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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日訊】失業和下崗對當今的中國人來說，再也不陌生了。中國國務院今年頒發的《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白皮書也承認，中國城鄉就業矛盾依然突出，結构性失業更加嚴峻；而從1998年到2001年，全國就有2550万城市人口失業。那么中國各地的普通失業下崗工人究竟有著怎樣的生活狀態呢？9月25日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寇天力有四集特別采訪報道﹐以下為第四集。
第四集： 下崗失業自謀生路一言難盡
中國的河南省，地處中原，它既曾擁有過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也曾飽受過戰亂、飢荒和黃河泛濫的肆虐。當今的河南，雖然仍屬于傳統的農業省份，負擔著過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它也和全國其它地區一樣，出現有大批行走在貧困邊緣的失業下崗群體。這個群體中的一員，居住在河南省中部駐馬店市的韋鷗一家，為外界了解中國中部地區失業者的生活提供了一個窗口。
記者：韋先生，你原先在哪工作？
–我從69年參加工作后就先在一家工厂當工人。到了82年從工厂調出來就到了城建系統。八年以后，因為六四期間我搞了個捐款而受到牽連，他們就把我從城建系統給清了出來，讓我到了市政公司。這里雖說仍屬于城建系統，但跟原來的工作完全不同。原來的工作按照國內的說法叫做吃財政、吃皇糧的，工資是有保障的；而我另外到的這個單位則是什么都沒有保障。
記者：你是怎么下崗的？單位有沒有給你什么下崗費或失業補助什么的？
–這里情況是這樣的，整個河南的市政公司都不存在下崗問題，也不存在沒飯吃的問題，可只有我們駐馬店情況特殊。這是因為這里的主管單位把有關的工程項目都給截留了，有的呢是分給了他們自己組織的包工隊，有的是下面一些包工頭私下給他們送上禮物、或者給他們送了回扣，這樣這些工程就不明不白地分流了。所以我們這個公司從90年就開始走下坡路，沒什么工程，背上了很多的外債，差不多欠了兩千多万。到了95年，單位就開始讓工人們放假，也就是說，單位不給你開一分錢的工資，你也不要找單位的任何麻煩，單位不管你，你就屬于自行解散了，這樣我們就沒有任何的工資、沒有任何的下崗費。作為一個真正下崗的人，按照江澤民所說的，最少還應該能拿到一百六十塊錢的下崗費，可我們的情況卻是一分錢也沒有。
記者：那你有沒有找有關領導申訴你的困難呢？
–你為這個事情找他們，你就簡直成了個無頭蒼蠅，白費勁。找到他們任何人，他們都不給你答复，誰都不管你；沒人管這個事。
記者：那你找過嗎？
–當然找過了。找了我們主管單位，他們卻說’那你上班不就得了’；而單位里經理也很會作人，他說’老哥老弟，我現在也是實在沒辦法呀。你就理解理解我吧。你能作生意的話，你就發財去吧；要不然你就自己去想別的辦法吧’。你若找到了勞動部門，你會發現我們這個下崗根本就不在它所登記的下崗之列，不算這個范圍。你說我們算是上班吧，卻沒有班上，你說是下崗吧，又沒有一分錢的收入。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韋歐說，象他這种情況的工人在當地還有許多。不過，不同的是，他屬于雙職工家庭，他的妻子霍愛華今年44歲，也已經多年沒有工作了，因此，家庭負擔要比別人更重。霍愛華介紹她自己單位的情況說：
–我原先在紡織單位工作，從94年起我還上著班的時候效益就不是太好了。那段時間我身體不是太好，但還上著夜班；我想讓單位給我調成上個白天班，但沒給我調；于是，我就請了一段假。之后過了有兩年，大概是從97年，厂里就開始讓工人下崗了。我們厂里現在也有部分工人在上著班，我由于沒什么生活來源，所以也要求上班；但他們卻總是說讓我在家等著，因為他們嫌我年齡大了，不讓我上班。現在就是這么种情況。
記者：那么厂里給你發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下崗費嗎？
–啥都沒有！他們甚至還想讓我往單位交錢呢，說是讓我交錢辦個停薪留職。現在大家都已經下崗了誰還要那東西。所以我也沒辦。我們全厂工人都沒下崗費。去年七月份開始厂里有不少工人到市政府門前抗議，因為有些工人下崗后實在是沒辦法了。這樣，到市政府鬧了這么一下之后，單位就開始讓其中部分人上班、而另一部分下崗領取下崗費。我沒去要那點下崗費。
記者：那你為什么不要呢？你是怎么考慮的呢？
–我想，你若要那些下崗費，也不過就是每月領一百二十塊錢，而且也就發三年。而象我這樣的年齡再熬几年就能熬個退休，但如果我去領那每月一百多塊的下崗費的話，他們頂多就給你三年，而且這三年還不一定全給你，過了三年就什么都不管你了。所以我就沒要，心里想著再熬個四、五年，想熬個退休。好多人都是這么想的，都在等待著。可是等著等著，發現厂里連退休方面的福利好象也沒有了。
記者：你家里還有什么人？全家生活怎么辦呢？
–我有個姑娘今年18歲了，中專畢業，現在也在家閑著。她一開始先學了個裁減專業，畢業后我又讓她去學了個電腦培訓。所有這些學費靠家里是根本出不起的，所以最后是她姑媽幫忙出了一部分，家里出一部分。
記者：那靠什么維生呢？
–94年我們夫婦兩個都從單位出來后，一開始先在家門口擺了個攤，炸菜餃，賣稀飯，一天能掙個十五塊錢左右，非常地辛苦。干了兩年后，我們的房子就被拆遷了，所以就到了現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地方，街道很背；我們在這儿擺了個小煙酒攤，當時每個月最多能掙個兩三百塊錢。可這儿后來也拆遷，又走了一部分人，這樣，人少了，生意也就不行了，每個月也就只能掙個一百多塊，生活實在是難以維持。實際上，若是每月能有個兩三百塊，只要能把米面油鹽醬醋給買回來，我們也就知足了；至于菜，我們也不會講究什么，每次都是買些最便宜的吃，高檔的反正我們也吃不起。
韋鷗則更詳細地介紹了他失業后自謀生路的艱難經歷：
–說起這些，真是一言難盡。我下崗后可以說什么都做過，比如，賣過水果，賣過鞋子，炸過菜餃，賣過小吃，賣過米，賣過糖，總而言之，一般街頭上能干的活，我全都干過。另外，我們還存在這种情況，我們下崗失業的同時還赶上共產党搞建設、搞大拆遷，對我們來說真是雪上加霜。要是沒有不拆遷的話，現在的情況可能還會好一點；我們原先既有門面又有房子住，可它這一拆遷，害得我們既沒房主又沒門面，生意也就越來越難做下去了。在此過程中，還碰上各种各樣的管理部門，稅務方面，物价方面，總之共產党的這些管理部門簡直是多如牛毛；今天過來一幫人，明天又過來另一幫人，后天又來那么一大堆人，你根本分不清誰是誰，把你搞的十分的難以應付。所以，后來這几年里，我不但沒有賺到錢，而且還把前几年稍微攢下的一點點積蓄以及別人資助我的一些錢給賠了個精光。
目前，對于韋鷗一家三口來說，日子雖然清貧，但總算還能堅持著過下去，而且還過了這么許多年了。但現實生活里，除了油鹽米醬醋，還有其它許多問題需要面對。与大多數的中國家長一樣，韋鷗夫婦對自己的女儿也有著”望子成龍”的期望；然而，經濟上的困境使他們只能望洋興嘆。韋鷗說：
–從96年開始，我家里的情況就一年比一年差。那几年里可以說是非常關鍵，因為我女儿已經開始上中學，而后來中學就沒辦法上完，也就上了兩年多一點就輟學了。后來在親戚和朋友的幫助下，她才念完了個職業中專。我當然知道孩子的受教育問題是個非常重要的事。我想以后假如有條件的話，我還是想讓孩子繼續上學。現在這种情況下，無論上什么樣的學，她多上一點總是會比不上要好的多。多受些教育總是好的嘛。但目前我們對此卻是無能為力，沒一點辦法。
霍愛華則向記者談了她女儿和她本人的心理感受：
–從社會層面來講，她還是個年青人，還看不透社會和生活。她似乎有些怨言，覺得自己父母沒有本事，沒辦法幫她多做些安排。不過，雖然她看不明白社會，但現在下崗的人多，閑著的人也多，和她同輩的人也不只是她一個人閑著，好多人都是這樣在家閑著呢。
記者：那你有什么感受呢？是不是有很多怨言呢？
–還能有什么怨言呢？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失業下崗閑著的到處都是，太普遍了。心里當然對這個國家也不會滿意。
雖然霍愛華的語气中似乎帶著些許無奈，不過，日子總還是要過下去的。當記者再次打電話到韋鷗家時，他恰好剛剛結束一整天的奔波、回到家中。他說，他這一天又去了原單位，希望能找份儿活干干，但結果卻依舊很渺茫：
–從上個月開始我就一直斷斷續續地在找原單位。在這個月里，我已經連著兩個星期找了單位的經理和施工隊隊長。到昨天下午我給經理打完電話后，經理同意我來上班；至于說到哪儿上班，還要靠我自己去聯系。現在經理和隊長之間很可能是在踢皮球。看起來經理答應得很好听，可是他雖然答應得好好的，但人家施工隊隊長愿不愿意則還難說。所以說，上班一事還是個沒有把握的問題。
盡管如此，韋鷗并沒有气餒。他認為，嘆气、焦急、和抱怨，都無濟于事；目前所能做的就是要在無奈之中打起精神，盡快找出條路來，因為一家三口未來的日子還很漫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