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6日訊】（中央社記者黃季寬特稿）中共十六大即將於十一月八日舉行，自一九八九年開始主政迄今十三年的江澤民，將要面對個人權力交替的現實，中共新一代接班人也必須慎思如何處理所將面臨的挑戰。其中，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現象，就是一個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課題。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局長朱之鑫最近在北京指出，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問題﹁已到了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階段﹂。他說，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自一九八八年以來呈擴大趨勢，按可支配收入計，二０００年為三比一，按貨幣收入計為四比一，二０００年高收入戶人均純收入是低收入戶的六點五倍，而一九九八是四點八倍。
回顧中共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後富﹂的構想，希望經由容許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式的積累，改變毛澤東時期﹁平均主義﹂造成民眾一貧如洗的境遇。由於這與共產主義傳統思想南轅北轍，一度引起極左勢力不滿，出現許多﹁紅眼病﹂，視富人為不義。
正是在這種要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巨變中，產生了複雜的社會矛盾。一方面，中國大陸必須容忍個體戶、私營企業家、白領階層的財富累積，與農民、工人等收入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視貧困民眾的心理失衡，以免貧富差距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本來，解決問題的關鍵，應該是建立公平合理、機會均等的競爭環境，以及完善的稅法稅制，化解矛盾於無形。可是，江澤民主政十三年，從價格雙軌制到以官辦民、官商不分，從公有制為主體到不完善的稅制，始終無法跳脫共產傳統思想的束縛。於是出現﹁官倒﹂泛濫，﹁大款傍大腕﹂，賓士與騾馬大車同街，身價上億的富豪與溫飽都成問題的人比鄰而居的情況。這種因起跑點的不同而造成的嚴重貧富差距，成為中國大陸民眾的最不滿意。
廣東暨南大學財稅系教授楊光遠指出，改革開放短短二十多年，中國大陸社會﹁已經由平均主義盛行轉為一種貧富差距懸殊的狀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所作的抽樣調查，中國大陸城鄉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即高低收入差之比為零點四三四，﹁已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基尼系數正常的安全線﹂。
據人民日報所披露的一項資料，中國大陸最高百分之二十收入戶與最低百分之二十收入戶年人均收入比，在江澤民主政初期的一九九０是四點二倍，一九九三是六點九倍，而到了一九九八年已演變為九點六倍。與此同時，最高百分之二十收入戶所佔總收入的比重不斷增加，從一九九０年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一，成為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二點三；最低百分之二十收入戶所佔總收入的比重，卻從百分之九降為百分之五點五。顯示﹁共同貧困﹂的局面雖已消失，但﹁共同富裕﹂卻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楊光遠說，﹁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形成了馬太效應︰窮者越來越窮，富者越來越富。﹂
在市場經濟中，本來貧富差距是一項客觀現實，只要有合理的制度加以制約，問題不致於惡化，財富的積累反可成為進步的動力。但是在中國大陸，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卻成為﹁一個危險的信號﹂，因為造成貧富懸殊的原因，與腐化的權力有絕大的關係。所以，民眾對於腐敗和非法致富強烈不滿，對於自己絕對收益和地位的下降，在經濟上和心理上都難以承受。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今年三月在人大記者會坦承，貧富差距擴大，尤其是農民收入增幅落後的問題﹁最令他頭痛﹂，反映情況已發展到中南海高層都感受到壓力的程度。
為了消弭民眾的不滿，在十六大之前，中共加強了針對富人的查稅動作，先後逮捕了著名影星劉曉慶和被富比士評為中國大陸第二富豪的民營企業家楊斌。但如果不能從制度上、理論上化解造成貧富差距的結構性矛盾，那麼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就很可能會擴大，繼續成為十六大新領導班子的夢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