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1月09日訊】被納粹法庭以叛國罪判死刑的馬克‧尼姆的最後陳辭：「所有德國人都知道天快亮了，只有你們還在堅守黑暗。」——題記
中國的清華大學要學生「精忠報黨」，北京大學要防堵學生「激進思想」。在一個思想受到限制，觀念需要防堵的大學裡，永遠不可能有獨立的大學精神，永遠不可能有世界級的大師，永遠不可能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其最大的成就無非是培養了多少幹部、培養了多少企業家、培養了多少億萬富翁。這樣的大學上和不上有甚麼區別？
燕京大學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意思是，只有掌握了真理你才能獲得自由，而你的自由是用來奉獻的。司徒雷登說：「我強烈地認為，人身自由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生存的條件，沒有這一條，我們所追求的絕大部份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無意義。」中國曾有過這樣的大學和校長，但是那是在60年前。
每一個北大學生都應該知道，你腳下美麗的校園是一個叫司徒雷登的美國人從軍閥手上買來、並一點一點建起來的。這個善良的美國人在遺囑裡希望他的骨灰能安葬在他傾注畢生心血的燕京大學校園，和他的愛妻為鄰。但我們卻沒能讓他如願以償。偌大個燕京校園居然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一個出生在中國的美國人，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獻給了中國，他為中國建設了一所成功的大學——燕京大學。他靠步行和騎毛驢為燕大找到了美麗的校園。他遊說哈佛大學和燕大合作建立了哈佛燕京圖書館。抗戰期間，為保護燕大學生，他被日本人關押四年。他是中國人民真摯的朋友。
在那個年代，一個既愛美國又愛中國的人注定是悲劇的。司徒雷登就是這樣一個悲劇人物。他說自己是中國人多於美國人。聞一多在《最後一次講演》中深情地讚美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可惜這段話在收入中學課本時被刪節了。而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使他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但歷史終究是不能被篡改的。
1908年6月23日，美國國會准將美國庚子賠款數減至1,365萬美元，並決定將已獲賠款的差額1,079萬美元退還中國，希望中國將退款用於辦學。兩國商定，中國每年送學生赴美留學，前身為留學生預科學校的清華大學就由賠款所建。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說，直到今天，新竹清華每年還收到庚子賠款支票。庚款的留學生計有：梅貽琦、胡適、聞一多、陶行知、竺可楨、趙元任、侯德榜、梁思成、錢鍾書、楊振寧、李政道、錢三強、錢學森、錢偉長、周培源、茅以升、朱光亞，李四光，鄧稼先、吳宓等。
洛杉磯加州大學60多名華裔學生和18名教授，2005年發起成立「中國關愛俱樂部」，他們與在美國的中國領養兒童交朋友、為仍然在中國的殘疾孤兒做手術募集資金。在美國，各種慈善團體在大學中比比皆是，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從學生時代開始培養。而我們培養大學生，最怕的就是太有社會責任，所以要有政治輔導員。
美國「富二代」馬修（Matt Dalio），他從17歲起開始資助中國殘疾孤兒。迄今為止已資助了1,000個孩子。並為其中的400個孩子找到了收養的美國家庭。我們的富二代在比跑車、比名牌、比泡妞，人家的富二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資助殘疾兒童。
美國人坐飛機花大錢來中國收養殘疾兒童，而汶川地震後，全國各地的中國人也坐飛機去了一大堆人要領養88個孤兒，到那兒一看個個都有缺陷，就跑民政部門問罪：你們憑甚麼把健全的孩子藏起來，給我們這些「歪瓜裂棗」？民政部門很委屈：沒有缺陷的孩子，人家爺爺奶奶都不給呀。最後，那88個孩子一個都沒被領走。
美國只是一種現象，「反美」或「愛美」事實上反映的是你所堅持的理念。但是我發現很多反美的五毛朋友，只是為了反美而反美。如，他會舉例告訴你，其實美國人也不尊重人權、其實美國也沒有民主。言下之意，他已經承認了民主和人權是好東西，因為美國沒有，所以美國不好。如果這麼反美的話，我和你們沒矛盾。
歷史已經證明，民主制度在實行經濟趕超時，遠沒有專制制度來得有效。但沒有一個專制國家在趕超以後能實現持續發展的。印度雖然表面沒那麼光鮮亮麗，但建國六十多年來，沒有發生過重大動盪，沒有幾千萬人死於非命。人民利益能得到保障，民族矛盾能妥善解決。國家政權也因民主的成熟，而不用擔心被推翻。
一個經常出入官場，黑白兩道均游刃有餘的富商，非常認真地問我的一位朋友：「你們這些人有甚麼不滿的，難道現在的生活不好嗎」？我的朋友說：「難道你真的不覺得沒有自由嗎」？富商真誠地說：「我真不覺得。我現在想幹的所有事情，政府沒有一件不讓我幹的。而政府不讓我幹的事情，沒有一件事是我要干的」。所以說，滿意不滿意和你要甚麼有關。
當一個國家失去了目標、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價值寄托、失去了信仰支撐。它還能追求甚麼？財富、金錢、權力、虛榮。人類最原始的慾望成了社會的共同追求，被文明拋棄的叢林法則又回到了我們中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