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0月10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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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推行國家主義，那即需要建立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即建立全民所崇信的國家神話，這是推行國家主義的必要條件，為此方能凝聚民心，可使人民不計代價地為國家效力、奉獻，乃是犧牲生命。沒有人民對國家主義的自願接受、甘心為之效力、奉獻，國家主義則無法有效推行。國家主義的核心乃是凝聚全民之力量，由中央集權所支配。國家主義與民權對立，其將收納民權為國權。建立不起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即不能捕獲民心，使人民甘心情願地服從國家，為之奉獻、犧牲。現代集權國家均建立有相應的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比如希特勒德國的納粹精神，日本軍國的神道、武士道，蘇聯的共產主義，毛中國的「毛思想」等等。
民族國家（單一民族為主之國家）凝聚民心民力最得力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乃是鼓動民族主義，以民族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在國家遭遇危難時——如外敵欺淩入侵，宣導民族主義，可以凝聚民心民力保衛國家。這是正義之舉，天經地義。如果孫中山先生宣導三民主義，近現代中華民族百遭欺淩，「民族」自衛、自立、自強無可非議；以蔣介石先生為首的國民政府，高舉「民族大義」之旗幟，組織全民頑強抗日，可歌可泣。前蘇聯是共產國家，以「馬列」為國教，但是在衛國戰爭中，其之打敗德國依靠的是傳統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愛國精神，而非「馬列主義」。但是民族主義也是危險的，其是基於血緣的非理性情感，如果沒有道義的制約，即是毀滅性的邪惡、盲目之暴力。德國納粹即是民族主義之極端，其將德意志民族主義推至雅利安種族主義；「民族」尚具有文明之歷史、文化元素，而「種族」則是純生物性。
民族主義、種族優越是希特勒興起及納粹德國侵略擴張的精神核武器。十九世紀末，日本發動的一系列野蠻侵略戰爭，原動力也是民族主義，日本是神國，日本民族是神的後裔，天皇是神，由此日本有理由發動戰爭、統治它國。
基於人類生存的現實，民族主義不可否定，但是需有文明之制約，要以天下「仁道」、「公正」為前提，否則其就將走上邪惡。蔣介石先生領導中國民族抗戰八年，但戰後卻以德報怨，放棄日本賠款，此即「仁道」天下；反之，自明治維新，日本喚起的民族主義卻步入邪惡，不斷發動戰爭，掠奪侵佔它國，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
日本傳統主流意識是儒家與佛教之思想倫理。儒家以民為本，佛教乃是棄欲遁空，二者均不能支持國家主義。因此，欲實行國家主義，就需要建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即建立崇拜日本國家、民族的神話。明治維新運動中，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將日本原始宗教神道，改造為國家、民族神話，作為全民信奉的國家意識形態——國家神道，以鼓動民族主義。
神道本是泛神自然崇拜，是日本本土民間簡樸的宗教信仰。日本神道作為原始宗教，是未發展起來的初級宗教，屬於民間文化。其崇拜的物件及信仰觀念龐雜、混亂——號稱有800萬神，無經典、無宗主、無教義、無戒規，不成系統，無以組織國家、社會。正是因為神道本身之欠缺，日本才需要引入儒家思想倫理與佛教作為國家、社會的主導意識。但是要日本要鼓動民族主義，以外來思想為國家主導意識顯然不行，因此明治新政需要將本土原生宗教神道打造為國家宗教，作為國家意識形態，明治元年（1868年）正月，明治天皇下詔宣佈太政復古；同時即設置「神祇事務科」——後改為「神祇官」，後再改為教部省。同年10月，明治天皇親祭冰川神社並下詔宣佈祭政一致：「詔崇神社重祭祀皇國之大典政教基本。然中世以降，政道漸率，祀典不舉，遂馴致綱紀不振。朕慨之方今更始只秋，新置東京親臨視政，將先興祀典張綱紀，以複祭政一致之道也。」
1869年6月，明治天皇舉行親祭儀式，宣佈「祭政一致，皇道興隆」。此表明神道為國家宗教，政教一體。明治二年12月，皇宮內建成新神殿，供奉八神、天神地祇和歷代皇靈。1870年1月3日，在新神殿中舉行天皇親祭，並發佈《鎮祭詔》：「朕恭惟大祖創業，崇敬神明，愛撫蒼生，祭政一致，所由來遠矣。朕以寡弱夙承聖緒，日夜怵慯懼天職之或虧，乃祗鎭祭天神地祇八神曁列皇神靈於神祇官，以申孝敬庶幾，使億兆有所矜式。」次月，明治天皇作大教宣佈詔書：「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継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於上，風俗美於下。而中世以降，時有汚隆，道有顕晦，治教之不洽也久矣。今也，天運迴圈，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惟神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以布教天下。汝群臣衆庶，其體斯旨。」
1872年，政府任命神官、僧侶充任教導職。同年4月,教部省下達下達「三條教則」：一、以敬神愛國為本；二、明天理人道之事；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以此作為國家神道的宗旨。顯然「敬神」、「愛國」、奉戴「天皇」，三位一體，為國家之主導精神。
神道被打造為日本國教，這在日本維新運動中，是非常重要之事，其意義不下於立憲。其以天皇為在世神，至高無上，萬世一系，政教合一。神道宣揚，日本是神國，天皇是天孫降世，代表神，大和民族是「神裔子孫」，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應統治世界。儘管1889年頒佈的《大替本帝國憲法》規定，「臣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但事實上神道仍是國教，主導國家意識形態，直至1945。
自明治維新至二戰結束，神道碑稱作國家神道。「國家神道」這個專用語充分說明，神道為國家宗教。日本學者村上重良先生論述，所謂國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國家編造的國家宗教」，「是把神社神道和皇室神道結合起來，以宮廷祭祀為基礎，將(伊勢)神宮和神社的祭祀拼湊起來而形成的。」（引自郭冬梅《明治末期的神社整理與國家神道》）
為保障全民尊崇神道，明治政府將祭奠提升為國家行為，除天皇要主持每年的各種國家祭典外，且實行「一村一神社」制，國民均為「氏子」——天皇之子孫，崇拜神道為日本國民之義務。政府規定，每個教室裡要懸掛天皇的「禦真影」，師生每天清晨敬拜，並背誦《教育敕語》，忠君愛國為教育的主導思想，臣民需要為天皇、國家盡忠。明治維新，日本首次建立國家宗教，以國家力量建議統一的意識形態，並對全民進行強制性國家意識意識形態灌輸。自明治，至二戰結束，日本民眾之所以如此效忠于天皇與國家，日本軍人如此英勇，這是重要原因。
傳統上，日本神社都是民間神社，沒有國家神社。1869年，明治天皇喻詔，建東京招魂社，以祭奠維新時期為天皇捐軀的數千反幕武士。1879年，其改名為靖國神社，以祭奠為國犧牲的軍人。靖國神社由國家管理並支付費用，以天皇為首的政府官員每年都要到靖國神社參拜護國英靈，直至1945年。
為了確保神道作為國家宗教的統治，明治元年天皇頒佈《神佛判然令》，以將佛教從神道中分離出去。其後日本全國即爆發滅佛運動——廢佛毀釋，各地紛紛搗毀寺廟、焚燒佛像、佛經、法器，沒收寺院產業，大批僧侶被迫還俗，逼迫佛教徒寫「誓文血書」，改信神道。造成日本空前的佛教迫害和浩劫。這和中國文革為造毛為神，而爆發全國破四舊運動類似。欲立新神，需搗毀舊神。
1944年，神祇院發佈的《神社本義》充分體現了神道、天皇、國家、臣民彼此之關係，其闡述的國家神道教義：「惟帝國，乃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國，其神裔萬世一系之天皇，承皇祖神敕，自遠古至永世而為治。此乃萬邦無比之我國之國體。……歷代天皇與皇祖常為一體，以現世之神統禦世間，垂宏大無邊之聖德，國民浴此仁慈皇恩，億兆一心，奉聖旨，繼祖志，奉戴歷代天皇，發揮忠孝之美德，形成君民一致，無與倫比之一大家族國家，延續無窮不絕之國家生命，蓬勃發展。此乃我國體之精華。基於此萬世不易之國體，肇自太古，通于無窮，施之中外而不悖之道者，乃此惟神之大道也。然以最莊嚴尊貴之姿體現此惟神大道者，惟有神社。以伊勢神宮為首，坐鎮各地之神社，乃是顯現我尊嚴國體，永久鎮護皇國者也。」
建立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是明治維新的重要內容，甚至可以說是明治維新三大政治任務之一，另兩大任務是統一國家、建立中央集權。此三者的完成，標誌日本成為現代集權國家。
將神道打造為國家宗教，建立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就操作，日本做得很是成功。其讓舉國民眾欣然信奉，效忠天皇、國家，無條件盡力、奉獻、乃至犧牲生命。特別是，明治前日本人的國家觀念淡薄，因為是封建制，人們效忠的是領主，而非國家。民族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確鼓舞了日本國民，舉國奮發，迅速提高了國力，但著眼長久，這是很有害的，是將國家和人民推向毀滅之路。納粹德國、共產國家，也都是人為地打造國家意識形態，將國家帶向災難。廣義而言，其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質。具體而言，其讓國民之精神、信仰、道德服務於國家之政治。政治則是現實的、暫短的、變化的，此一時彼一時，而且可能是錯誤的；精神、信仰、道德則是民族漫長生存史凝聚、昇華的觀念、準則、規範，是永久的。讓後者服務於前者是自斷民族、國家之未來，以賭博當下。而且，政治一旦成為精神信仰，就會失去現實感，而盲動妄行。我們看到，當日本軍人、國民的民族主義、愛國熱情煽動起來後，就成為不可控的盲目力量，以致政府亦不可抑制。這是日本不斷發動、擴大戰爭，以致瘋狂的原因。如果不是美國、中國之仁義，日本既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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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非常善於學習的民族。近代，日本對於西方科學、技術、工業、辦學、現代管理等等，竭力學習，很是到位，加之日本人的勤奮、嚴謹、圖強，許多方面可謂是出於藍而勝於藍。明治維新學習西方，目的是富國強軍，即西學是「用」是「術」，強日乃是「本」。
明治維新，日本將西方的科技、工業、法治作為「用」「術」，但是其在向西方學習中，有一點是作為「本」而接受的，這就是「社會進化論」，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日本將之作為人類之真理，民族圖存之本，其立于世界根本之法則。「進化論」在自然科學中，是一種科學觀；但是挪用于人類文明則是野蠻的，其是動物法則，是反文明的。不幸的是，明治維新將之作為日本民族立世之本。明治維新此抉擇，說明日本文明是不成熟的，未出脫於野蠻。
日本作為一個孤立的島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基本是與世隔絕，缺少天下意識。當其國門被強行打開，所面臨的又是弱肉強食的時代，因此即簡單地接受了「進化論」，將之作為日本圖存之本。福澤諭吉于《通俗國權論》中言「置身此禽獸世界之中，終須訴諸一道，即決死之獸力也。質言之，戮乎、遭戮乎，前路僅此而已；此語絕非妄言。 一人處世之道是為如此，萬國交往之道亦無甚別」「列國交往之實，無非爭權奪利而已。……百卷萬國公法非比數門大炮，幾冊和平條約不如一筐彈藥。大炮彈藥者，器也，可將萬般有理化為無理也。……列國交往之道，滅乎、遭滅乎，前路僅此而已，此言亦不謬也。」故此，日本必須維新圖強，成為虎狼之國，「滅它」，而免「遭滅」。
《脫亞論》雖然僅是福澤諭吉的一篇短文，但是自明治維新，富國強軍，晉身西方列強之列，一爭天下，稱霸一方，便是日本的主體意識，上至天皇、精英，下至平民，其乃舉國全民族之意志。如《脫亞論》所言「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 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
福澤諭吉可謂日本近代精神之父。早期，其介紹西方社會、思想、文化，啟蒙日本國民，積極宣導民權：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個人獨立。但是隨著日本維新變革的成功及膨脹，福澤轉向國家主義，鼓動對外的擴張和侵略。
作為思想家福澤是短淺的，日人稱福澤的學問是「實學」，也就是福澤看重的是當下之實際。福澤處於人類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變的大動盪時代，其被西方工業文明的種種「進步」所征服，忽略了道義乃不可顛覆的文明之內核，由而也就忽視人類在現代化進程中野蠻、反文明的一面，以至他將「現代之野蠻」也當作文明與進步。這是他的欠缺。他的代表著作《文明論概略》的基本觀念：「野蠻、半開化、文明」論即屬此誤。
福澤的文明觀起碼有三個根本性錯誤：
1、以西方現代文明作為標準，衡量、要求各國家、民族之文明。《文明論概略》有一章，標題即「以西洋文明為目標」。如此，西方現代文明即是界定文明的唯一尺度、標準，如是除西洋現代文明之外，人類即無文明，均屬野蠻，至多是半開化。即使是西方思想家也從不敢這樣說。文明乃是人類族群的共生形態，其是在漫長的時間中，由經驗積累所逐漸形成的，包括語言、信仰、社會組織、行為規範、經濟方式、生活方式等等。不同的地域、氣候、種族、時代，文明體格不同。不能說埃及、瑪雅、中國文明不是文明；也不能說現代歐洲文明是文明，中世紀歐洲就不是文明；再，傳統的自然農業文明與現代工商業文明，根於人類不同的生存形態，為全然不同的文明體系，二者沒有可比性；怎麽可以用後者衡量、要求前者？傳統世代依靠雙手勞作的農人與華爾街的金融家怎麽比較呢？前者是半開化，後者是文明？二者處於不同的時代、不同文明體系中，無比較性。進行此種比較是荒謬，以後者衡量、要求前者本身更是蠻橫。
2、福澤沒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只是簡單地接受了現代西方文明的觀念。將人類歷史及文明看作是直線的，不斷發展、進步的，這是歐洲啟蒙主義的思想，福澤接受了此思想，因此才有「野蠻、半開化、文明」之說。「進步」論的思想之要害，在於其對「文明」的否定性與虛無，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否定今天，而等在前面的「進步」則是虛的，尚未驗證的，其可能真是進步，但也可能是陷阱是毀滅。其時，福澤身在落後的日本，前面尚有現代西方文明為榜樣，可學習追隨；但是如果他就是當時的歐洲人，又該如何？他前面的更「進步」更「文明」是什麽？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後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等。文明是人類群體共生之延伸，其是自成體系的生命體，有偶然之形成、也有衰亡之宿命；有生長、繁盛，也有衰落、腐朽；其可能勝利輝煌，但也可能挫敗、被消滅。人是宿命的，民族是宿命的，文明也是。文明一旦形成，便有內在文明基因之限定，其發展、進步均在限定之內。比如基督教文明，基督信仰即是其文明重要之基因，歐洲文藝復興之輝煌乃是其中世紀基督教信仰所結出果實，如果基督教信仰所儲備的能量耗盡，對基督的信仰死亡，基督教文明即滅亡。福澤激烈抨擊晚清之腐朽腐敗，就腐朽腐敗本身，他的抨擊是對的。只是他的判斷是錯誤的，當時中國腐朽腐敗並非是中國文明僅是「半開化」；中國文明是自圓的完整文明體系，甚至可以說是工業化之前，人類最好最健全，發展到極致的農業文明體系，以致其再沒有發展、改革、進步的空間，除非全盤打碎它。晚清之腐朽腐敗，一是因為中國文明本身發展到了極致，進入了晚期；二是因為當時清朝已有兩百多年，進入了一個王朝的末期；三是清朝是少數且落後的滿族統治，滿人自身的文明力量不足。作為統治提團，其在人數上，文明素養上——特別是精英階級，均陷入困境無力統治龐大的中國，更不要說領導中國之變革、奮進；其所有的心思和力量均用於如何維持住滿族的政權。
明治維新之成功，意識因為日本文明本身尚未發展充分，尚有較大的改變、發展的空間；二是因為明治政權是新生政權；三是日本是單一民族，處於當時弱肉強食的國際背景，其不團結也可團結，不奮發也必奮發。明治維新儘管竭力學習西方，但是其所維護的終究是日本民族與其文明，這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中體現的很清楚，其所以將天皇立為國家之本，即在以西法維護日本民族及文明之本體。明治以來，日本竭力扶植神道為國家宗教，意義也在此。福澤在《文明論概略》中說「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鞏固我國國體，為我皇統增光，這又何必躊躇呢？應該堅決汲取西洋文明。」
但是日本文明畢竟尚未充分成熟，特別是其作為島國，在歷史上與世隔絕；因此其突然面臨現代工業化、列強紛爭的世界，即恐慌，更被誘惑，
恐慌及誘惑促發其盲目的民族主義，而貿然、狂妄地投入列強分割世界之爭戰。日本民族被國力的迅速崛起及幾場戰爭的勝利，沖昏了頭。這是日本民族及文明不成熟之體現。於此，明治維新的政治家、思想家們，並不如中國洋務派領袖們；日本文明遠不如中國文明深厚、成熟。如果說，晚清之失敗、滅亡是宿命——命數已到，非人為所能救；但日本最終之敗乃是自找自毀，其完全可以有另外的選擇。福澤的思想顯示了日本文明之的欠缺。
當時，中國學人對日本的明治維新即有批評，如改良派思想家王韜。王韜
18歲中秀才，在家鄉設館教書。其後長期為英國傳教會效力，為其編譯中英書籍，包括翻譯《聖經》。他亦辦報、辦書局、作為主筆撰寫政論，並主持書院。其熟悉中國古籍，亦精通西語。他中年遊歷歐洲各國，並在蘇格蘭居住三年，曾受邀到劍橋大學演講。王韜也曾遊歷日本，並在英制香港居住二十年。其可謂通曉中西雙方文明之學者。其晚年受洗，成為基督徒。王韜主張維新自強，提出「振興中國，提倡西學」。其不僅不僅宣導學習西方的科技、工業、商業、教育、軍事，也呼籲改革中國之政體，行立憲、立議會、君民共主。王韜洞察世事，並不算保守。他贊成明治維新的諸多變革，並認為中國應該學習，但是他對日本「全盤西化」、「脫亞入歐」卻不認同，認為其「似乎不如中國的洋務新政『中體西用』來得穩妥」，他批評之「不能先天性存在『中』或者『西』的區隔，而實在應該以『善』與『不善』作為標準：『法茍擇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則合之道矣。』」（馬勇《從排斥到模仿：晚清官紳對明治維新的認知》）王韜可謂灼見，這一「善」字點出了明治維新的根本之欠缺。
我不否定福澤對日本於教育、思想啟蒙、學習西方文明中的正面、積極的作用與貢獻。但是他的「野蠻、半開化、文明」論、「脫亞入歐」論、「滅乎、遭滅乎」論，于日本於四鄰都甚有害。1895年，日本於甲午戰爭中大勝中國，福澤喜極而泣，言「自去年以來，在大戰中揚我國威於世界，使大日本帝國佔據重要地位……實為難以置信之幸福，憶古思今，恍然如夢，唯感極而獨自流淚耳。甲午戰爭等，皆為官民一致之勝利，其愉快、感激實難言表。我每每哭泣而言，只因長壽，才能見聞如此盛事……」。但近50年後，兩顆原子彈爆炸於廣島、長崎，喜極乎，悲極乎？由甲午到1945，這是同一條道路。
3、在《文明論概略》中，為文明界定三種形態：「野蠻、半開化、文明」，其界定的標準是能否「知運用自己的智慧去發明創造」，以「開發幸福的源泉」。當然，他也說「歸根結蒂，文明可以說是人類智德的進步」，這是對的，但是他在具體論述中則主要強調「智」——知識，因為「德」是不變得，沒有「進步」所言；而人類的知識、智所發明的蒸汽機、汽車則是不斷創新、進步的，且造福於人類。就「德」而言，東西方不相上下，信基督教的和信佛的，在道德上可達到同樣的境界。但是「智」就不同了。他說「以日本人的智慧與西洋人兩相比較，從文學、技術、商業、工業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從一數到百或數到千，沒有一樣能高於西洋，沒有一樣能和西洋相比擬的，並且也沒有人敢和西洋較量一番的。」「誰能以排子車和火車相比，又誰能以日本刀和洋槍相比較呢？我們還在流行陰陽五行之說的時候，他們已經發現了六十個元素。我們還在以天文卜吉凶，他們已經製造了彗星曆，並進而研究了太陽太陰的實質。我們認為人是居住在不動的平地上，他們已經知道地圓而且是轉動的。我們認為我國是至尊的神洲，他們已經足跡遍於全世界，到處開闢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齊備，遠比我們優越的東西很多。」「由此看來，目前我國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智慧是什麽呢？這是學者應該深刻考慮的。」也就是說，日本從半開化走向文明，就是學習西方「智」——知識、科技、槍炮、商業、法律等等，而無關「德」。但這恰恰是福澤文明論的有害之處，其在日本現代文明化的進程中，抽調了「德」——即文明的內核「道義」。正是由於日本在現代化的進程及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拋棄了「德」——道義，由而失去了文明對「用」、「利」、「器」的制約，而走上現代野蠻之途，肆意發動戰爭，瘋狂擴張，不僅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最終也幾乎毀滅日本國家與民族。
智、知識、科技、工業，乃至現代管理、法律等等都是中性的，其可用於善，也可以用於惡。為什麽說「道義」是文明的不可更變的內核，即在於要保障人類的智慧、科技、創造、發明等等，用於善，為人類造福，用於人類的共生，而非彼此的欺詐、爭奪、殺戮。凡新科技、新工業的發明創造，都有的雙面性，即可能為人類造福，但也可能危害人類及人類生存環境，因此當它們產生時，均要以「德」來審視，如何使之造福人類，同時充分考慮到其可能帶來的危害，加以防範。在前工業革命，帶來了現代化武器，當時歐洲的政治家門為之興奮不已，卻全然忽略了其危險性；他們像以往一樣草率地發動戰爭，卻未曾想到現代武器非人類帶來如此慘重的災難，其出乎當時所有政治家、思想家們的料想。二戰結束後，人類才有了對現代戰爭、原子武器的認識，有了對之一定的警惕和防範。因此冷戰期間，世界所幸未爆發原子戰爭。當今，人類文明面臨智慧型機器為代表的一系列新科技的挑戰，人類必需對之有「德」審視、限定和防範，絕不能將之當作文明的飛躍進步，全然接受。
在任何文明中，道義均是其核心價值，因為文明之目的是人類族群之「共生」，失去「德」之內核，「共生」即變為相欺相掠相殺。人類只有這一個星球，或依「道義」原則而共生，或因「滅」「戮」論而共同毀滅。如果是後者，人類的智與創造力再提升百倍又有何益？究兩次世界大戰之原因，即是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人的智慧、創造力、工業化、武器空前發展，但卻未能建立相應的人類「共生」之道義原則與規範，反之列強各國卻為欲為利為惡，強制、掠奪、侵佔它國，最終導致彼此之殘殺，並將整個世界捲入其中。在現代化的發展中，人們多見其帶來的方便、利益，但是人們卻忽略了其同時也是毀滅的力量，如果人們喪失警惕，對之沒有相應的道義制約與規範，人類即跌入毀滅的陷阱。這就是福澤「文明論」之要害，也是日本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致命錯誤，其由此走上毀滅之途。
福澤在《自傳》中說「只有人欲才是文明開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動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這樣說是非常危險的。欲望是生命的動能，當然重要；但是欲望本身是荒蠻的，需要文明的規範和制約。孔子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古往今來，人類任何文明體系，其首要原則都是「禁忌」，此是人類群體共生之前提，否則就將彼此殘殺罄盡。比如，性欲是人的最強大的欲望，乃欲望之根，為此人類各文明乃有對性地種種繁嚴禁忌。否則人類連近親繁衍這一關都過不了。因為人類文明有對性的禁忌與節制，人的性欲望方轉化為創造的動能，如宗教、科技、思想、文學、藝術等等。基督教文明之有如此巨大的創造力，對人欲之禁忌是重要原因，近代歐洲早期科學、思想、藝術產生於教會，文藝復興是中世紀基督教結出的果實。美國國家管理之有效有序、政治之清廉，根於清教道德，對人欲的節制。沒有文明的規範、道義的制約，人的欲望就將野蠻化。資本主義帶來巨大的創造力，但也帶來血汗工廠，販賣黑奴、鴉片，掠奪、戰爭、侵略它國，屠殺、奴役土著等等。人欲如果沒有節制，人即腐敗、墮落，而這正是福澤深惡痛絕的。
福澤「文明論」的要害是其抽掉了文明的核心——道義。「脫亞入歐」，日本自詡是脫離野蠻，走向文明，實則相反，乃是拋棄道義，弱肉強食，走向現代野蠻：發動戰爭，殘酷殺戮，掠奪、侵略、奴役它國它族。於西方文明，日本不僅學到了好的，更汲取了其最壞的一面——現代之野蠻，或說是野蠻的現代化，且變本加厲。悲哀的是，福澤及日本民族卻認為，這就是進入文明。這裡要說明，日本現代的野蠻化是對外的——對它國它族，而非針對本國人民；這是其與共產極權國家本質的不同。
福澤在早曾高呼民權、平等、自由、個人獨立，但是當其看到這於現實相距甚遠，即轉向「國權」主義。如前所引，其言「日本政治之至大至重者，無外乎帝室。」「天然的自由民權論是正道,人為的國權論是權道。……現已無暇顧及正道, 故而我敢從權道」,人民要以「國權為重」，「拿出全心全意，拋棄個人利益，甚至生命。」
進而，福澤鼓動國權對外擴張、對中、朝進行的侵略戰爭。1874年，日軍侵入臺灣，迫使清政府簽訂《北京專條》，並向日本賠款50萬兩白銀。福澤諭吉為之讚頌「終於迫使支那人拿出50萬兩白銀的賠款，這對於國家來講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情。」「此次勝利，使我國國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第一次有了明確的內外之分，鞏固了國家主義國體的根基，憑藉這種國權擴張的餘威，就可以平等地與西洋諸國打交道。」1882年，他在《兵論》中言：「如果支那最終不能獨立而落於外國人手裡，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觀，也應該奮起共同逐鹿中原。」1883年，中法在越南爆發戰爭，福澤為之撰文《東洋的波蘭》，演示日本與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其言「今天佔領臺灣全島和福建省的一半，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特別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區，在支那大明的末葉，一時為日本兵侵略之地，這是歷史上鮮明的事實，這次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國旗使之飄揚，可使日本國人得以滿足。」1884年，他在《戰爭一旦發動就應有必勝之信念》中說「如支那的戰爭若不能取勝，我日本人自今後不但永遠受支那淩辱，也會被世界各國所輕侮欺淩，最終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如果打勝的話，則我日本的國威不僅可以炫耀於東方，也會令遠方的歐美各國所敬畏。取消制外法權不必說，作為萬事平等的文明富強國，會永遠被東方奉為盟主。」「為了實現這一希望，我們的身家性命不足貴，願直接進軍北京決一死戰；我們的財產也不足愛，願全部充作軍費。舉日本全國之力即可達到目的。此次朝鮮事變若果真引發日支兩國的戰爭，則我輩可以斷言：日本必然勝利。」(《戰爭一旦發動就應有必勝之信念》。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福澤撰文稱「今天的戰爭雖是日清兩國之爭，實際上卻是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之戰，……此非好戰，乃是世界文明大勢賦予日本的天職，是不得不為之也。日本的太陽旗儘早在北京城迎著晨風飄揚，四百余州的全圖盡在文明的陽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輩翹首以盼。」
侵吞朝鮮、征服中國是日本精英階級在早既有的謀劃。16世紀末，豐臣秀吉初步統一日本後，即提出「必圖朝鮮、窺視中華」。德川幕府末期，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秘策》亦設計先佔領滿洲，再征服中國，西侵東亞大陸與南侵東南亞並進的路線，1853年美國「黑艦事件」後，吉田松陰提出「失之于歐美，補償於鄰國」的「海外補償論」。但這些尚是設想。隨著明治維新的成功，國力的增長，其成為日本既定國策，更重要的是天皇新政通過鼓動民族主義，使之成為日本全民族之意志、之精神、之理想。國家政治一旦被打造為民族精神、意志，其便被無限放大，以致失控。因此，日本發動了戰爭，即不能停止下來，而是隨著軍隊、人民「愛國熱情」的高漲，戰爭不斷升級擴大，甚至是軍隊、人民綁架政府，將戰爭推向毀滅的極端。問題是，福澤諭吉作為民權思想家，怎麽會成為對外侵略戰爭的狂熱鼓動者？他的愛國精神又是怎樣「幫助」國家、民族走向毀滅之途？作為思想家、愛國者，福澤於此是很失敗的。
太人，以防和猶太人通婚。。」希特勒的思想是建立在社會達爾文論基礎上的，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克的一次演說中說「大自然的全部工作是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劇烈鬥爭——強者統治弱者的永恆勝利。如果不是這樣，整個大自然就只有衰亡。違背這個基本規律的國家也將衰亡。」因此他認定「國家的安全不能寄託於別人的恩賜上，歷史總是在軍刀上前進，這個世界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嚴，就需要有強大的軍備。」「我們的鬥爭只可能有兩種結果：要麽敵人踏著我們的屍體過去，要麽我們踏著敵人的屍體過去。」當時，德國民族之擁護納粹，原因之一是民眾普遍接受了社會進化論。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加之社會進化論即是納粹主義，這與日本軍國主義是一致的。
達爾文進化論是自然科學，但是將之挪到人類社會即是災難；因為人類不是一般的自然生物，而是「人為」的結果。比如武器，是動物沒有的，其是人的創造。因此動物間的生存競爭是有限的；而人握有武器，如果對之沒有相應的「人為」制約——道義與規則，人類即會彼此殘殺毀滅。更重要的是，
社會進化論強調的是「生存競爭」，這與早期資本主義的野蠻掠奪與擴張是一致的。而大自然生態的大法則是平衡、共生、彼此依存；競爭法則從屬之。平衡、共生、彼此依存的生態一旦破壞，即毀滅之災難即來臨。近代以來，由於人類獲得超自然的能力，且而唯圖自身之欲望、利益、競爭、發展，而破壞了這個星球的生態平衡，大自然被人類掠奪摧毀殆盡，人類已是這個星球的災難。自然生態的毀壞，最終將毀滅人自身。自然生物的演變、進化史以萬年十萬年為單位進行的，而人類要在「吾生」之年，人為地幾何級數地推動人類的「競爭」、「進步」、「進化」，此乃是加速推進世界毀滅。
自然生態之平衡、共生、彼此依存是天道，「進化」「生存競爭」也對，但是寓於天道之中的小道，而「社會達爾文進化論」是人之妄道。人為欲望所驅動，欲望不可否定，其可創造文明，但前提是需有道義之制約，規則之限定，舍此人類生存之競爭即是彼此掠奪、殘殺與毀滅。中國文明「仁道天下」、「天人合一」之道統合乎天道，為人類終極之「大真理」，可謂天不變，道亦不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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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美國作為勝利國佔領日本。麥克亞瑟作為統治者，強力改造日本，主要包括：
1、審判戰犯。向世界宣示日本戰爭之罪，伸張道義，確立公正。
2、解除日本武裝，遣散其軍隊。立憲，保障日本永不能發動戰爭——日本不得有軍隊。
3、打掉天皇是神、日本種族優越的神話。讓裕仁天皇發表《人間宣言》，宣佈自己不是神而是人，日本民族不優越於其它民族。
4、清洗右翼骨幹。開展「公職追放」運動，將20萬右翼骨幹從政界、經濟界、文化界、報界清洗除去。
5、解散財團。明治維新後，政府扶植起一批大財團，以在經濟、金融上推行國家主義。麥克亞瑟解散了這些財團，以斷日本再鼓動國家主義的財路。
6、政教分離。明治後，日本政府將神教打造為國家宗教，鼓動民族主義。麥克亞瑟廢止了神道為國家宗教，實行宗教自由，政教分離。讓神道回歸民間，政府不得對之保護、資助，天皇亦不得參拜靖國神社。
7、改革教育。頒佈新教育法。廢除對學生進行民族主義、忠君愛國的思想灌輸，以美國為榜樣，以自由、和平、人權思想教育學生。
8、頒佈和平憲法，確立民主制度。包括：A、改革天皇為本的國體，取消天皇總攬國家統治權。天皇僅為虛位。B、改革議會制度，取消貴族院，議會不再對天皇負責，民選參眾兩院議員。C、改革內閣。內閣官員不再由天皇任命；內閣由議會多數黨組成。D、實行地方自治。地方官員由當地民選選出。E、給予婦女選舉權。
麥克亞瑟的這些改革可歸納為五大項：1、使日本永遠不能發動戰爭。2、解散中央集權。3、廢止國家主義。4、解體民族主義。5、推行民主制度。
此五項正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立國之根本國策的反動。翻過來看，如果當初明治維新不迷信「弱肉強食」和戰爭，不對外侵略、擴張；不強化天皇制的中央集權；不鼓動擴張的民族主義；不搞國家主義；切實推行憲政，那麽這也就是麥克亞瑟的日本道路了。與其現在，何必當初呢？
麥克亞瑟改造日本之成功，關鍵所在是保留天皇，這也是他對日本、對文明的一個偉大貢獻。不僅未審判天皇，而且維護了其榮譽，保留了其皇位，此於這場戰爭之災難，於受害各國及人民——特別是中國，是很不公正的。但是，就當時之戰爭、政治之現實 。
－－原載《議報》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