革命分子」、「地主」、「富農」、「壞分子」、「右派份子」平凡昭雪，恢復名譽，落實政策。
文章說，在法律人看來，所謂冤案、假案、錯案，本質上都是錯案，所謂平反冤假錯案，本質上就是糾正錯案，所謂「落實政策」，就是將國家非法剝奪的公民的政治權利、人身權利還給他們，借用一個法律專有名詞，這叫做權利救濟。
平反冤假錯案，是有中國特色的權利救濟。就像一場運動，有時候表現為暴風驟雨，比如曹志傑深陷其中的「四五運動」，對這次事件的平反，不是通過一個又一個司法審查，而是通過執政黨的紅頭文件，一次性了結。
被平反的人，甚至於與平反無關的人，都對這場有中國特色的權利救濟運動熱淚盈眶。然而，放眼人類法治文明的歷史進程，用法治理想主義的目光，重新打量這場通過紅頭文件而非司法審查啟動的，自上而下的，有步驟的，有計劃的權利救濟運動，我們會發現，其中的歷史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沒有法治
文章說，這場有中國特色的權利救濟，仰仗的是政策，而不是法律；靠的是紅頭文件，而不是司法審查。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沒有嚴肅的司法審查，就沒有嚴格的權利救濟，這是人類法治進程中一再被證明的歷史經驗。
遠在八、九個世紀以前，英國王室就下意識地使用了人身保護令。曹志傑出生的300多年前，英國就通過人身保護的法律，此後，在英美國家，一個身陷囹圄的人，一個被政府拘押的人，可以請求法官發出「人身保護令」，由法官在神聖的法庭上，對政府拘押他的行為是否合法作出判斷。
曹志傑也產生過這樣的念頭，他以「四五運動受迫害者公民起訴團」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了一份有200多人簽名的起訴書，起訴「四人幫」，以及送他入獄的北京市公安局長。擔心他們的起訴打亂了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兩個高級官員把他們勸退了。
其實，真要是起訴，還沒法操作。當時的中國，沒有民事訴訟法，沒有刑事訴訟法，沒有行政訴訟法，你告誰？告政府還是告個人？你要求誰還你被剝奪的權利，再從經濟上補償你，賠償你？甚麼都搞不清，一團亂麻。由此可見，面臨公檢法早已被砸爛的亂局，以執政黨的文件平反冤假錯案，可能是當時中國領導者所能想到、所能採用的最實際的辦法。
文章最後說，這個辦法喚醒了曹志傑這樣的公民沉睡已久的權利意識。30年後，曹志傑親筆撰寫了回憶「四五運動」的文章，字裡行間，不是個人命運的呢喃，而是制度設計的考量。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