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9日訊】一、南京事件前的回顧
四五運動三十周年，北春向我約稿。回顧那樣一個似乎遙遠，卻又近在眼前的時代，作為一個沒有參與具體事件，卻又被大家視為重要當事人和參與者的我，不由感慨萬千。
三十年，對於歷史，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對於人生，卻是一個漫長的歲月。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理解那樣的一個時代：漆黑的長夜籠罩著中國的大地，經過無數個運動的腥風血雨，全面專政的恐怖浸透了每一個人的心靈和骨髓。工廠裏，學校裏，單位裏，到處是大批判的戰場，無數的階級敵人戰戰兢兢地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批鬥和改造，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異常貧困、甚至忍饑挨餓的生活中，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地生活，防止那一天不小心，講錯一句話，寫錯一個字，突然成為階級敵人、專政對象。監獄中關押了無數的政治犯，不斷有反革命被送上刑場，執行槍決。他們有的人，不過是喊錯一句口號，發了一點牢騷，寫了一點帶有不滿情緒的日記。
但是，黑夜中，依然不時有劃破長空的閃電，向茫茫的、似乎漫無止境的、恐怖的黑暗挑戰。
由於文革的大規模動盪，把無數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推入政治。文革產生和揭示的大量現象，使他們迷惑不解。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拼命尋找當時很難找得到的各種書籍，如饑似渴的閱讀，探索未來世界和中國的道路。筆者正是這些人中間的一員。
這種學習和探索，文革、尤其是1971年林彪的出逃的實踐，使我發現並最後確信，毛澤東把歷史的方向搞反了。今後歷史的方向，不是全面專政，而恰恰相反，是當時被批判，被認為是十惡不赦自由和民主制度。1972年，我回杭州參與解決有關浙江問題時，有的同學問我今後的方向是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民主！」但是，當時，我得到我的理論發現和結論時，並沒有一種發現新思想的喜悅，相反，卻是勢必成為反革命階級敵人可能掉腦袋的恐懼。是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使命感，才使我從此投入了中國的民主運動。
1975年9月，我再次貼出《反對特權》《戰鬥宣言》《關於理論問題的問答》等四篇共約四萬字大字報。這一次，我把大字報貼到了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大字報當天深夜就被當局撕去。不久，江蘇省委派出七十多人的工作隊進駐南京制藥廠，召集一些大專院校的「理論隊伍」。在工廠和省市對我的文章進行批判。工廠裏，他們的「理論隊伍」也天天對我進行批判，與我辯論。從那以後好多個月內，這種批判和辯論成為南京和南京附近市民茶後飯餘，街談巷議的話題。結果，他們的批判不僅沒有取得勝利，相反，無論是工人、工作隊員出廠後的私下介紹，還是市民的議論，都說當局在辯論中辯輸了。
我的大字報和文章主要是論述反對特權官僚等級專制制度，實現自由民主制度的問題。文中順便點名批判了張春橋姚文元等理論權威。由於當時的政治慣性，在市民的議論中，批判張春橋姚文元等四人幫，幾乎被置於反對專制實現民主的同等地位。
南京事件發生時，我已經入獄近四個月。南京事件的十多個被捕人員中，除了一個遠在江北大廠區的南京鋼鐵廠工人鄭信是我的老朋友外[附注，見後]，其餘的人我都不認識。我們工廠附近的幾個，如制藥廠宿舍隔壁儀錶機械廠的工會負責人陳幫水，南汽制動器廠被捕的王運德等三人，對我瞭解較多但我不認識他們。所以後來這些朋友入獄後，被說成是我的同夥、同案，抄家時從有的朋友那裏抄出我的文章，這些朋友後來聚會時也說是受我影響而搞南京事件，這僅僅是一種思想影響。
二、南京事件的簡單經過
山雨欲來風滿樓。在冰凍的大地下，在全面專政的殘暴高壓下，地火在醞釀，在奔突。終於，它爆發了，這就是四五運動。四五運動是中共建政以後，中國老百姓第一次自發地大規模地對中共掌權者表達不滿的運動。周恩來的去世，成了事件爆發的導火線。而周恩來之所以成為老百姓表達不滿的幌子，乃是因為他與毛澤東四人幫殘暴專制有所不同比較溫和的形象。
四五運動首先是由南京事件發起的。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和四人幫用各種方法阻止悼念，引起人們的不滿。
3月24日，江蘇新醫學院200多名學生和教職工，來到雨花臺烈士陵園紀念碑前，悼念周恩來。一位工作人員以雨花臺不是悼念周恩來的場所為由，將花圈上的挽聯拿掉。當大家圍住他講理時，他一時心慌，稱自己是上海的記者，激起群眾的憤怒。
3月25日，《文匯報》刊登一篇報導，文章中有「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的語句。南京大學學生把這句話加了紅圈，貼到校門口。800多名學生（當時稱工農兵學員），分成20個小組，到鬧市街頭進行演講，在大街、車站和公共汽車上刷大標語。南京大學數學系電腦專業一年級的學生在黨支部書記秦鋒帶領下，來到南京火車站，在開往各地的列車上，刷上「文彙報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罪該萬死！」等標語。
3月29日夜至30日，更多學校學生來到火車站。當他們得知火車一出南京，大標語就被沖洗掉，就在車站工人的幫助下，用不易被沖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將標語刷在在南來北往的火車上。
在1976年3月末的幾天裏，南京城沸騰了，到處是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大標語，到處是看大字報、大標語的人群。當遊行隊伍出現時，交警為他們開綠燈，車輛為他們讓路，路邊的群眾駐足觀看，鼓掌致意。
南京反對「四人幫」的鬥爭，迅速傳遍了全國各地。4月1日，中共政治局開會討論南京和各地出現的情況。當天深夜，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南京事件」的電話通知。《通知》說：「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們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全部覆蓋這類大字報、大標語。」「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借機擴大事態，進行搗亂、破壞。」「對這次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人，要徹底追查。」
4月5日「天安門事件」後，4月16日晚8時，中央政治局為江蘇問題專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說：「南京政治事件同北京反革命事件，性質是一樣的，程度不比北京差。」要求江蘇省委、南京軍區黨委「對反革命要堅決鎮壓，對政治事件的策劃人、反革命謠言製造者要徹底追查，進行打擊。」
隨後，南京市各單位和解放軍駐寧部隊中，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查」。
三、我所接觸的南京事件知名人士
四五運動發生時，我正被關押在南京市看守所兩個人的小號子。過了幾天。突然推進一個年輕人，這就是南大電腦系的秦鋒。隨後的交談中，我知道了那些天外面發生的情況。我要他堅決頂住，說這個事情遲早要翻過來。上海幫有四個人（當時他們反對三個，沒有王洪文），別看他們倡狂，他們終究要失敗，估計半年到十個月之內，他們會遭到某種程度的失敗。而鄧小平，我們今後遲早要與他分手，但現在還要保他，他現在的被打倒，意味著他今後的複出。他說，你還仍然這麼頑固呀？問我有什麼根據，要與我打賭。我說根據浙江經驗，1974年翁森鶴等以民兵指揮部打下全省，浙江朋友到我這裏，說浙江完了。我說沒有完，翁森鶴他們的倡狂，不過半年十個月，就會失敗。我看這次上海幫也差不多。他要我再次確認時間，我說，半年到十個月，秋天，十月到十二月之間，失敗到什麼程度，我難以肯定。
我當時還偷偷批評了毛澤東的一些問題。這些大逆不道的談話，被同號另一個監視我們的刑事犯報告當局，結果，秦鋒被審訊人員痛駡，很快轉移到其他號子，而我後來則因此事和其他反四人幫毛澤東的言論，被帶背銬，及到四人幫垮臺消息傳來，才被解除背銬。這種長期背銬，往往是重刑犯死刑犯的待遇。如果四人幫不垮臺，我們的腦袋能否保住，顯然是個疑問。據我所知，當時南京事件被捕人員中，至少有兩個已經被預定判死刑。一個是電訊局老工人，審訊時看到自己預定的死刑判決，在號房自殺未遂。一個是軍人，在我隔壁號房，審訊時被說成徐水良同夥。他說我與徐水良根本不認識，怎麼是同夥？審訊人員說，你那裏有徐水良的文章，你們的思想都一樣。出獄後大家見面聊天，慶倖四人幫垮臺早，才保住腦袋。
以後唐山大地震，看守所犯人轉移到其他地方的監獄。我見到了原是老朋友的南鋼工人等幾個被捕人員，秦鋒也見到了其他幾個被捕人員，監獄轉移成為資訊交流機會，他特別把我對時間的估計，轉告了見到的各位朋友。
四人幫垮臺後，除了那個南鋼工人朋友，及到1980年本人和其他朋友努力營救，才得以平反出獄外，其他朋友很快釋放。但本人，雖然南京群眾和江蘇各方面強烈要求釋放，然而當時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卻極力反對，說徐水良雖然反對四人幫，但他反對毛主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要搞民主，比四人幫更壞，指示南京市再一次開展批判。結果就一直被關在監獄中。及到四五運動平反，南京事件被捕朋友聯合組織營救，上街張貼大字報，浙江大學領導也派出我的同學浙大團委書記，赴南京參與營救，在中紀委劉順元先生和其他一些部門領導人的關心下，才於1979年1月，得以平反出獄。
以後，南京事件被捕人員中有意繼續活動的，就在一起從事民主運動。全國四五運動的參加者，都在各地出版民辦刊物，成為七九民運的骨幹。南京被捕朋友也一再商量出版民辦刊物的事情，但因為筆者身體虛弱，回浙江老家休養，大家等我，刊物沒能辦成。以後大家做了一些張貼大字報和傳單等工作，再次被當局視為異己，受到嚴密跟蹤和盯梢。
當時浙大領導要我當浙大團委書記的同學，到南京動員我回浙大，說徐水良不回浙大你就留在南京，不要回來，及到你們一起回來。我到浙大看望老書記，他也立刻電話招來浙大醫院院長，說徐水良馬上回來，你帶他去浙江醫院檢查身體。因此我就準備回浙大。但南京事件被捕朋友到我宿舍，說我們營救你出來，就是要你帶我們大家繼續幹，你怎麼能拍拍屁股回浙江？我想了一下，覺得出於道義，只能暫時留在南京。不料這一留，就走不掉了。後來我同學按張黎群先生指示和受浙江方面使命，到南京跟我商量調我負責編輯出版《浙江青年》（後改名《東方青年》），結果我已經再次被捕，連來商調的他，也成為警方跟蹤的對象。
1991年5月我刑滿出獄，南京事件被捕朋友由秦鋒等出面，派車到鎮江接我出獄。不過，這時，雖然多數朋友仍然關心中國的民主事業，但大多已經淡出民運。這些朋友，有的成了個體戶或私營企業主，如秦鋒和鐵路分局的李永康等，也有的當了官，如原來是軍人的那個朋友。四五運動後成為團中央委員的李西寧，目前是加拿大一個大學的教授。南京郵電學院的三個學生，我與章勇山和他父親南大黨委書記章德有過交往，但第二次出獄後，怕對他們有不利影響，沒有交往。其他兩位，因為分配到外地，我大致只見過一面。原來是工人的朋友，則陸續退休。出國前，我還向其中一些朋友告別。我相信，儘管因為中共專制的極端殘暴，許多朋友被迫淡出民主運動，但是，他們中多數人，對民主事業關心和嚮往的心，卻不會死。
四、四五運動的性質
一些朋友不承認四五運動是民主運動。確實，四五運動沒有提出明確的民主訴求，而是以悼念周恩來為名，發洩對中共當權者的不滿。但是，一般說來，一個規模巨大的群眾運動，往往要比真正專門從事這種運動的人，要落後一個層次。例如四五運動前，我的大字報和李一哲的大字報，已經明確地提出和著重論述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專制制度和實現自由民主制度的問題，已經很明確地是屬於民主運動的範疇。本人文章還順便點了四人幫張、姚的名。但是，這之後的南京事件和四五運動，卻主要是以悼念周恩來為名，反對四人幫，表達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獨裁專制的不滿，重點在我順便點名的那部分而不是民主部分。八九民運有的參加者，不承認八九之前的民主運動是民運，但實際上，八九民運的民主訴求，整體說來，並沒有超過十年前的七九民主牆。原因就在於一個是少數先進分子的思想，另一個是大規模群眾運動，大規模群眾運動要以多數參加者的認識為轉移，與先進分子的認識，有一個時間上程度上的差距。
所以，對於四五運動，僅僅分割開來，從它本身內容看，確實很難說是民主運動。但是，如果擺在整個中國民主進程中來看，那麼，它無疑是中國民主進程和運動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不僅直接受這之前徐水良李一哲大字報的影響而產生，而它的結果，它的繼承者，也是七九民主牆和思想解放運動。四五運動的骨幹，大多數成為七九民主牆的骨幹。中共當局，即使在四五運動平反後的對它盛讚的高潮中，仍然把它視為異類。四五運動的參與者，仍然受到懷疑和監控，被當作異己分子，異議人士。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一直到後來，都認為四五運動有別有用心的幕後操縱者操縱。
四五運動對中國民主事業的意義，不可低估。四五運動畢竟是中共建政以後第一次自發的大規模的群眾反抗運動，僅僅天安門廣場，人數最多時就達到一百萬人。加上包括南京在內的全國各地的參與者，規模相當可觀。它第一次在大贊秦始皇的專制黑暗環境中，呼出了「秦皇的封建皇朝一去不復返了」的強音，對毛澤東和中共專制的衝擊力量，不可低估。它大規模地鬆動了被專制冰凍板結的土壤。它對中國社會的大規模反抗運動和民主運動，起了早期開拓的作用。它將在中國歷史佔據一個重要而光輝的地位，讓人永遠銘記。
[附注]：這裏順便提一下一個現在幾乎被湮沒、除了本人以外沒有看到有其他人提及的、中國民主史上的一個重要史實：鄭信先生和我另一個老朋友楊鐵夫先生，是文革以後，我能看到的最早提出「民主和法制」，「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口號，以及闡述權力制衡，三權分立理論的人。那是1974年3月以後的一段時間，他們看了我的《戰鬥宣言》等大字報和傳單，與我詳細交換了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自由民主制度等等許多問題的看法，幾乎完全接受了我的意見。1974年5、6月間，他們出版了一份鉛印的四開小報，發表了幾篇共約二萬字的文章，闡述民主法制，權力制衡，三權分立（當時他們著重舉的例子是公檢法三權分立制衡）等問題，在連雲港一個印刷廠鉛印了三千份，然後在南京街頭出售，散往全國各地，在南京引起相當轟動。我們廠職工看到報紙，都以為是我出版的，紛紛跑來問我，因為報紙思想與我的大字報文章思想驚人一致。我澄清是他們二個人出版的。他們提出「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口號，比著名的李一哲大字報早五、六個月。
2006-3-5日
轉自《網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