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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日讯】失业和下岗对当今的中国人来说，再也不陌生了。中国国务院今年颁发的《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也承认，中国城乡就业矛盾依然突出，结构性失业更加严峻；而从1998年到2001年，全国就有2550万城市人口失业。那么中国各地的普通失业下岗工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状态呢？9月25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有四集特别采访报道﹐以下为第四集。
第四集： 下岗失业自谋生路一言难尽
中国的河南省，地处中原，它既曾拥有过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也曾饱受过战乱、饥荒和黄河泛滥的肆虐。当今的河南，虽然仍属于传统的农业省份，负担着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它也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出现有大批行走在贫困边缘的失业下岗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居住在河南省中部驻马店市的韦鸥一家，为外界了解中国中部地区失业者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
记者：韦先生，你原先在哪工作？
–我从69年参加工作后就先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到了82年从工厂调出来就到了城建系统。八年以后，因为六四期间我搞了个捐款而受到牵连，他们就把我从城建系统给清了出来，让我到了市政公司。这里虽说仍属于城建系统，但跟原来的工作完全不同。原来的工作按照国内的说法叫做吃财政、吃皇粮的，工资是有保障的；而我另外到的这个单位则是什么都没有保障。
记者：你是怎么下岗的？单位有没有给你什么下岗费或失业补助什么的？
–这里情况是这样的，整个河南的市政公司都不存在下岗问题，也不存在没饭吃的问题，可只有我们驻马店情况特殊。这是因为这里的主管单位把有关的工程项目都给截留了，有的呢是分给了他们自己组织的包工队，有的是下面一些包工头私下给他们送上礼物、或者给他们送了回扣，这样这些工程就不明不白地分流了。所以我们这个公司从90年就开始走下坡路，没什么工程，背上了很多的外债，差不多欠了两千多万。到了95年，单位就开始让工人们放假，也就是说，单位不给你开一分钱的工资，你也不要找单位的任何麻烦，单位不管你，你就属于自行解散了，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工资、没有任何的下岗费。作为一个真正下岗的人，按照江泽民所说的，最少还应该能拿到一百六十块钱的下岗费，可我们的情况却是一分钱也没有。
记者：那你有没有找有关领导申诉你的困难呢？
–你为这个事情找他们，你就简直成了个无头苍蝇，白费劲。找到他们任何人，他们都不给你答复，谁都不管你；没人管这个事。
记者：那你找过吗？
–当然找过了。找了我们主管单位，他们却说’那你上班不就得了’；而单位里经理也很会作人，他说’老哥老弟，我现在也是实在没办法呀。你就理解理解我吧。你能作生意的话，你就发财去吧；要不然你就自己去想别的办法吧’。你若找到了劳动部门，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下岗根本就不在它所登记的下岗之列，不算这个范围。你说我们算是上班吧，却没有班上，你说是下岗吧，又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韦欧说，象他这种情况的工人在当地还有许多。不过，不同的是，他属于双职工家庭，他的妻子霍爱华今年44岁，也已经多年没有工作了，因此，家庭负担要比别人更重。霍爱华介绍她自己单位的情况说：
–我原先在纺织单位工作，从94年起我还上着班的时候效益就不是太好了。那段时间我身体不是太好，但还上着夜班；我想让单位给我调成上个白天班，但没给我调；于是，我就请了一段假。之后过了有两年，大概是从97年，厂里就开始让工人下岗了。我们厂里现在也有部分工人在上着班，我由于没什么生活来源，所以也要求上班；但他们却总是说让我在家等着，因为他们嫌我年龄大了，不让我上班。现在就是这么种情况。
记者：那么厂里给你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下岗费吗？
–啥都没有！他们甚至还想让我往单位交钱呢，说是让我交钱办个停薪留职。现在大家都已经下岗了谁还要那东西。所以我也没办。我们全厂工人都没下岗费。去年七月份开始厂里有不少工人到市政府门前抗议，因为有些工人下岗后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样，到市政府闹了这么一下之后，单位就开始让其中部分人上班、而另一部分下岗领取下岗费。我没去要那点下岗费。
记者：那你为什么不要呢？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想，你若要那些下岗费，也不过就是每月领一百二十块钱，而且也就发三年。而象我这样的年龄再熬几年就能熬个退休，但如果我去领那每月一百多块的下岗费的话，他们顶多就给你三年，而且这三年还不一定全给你，过了三年就什么都不管你了。所以我就没要，心里想着再熬个四、五年，想熬个退休。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都在等待着。可是等着等着，发现厂里连退休方面的福利好象也没有了。
记者：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全家生活怎么办呢？
–我有个姑娘今年18岁了，中专毕业，现在也在家闲着。她一开始先学了个裁减专业，毕业后我又让她去学了个电脑培训。所有这些学费靠家里是根本出不起的，所以最后是她姑妈帮忙出了一部分，家里出一部分。
记者：那靠什么维生呢？
–94年我们夫妇两个都从单位出来后，一开始先在家门口摆了个摊，炸菜饺，卖稀饭，一天能挣个十五块钱左右，非常地辛苦。干了两年后，我们的房子就被拆迁了，所以就到了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街道很背；我们在这儿摆了个小烟酒摊，当时每个月最多能挣个两三百块钱。可这儿后来也拆迁，又走了一部分人，这样，人少了，生意也就不行了，每个月也就只能挣个一百多块，生活实在是难以维持。实际上，若是每月能有个两三百块，只要能把米面油盐酱醋给买回来，我们也就知足了；至于菜，我们也不会讲究什么，每次都是买些最便宜的吃，高档的反正我们也吃不起。
韦鸥则更详细地介绍了他失业后自谋生路的艰难经历：
–说起这些，真是一言难尽。我下岗后可以说什么都做过，比如，卖过水果，卖过鞋子，炸过菜饺，卖过小吃，卖过米，卖过糖，总而言之，一般街头上能干的活，我全都干过。另外，我们还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下岗失业的同时还赶上共产党搞建设、搞大拆迁，对我们来说真是雪上加霜。要是没有不拆迁的话，现在的情况可能还会好一点；我们原先既有门面又有房子住，可它这一拆迁，害得我们既没房主又没门面，生意也就越来越难做下去了。在此过程中，还碰上各种各样的管理部门，税务方面，物价方面，总之共产党的这些管理部门简直是多如牛毛；今天过来一帮人，明天又过来另一帮人，后天又来那么一大堆人，你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把你搞的十分的难以应付。所以，后来这几年里，我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还把前几年稍微攒下的一点点积蓄以及别人资助我的一些钱给赔了个精光。
目前，对于韦鸥一家三口来说，日子虽然清贫，但总算还能坚持着过下去，而且还过了这么许多年了。但现实生活里，除了油盐米酱醋，还有其它许多问题需要面对。与大多数的中国家长一样，韦鸥夫妇对自己的女儿也有着”望子成龙”的期望；然而，经济上的困境使他们只能望洋兴叹。韦鸥说：
–从96年开始，我家里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差。那几年里可以说是非常关键，因为我女儿已经开始上中学，而后来中学就没办法上完，也就上了两年多一点就辍学了。后来在亲戚和朋友的帮助下，她才念完了个职业中专。我当然知道孩子的受教育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我想以后假如有条件的话，我还是想让孩子继续上学。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上什么样的学，她多上一点总是会比不上要好的多。多受些教育总是好的嘛。但目前我们对此却是无能为力，没一点办法。
霍爱华则向记者谈了她女儿和她本人的心理感受：
–从社会层面来讲，她还是个年青人，还看不透社会和生活。她似乎有些怨言，觉得自己父母没有本事，没办法帮她多做些安排。不过，虽然她看不明白社会，但现在下岗的人多，闲着的人也多，和她同辈的人也不只是她一个人闲着，好多人都是这样在家闲着呢。
记者：那你有什么感受呢？是不是有很多怨言呢？
–还能有什么怨言呢？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失业下岗闲着的到处都是，太普遍了。心里当然对这个国家也不会满意。
虽然霍爱华的语气中似乎带着些许无奈，不过，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的。当记者再次打电话到韦鸥家时，他恰好刚刚结束一整天的奔波、回到家中。他说，他这一天又去了原单位，希望能找份儿活干干，但结果却依旧很渺茫：
–从上个月开始我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在找原单位。在这个月里，我已经连着两个星期找了单位的经理和施工队队长。到昨天下午我给经理打完电话后，经理同意我来上班；至于说到哪儿上班，还要靠我自己去联系。现在经理和队长之间很可能是在踢皮球。看起来经理答应得很好听，可是他虽然答应得好好的，但人家施工队队长愿不愿意则还难说。所以说，上班一事还是个没有把握的问题。
尽管如此，韦鸥并没有气馁。他认为，叹气、焦急、和抱怨，都无济于事；目前所能做的就是要在无奈之中打起精神，尽快找出条路来，因为一家三口未来的日子还很漫长。(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