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6日讯】（中央社记者黄季宽特稿）中共十六大即将于十一月八日举行，自一九八九年开始主政迄今十三年的江泽民，将要面对个人权力交替的现实，中共新一代接班人也必须慎思如何处理所将面临的挑战。其中，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现象，就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最近在北京指出，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已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阶段﹂。他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自一九八八年以来呈扩大趋势，按可支配收入计，二０００年为三比一，按货币收入计为四比一，二０００年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六点五倍，而一九九八是四点八倍。
回顾中共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的构想，希望经由容许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改变毛泽东时期﹁平均主义﹂造成民众一贫如洗的境遇。由于这与共产主义传统思想南辕北辙，一度引起极左势力不满，出现许多﹁红眼病﹂，视富人为不义。
正是在这种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巨变中，产生了复杂的社会矛盾。一方面，中国大陆必须容忍个体户、私营企业家、白领阶层的财富累积，与农民、工人等收入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贫困民众的心理失衡，以免贫富差距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本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建立公平合理、机会均等的竞争环境，以及完善的税法税制，化解矛盾于无形。可是，江泽民主政十三年，从价格双轨制到以官办民、官商不分，从公有制为主体到不完善的税制，始终无法跳脱共产传统思想的束缚。于是出现﹁官倒﹂泛滥，﹁大款傍大腕﹂，宾士与骡马大车同街，身价上亿的富豪与温饱都成问题的人比邻而居的情况。这种因起跑点的不同而造成的严重贫富差距，成为中国大陆民众的最不满意。
广东暨南大学财税系教授杨光远指出，改革开放短短二十多年，中国大陆社会﹁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转为一种贫富差距悬殊的状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所作的抽样调查，中国大陆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即高低收入差之比为零点四三四，﹁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
据人民日报所披露的一项资料，中国大陆最高百分之二十收入户与最低百分之二十收入户年人均收入比，在江泽民主政初期的一九九０是四点二倍，一九九三是六点九倍，而到了一九九八年已演变为九点六倍。与此同时，最高百分之二十收入户所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从一九九０年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一，成为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三；最低百分之二十收入户所占总收入的比重，却从百分之九降为百分之五点五。显示﹁共同贫困﹂的局面虽已消失，但﹁共同富裕﹂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杨光远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
在市场经济中，本来贫富差距是一项客观现实，只要有合理的制度加以制约，问题不致于恶化，财富的积累反可成为进步的动力。但是在中国大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却成为﹁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与腐化的权力有绝大的关系。所以，民众对于腐败和非法致富强烈不满，对于自己绝对收益和地位的下降，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难以承受。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今年三月在人大记者会坦承，贫富差距扩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幅落后的问题﹁最令他头痛﹂，反映情况已发展到中南海高层都感受到压力的程度。
为了消弭民众的不满，在十六大之前，中共加强了针对富人的查税动作，先后逮捕了著名影星刘晓庆和被富比士评为中国大陆第二富豪的民营企业家杨斌。但如果不能从制度上、理论上化解造成贫富差距的结构性矛盾，那么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很可能会扩大，继续成为十六大新领导班子的梦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