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2月02日訊】離上一次大面積的嚴重空氣污染還不到兩週，北京等中國東部城市本週再次發出嚴重霧霾警告。據報導，僅僅在北京市一百七十五平方公里的城區，每天竟然有四千噸重的污染物質在上空來回飄動。以一千萬城區人口來計算，人均污染物高達八市兩，相當於一個一般人兩頓米飯的份量。難怪有人不無幽怨地比喻道，北京市市民再次成為世界上功能最大的吸塵器！
當住在北京市的外國人因為空氣污染所引起的劇烈咳嗽去找洋大夫們看門診的時候，為了方便，那些洋大夫們不約而同地給此類呼吸道系統的疾病冠之以「北京咳」的別名。據說此事引起了北京官方媒體的憤慨，認為有意損害中國的名譽。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用一個更合適的醫學名詞來描述此病，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與這幾場嚴重霧霾給北京和其他中國城市市民帶來的健康損害相比，任何名聲損害都是微不足道的。
其實，如果對「中國霾」進行一番嚴肅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民眾除了對污染造成的健康損害感到不滿和無奈之外，更會對污染現象背後的利益分配真相感到憤怒。當前的污染實際上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不顧環境成本的快速工業化的一個後果。如果污染是對工業化付出的成本，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當人們被迫接受這個成本的時候，工業化的利益又是如何分配的呢？
工業化的利益分配是極不均勻的。在中國，用來衡量一個國家財富分配的基力指數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路攀升，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世界大國。無論用何種方式來估算，中國的基力指數都已經超過了百分之五十。將所有發達國家都遠遠拋在後面。在收入分配極度不均的條件下，假定人們接受的空氣污染是均等的，如果用「相對污染／收益比」來計算一個「相對污染」接受程度，窮人們接受的「相對污染」顯然要比富人們高出許多。
更何況，事實上中國的空氣污染在窮、富人之間的分配遠不是人們想像那樣地平均分佈的。表面上看，每個人都要呼吸空氣，住在北京的人，不論是中央的領導人、富裕的商人還是貧窮的市民，都在「平均」地呼吸著懸浮在北京上空的那四千萬噸污染物。其實這並不符合事實。
許多貧窮的民眾可能根本不會知道，在中國領導人和有錢人家中，有的裝有空氣淨化器，有的甚至裝有密封性能良好的空氣清潔系統。在一定程度上，這使得他們接受的空氣污染比貧困人口要少得多。更何況，不少有條件的人在「北京霾」來襲之前便已經逃離北京了。而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絕大多數普通上班族是無法享有類似的奢侈的。此外，即使是同樣由於污染患上呼吸道系統的疾病，富人得到的治療和窮人得到的治療也是有著天壤之別的。
其實，除了空氣污染之外，包括水源污染、食品污染等各類污染的背後都有類似的收益／成本比的問題。只不過為了維持穩定，這個淺顯的政治經濟學道理是很難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出現的。現在不少中國人都在期盼所謂的「習李新政」，侯任總理李克強也表示在應對污染問題上要有一番作為。我想，這個「新政」和這番「作為」是否也應該包括對污染背後的的政治經濟利益格局進行一番調整呢？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