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10月31日訊】1957年5月14日，鄧小平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指出：「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6]
指揮輿論造勢，鼎力助毛「引蛇出洞」
5月15日，毛澤東開始著手撰寫《走向反面（未定稿)》（後又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12日印發黨內。文中寫道：「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誘敵深入，聚而殲之」「讓人民認識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7]
5月16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聲稱：「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
這兩篇都是內部文件，當時並未公開。根據這兩份內部文件，鄧小平於5月18日審改《人民日報》社論稿《繼續爭鳴，結合整風》。同時，鄧小平也開始為開展「反右」鬥爭積極進行準備。
5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要求各省市黨委指導宣傳部門和黨報立即著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論點，準備在適當時機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8]
5月21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報紙宣傳報導問題，指出：「要組織力量搞幾十篇東西，由《人民日報》放出去。現在分門別類作準備，累計素材，有的寫長文，有的寫短文。」並作了具體安排，擬定一批題目和作者，確定審稿人和交稿日期。25日上午，主持書記處召集的各大報紙負責人會議，「研究如何寫文章回答黨外人士的批評問題。」[9]
5月23日下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整風鳴放情況和「反右派」工作部署的報告。
從鄧小平年譜語焉不詳的記錄中還可以看到，鄧多次主持召開書記處會議，研究部署整風反右工作；聽取各部門、各地關於整風鳴放的匯報；出席中央、地方會議，討論整風反右問題；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闡述整風運動的目的、方針、策略；傳達整風運動的指示精神。
鄧小平將毛澤東「反右運動」的「旨意」戮力落到實處。
充當反右急先鋒，將反右之火燒向全國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正式發動「反右運動」。
這份黨內指示中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10]
6月9日，鄧小平早就布置好的文章開始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
從6月5日開始，鄧小平穿梭於遼寧、吉林、黑龍江、瀋陽、西安、成都、濟南、上海、南京、廣東等地，聽取東北、西北、西南、華東等地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關於整風、大鳴大放情況的匯報，作報告、檢查、指導反右工作，再回北京將之上報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
回到北京後，鄧小平指導中共中央各部門進行「整風」、「反右」運動。7月上、中旬，鄧小平找中高級幹部開會和講話，指揮運動前進，繼續鼓勵「鳴放」，不厭其煩地強調「放長線釣大魚」、「大魚在後面才能出來」，讓「牛鬼蛇神都現出來」，並指示要再深挖、要加大對右派的輿論轟炸，真正的「大魚」還未出來，「反右」鬥爭必須繼續深入。
在7月8日晚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電話會議和7月12日晚的統戰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整風「反右」報告，說：「對右派打得要狠，不能溫情主義」，「狠就是用充分論點和事實根據駁得他體無完膚，這才是狠」，「打他兩下子不是狠，是粗暴」。在思想上對右派要做無一疏漏的地毯式駁斥，使之思想徹底「破產」。[11]
正因為有了鄧小平的「狠」，各地才有了中央這把「尚方寶劍」揮向「右派」，把「右派」斗得更加「體無完膚」。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說：「從今年5月開始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8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黨政機關、大專院校、民主黨派、新聞出版界、科學技術界、文藝界、衛生界中進行。8月以後逐步向工人、農民、工商界、中小學教職員展開。軍隊也同時開展了整風，現在正擴大成為全民的整風運動。」
在毛澤東謀劃指揮，鄧小平執行操作下，反右運動這把火從中共黨外燒到黨內，從大專院校燒到民主黨派，燒向全國。
主持制定《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手握生殺大權
反右一開始，中共對於如何劃分右派沒有正式文件。6月19日，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公開發表，文中提出六條區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標準，但沒有劃分右派的具體界線和標準，各地只能根據自己的情況定。但在那個寧左勿右、緊跟形勢的年代，說句提意見的話甚至領導不中聽的話都會被打成右派，可以想見，右派範圍、人數的擴大和急劇增加就在情理之中了。
7月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問題的通知》。通知把右派人數擴大一倍，全國的骨幹名單從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從400人擴大到800人。報紙上點名人數，也允許從右派骨幹總數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8月1日，毛澤東起草《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說：在深入揭發右派分子的鬥爭中，「右派分子將繼續發現和挖掘出來，人數將逐步增多。」據此指示，鄧小平領導的反右鬥爭領導機構，把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的、出身地主家庭的、國民黨軍官、國民政府官員家庭成員統統戴上右派帽子。他們中有的連一句反黨的話都沒說過，也硬給戴上帽子湊比例；有的被槍斃；更多的人自殺。被劃成右派的人遭受批鬥打罵，受盡屈辱，他們的家人也都成了賤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10月15日，中共正式發出由鄧小平主持制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此時距「反右」開始已超過四個月。薄一波晚年所謂，劃分右派的標準下達晚了，是「反右」嚴重擴大化的主要教訓之一，只不過是在為鄧找理由開脫而已。因為這個標準下發後，被打成右派的人數仍然持續攀升，除了與毛澤東指示將運動擴大範圍有關外，更是因為鄧小平對毛澤東指示的積極執行和對運動的大力引導。
作為中共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手握劃定右派的「生殺大權」。 7月，鄧小平指示相關各部門提出處理右派的方案。在八屆三中全會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鄧指出：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理，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處理不宜過分，以便對右派分子繼續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寬大無邊，混淆了敵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可見，鄧對於右派實是以中共的敵我矛盾來處理的。
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正是這個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的決定，將幾十萬知識分子打入了悲慘的人間地獄，更是在大饑荒到來時無人顧及而自生自滅。和前蘇聯古拉格一脈相承的勞教制度，也為中共以後隨意抓捕、關押、奴役、迫害民眾打開了地獄之門。
12月3日至6日，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關於國家薪給人員、民主黨派、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也同樣由鄧小平主持討論制定。
結語
反右運動，是中共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國家犯罪行為，毛澤東為了鞏固中共政權，消滅臆想中潛在的「階級敵人」，不惜動用國家機器構陷迫害眾多無辜的知識分子、愛國民主人士。作為毛的副帥、反右總指揮的鄧小平在運動中戮力執行毛的意圖和指示，積極領導、大力推動運動發展，將毛澤東的臆想變成血淋淋的現實。
55萬多知識分子因此被剝奪了最基本的人權，批鬥、凌辱、勞改、坐牢、刑訊逼供、強迫認罪、自污互污、超負荷勞役、累死、餓死、酷刑毒打致死、被逼自殺、槍斃、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滴滴血淚，罄竹難書！這些中共人為製造出來的「政治賤民」，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難逃一次次被打倒的悲慘命運。55萬多右派，除了幾個毛澤東留作反面教材的大右派，活到1978年改正時僅有10萬餘人。
根據中共的官方資料，1957年和1958年共劃右派552973人，1978年後「改正」（而非平反）552877人，整錯率達99.98%。就是這樣的錯誤率，鄧小平還堅持說：「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因而留下96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以維護他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的「光輝」形象。#
注釋：
[5]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63頁。
[7]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424-427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65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365、1366、1368頁。
[10]毛澤東，《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432-433頁
[11]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