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習總「竟無一人是男兒」有感

何清漣:縱是擎天柱 難挽潰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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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01月30日訊】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於2012年12月「南巡」,引發了觀察人士認為「習宗鄧」的猜想。但最近人們才知道,中國官方公佈習的「南巡」講話時是不完全引證,近日據說是全文的版本在網上流傳,媒體稱讓期盼政改的人讀後深感失望。其中最有名的一段話是他談到當年蘇聯崩潰時所說:「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佈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其中「竟無一人是男兒」,典出五代後蜀國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國詩》。全文是:「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談蘇共亡黨「亡國」之教訓,竟引用失國君王之妃的名句,說明習總心頭的壓力很大很沉重。

這所謂全本南巡講話倒是沒有引起我半點失望,在「習近平:紅色政權的守護者」一文裡,我已經分析過,習總從來就不是一個立場模糊的人,他所說的就是他想做的,實際上能否做到則是另一回事。他一向就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有著清楚的認識,在保「紅色江山」這一點上,中共幾代元老絕對不會挑錯人。

但問題是:中國早就陷於全面潰敗的潰而不崩之局,就算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全是頂天立地的男兒,也難挽中共命運狂瀾於既倒。無論是蘇共的歷史命運,還是中共將來的命運,都不取決於領袖的個人意志,而取決於人心向背,只是中共始終不肯承認自己目前已經進入「名盡、親盡、信用盡」的「五盡之局」(參見拙文「『五盡』之下的政治衰變」)。

中共對蘇共垮台的認知,以新華社2011年12月25日發表的「蘇聯解體的原因和啟示」為代表。該文作者萬成才提出了八個問題,除了「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原因是什麼」比較中性之外,其餘七個問題主要是從中共一黨利益出發思考,如:蘇聯亡黨亡國對誰是喜事,對誰是悲劇甚至災難?蘇聯亡黨亡國對世界格局的主要影響是什麼?蘇聯亡黨亡國,中國應從中應吸取的主要教訓與警示是什麼?對發起蘇聯改革的戈爾巴喬夫應該怎樣評價。

上述問題,普京其實早已回答過了,他那段著名的話包含兩重意思,「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就是沒有良心」,是惋惜蘇聯由世界超級大國墜落為二等國家;「試圖恢復過去的蘇聯,就是沒有頭腦」,包含了結束蘇聯極權統治是順應時勢的明智之舉的意思。不過,中國媒體對此做含糊解釋,只強調前一句,並且讓讀者錯以為這是普京的全部意思。

事實上,外界早就非常詳盡地總結過蘇共滅亡的教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被歸納為三點,第一,蘇聯特權階層腐敗加劇了社會分離和社會對立,導致蘇聯知識分子與民眾對蘇共政權離心離德,蘇共垮台前產業工人甚至組織了全國大罷工,反對黨國官僚侵吞公產;第二,蘇共為了維持超級大國的霸權地位,與美國開展「軍備競賽」,最後導致財政困難;第三,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順應時勢,開展了「新思維」改革,結束了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專制。

且來看看中共目前面臨的處境與20多年前蘇共有什麼異同。

先談國際環境。在這一點上,中共無疑遠比蘇共幸運,其面臨的國際環境已經與前蘇聯面臨的國際環境完全不同。20世紀80年代,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極權體制真可謂「神人共憤」,教宗保羅高舉十字架,與美國里根總統共同領導了一場結束共產邪惡、拯救人類、捍衛信仰的正義之戰。「推倒這堵牆」(Tear Down This Wall)這一世紀的召喚,隨著里根總統的柏林牆前演說傳遍了世界,我在電波裡聽到這句話時熱淚盈眶。時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對此採取了順應民心、順應世界民主潮流的明智之舉,使蘇聯東歐用「天鵝絨革命」的方式開啟了民主化之門,並結束了「冷戰」。戈爾巴喬夫不僅是具有大智慧的20世紀的偉大英雄,還將名垂青史,為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們永久景仰。

斗換星移,世事滄桑。本世紀前十年中國崛起之時,正值歐洲走向衰落之日,歐盟的成立只是落日餘暉,讓德法等國重溫了一把大國夢。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則因反恐、伊戰等耗資甚巨,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而債台高築,國民現在普遍厭戰。在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之時,美歐出手已經是勉盡其力,目前對敘利亞的亂局根本無力顧及。這種情況下,美歐堅持對中國人權狀態表示關心,只能說是盡國際義務,再也沒有餘力像當年那樣,在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充當幕後強有力的推手。

然而,國際環境有利於中共,並無法減輕助習總的國內壓力。他除了「不做戈爾巴喬夫」這一決心之外,面臨的局勢真是非常艱困:

首先,中共特權階層與官僚集團的腐敗遠遠超過當年蘇共政治集團,追比蒙博托、卡扎菲等獨裁者。且不說彭博社與《紐約時報》2012年曝光的紅色家族,只要看看中國媒體的報導,就會清楚,凡屬肥水衙門的高官,動輒可以聚斂幾億、幾十億美元的財富,小小村官貪污上億的都已出現若干起。這種腐敗狀態遠遠超過當年的蘇共的特權腐敗程度。國內騰訊歷史頻道發表一篇《蘇聯70年腐敗史》,將以前諱言的蘇共腐敗翻了個底朝天,但從其列舉的事實來看,與中國近十餘年相比,實在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所謂蘇共高層的「特供」,不過是花錢買點專供特權階層的緊俏商品如歐美進口的酒、衣物、相機、香水等高級消費品之類,而中共各級官員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就已經進入「煙酒奢侈品基本靠送,收入基本不動」的境界。讓蘇共官僚階層望塵莫及的是中共官員的國際化生存,數百萬「裸官」家屬移民海外,他們唯一需要的「特供」,是中國生態環境瀕臨崩潰的產物,即保障其食品、飲水、空氣安全的種種「特供」。

其次,蘇聯當時國內經濟體系完整,國內資源充足,少有失業現象。而中國目前是資源耗盡,民不聊生,失地農民逾一億,城市失業者至少有數千萬。經濟改革的紅利基本在胡溫十年消耗殆盡。如同我2004年在「中國威權統治的現狀及其前景」一文中分析的那樣,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包括: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調節社會成員之間關係的道德倫理(文化親和力);社會成員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目前,作為中國社會長期生存要素的生態環境、倫理道德與生存底線都已陷入坍塌與半坍塌狀態,只剩下以政治暴力為主的政治整合力量在起作用。

這種情況下,只有中共政治集團才頑固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即使是最懼怕暴力革命的知識階層,也非常希望中共改革,放棄一黨專制,以規避暴力革命的風險。

當此時,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才是令世界景仰的中國「好男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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