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7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劉景燁波士頓報導）2009年12月7日，陳熊文（Moon Chen）去世前的最後一個動作，是豎起大拇指。按照他的次子——退休二星少將陳紹章（William S. Chen）的說法，這是飛行員表達「一切順利」的手勢，是華人文化中「最好」的意思，也代表著他的父親——一名前「飛虎隊」成員對自己人生的滿足。
陳熊文曾向兒子講過他在中華民國的飛行歷程，包括在陳納德將軍（Claire Lee Chennault）麾下從軍的一些經歷。他曾目睹「盧溝橋事變」，在日軍的槍聲中開飛機逃離北平；他曾駕駛飛機搭載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低空閃避日軍的追擊。二戰結束後，他又留在中華民國從事民航業務，直到1980年退休才返回美國。
「他（父親陳熊文）有過艱苦的生活，他必須依靠自己去學習很多東西。他的成功來自於他的魄力，他的抱負和他的熱情。」陳紹章說。
窮小子的飛行夢
在2021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81歲的陳紹章笑言，比起青年的自己，他父親陳熊文的青年時期可謂是艱難的。
那是在「西班牙大流感」和「大蕭條」的時代。陳熊文的母親Hayley Wong死於1918年的瘟疫，父親陳方則在1924年離世。15歲的陳熊文不得不在中學時期就開始工作，並與哥哥姐姐們一起養育年幼的弟妹。
1928年，陳熊文從中學畢業，進入密歇根大學就讀航空工程。那時候，他每逢週末都會到底特律的華人餐廳打工，以賺取學費和生活費。到了1932年，他獲得了學士學位。然而蕭條的經濟，以及航空業對華人的普遍歧視，讓他難在這個行業找到工作。
但是，艱難的處境沒有澆滅他的飛行夢想。畢業之後，陳熊文來到紐約，在布魯克林的一家高級中餐廳打工。在這期間，他帶著省吃儉用存下來的錢，來到位於長島的羅斯福飛行學校（Roosevelt Flying School）。這是他的偶像——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創造飛行紀錄前起飛的地方，也是陳熊文飛行事業的起點。
在他成為飛行員之初，他曾駕駛美國郵政服務的開放式駕駛艙雙翼飛機，往來於全國各地。他深愛著這份工作，因為飛行讓他在「大蕭條」後的黑暗歲月裡重拾信心。直到多年以後，他向孩子講起人生故事的時候，仍會感慨：「天空是我的極限，天空是我的夥伴。坐在全世界的頂端，雲海的上方，是多麼美妙的感覺——像是來自天國的祥和與寧靜。」
「天作之合」
陳熊文的父親陳方來自廣東開平，母親Hayley Wong是紐約的一名護士。因此，陳熊文從小就生活在粵語和英語的環境中，對普通話一竅不通。但他後來還是決定前往中國，這既是因為美國當時就業的艱難，也是因為他母親的遺願。
在臨終病床上，母親曾對陳熊文說，希望他能對中國的現代化有所助益。
於是1936年，拿到商業飛行員證書的陳熊文來到上海。舉目無親的他，唯一知道的，就是留美華人學生的「F. F.兄弟會（F. F. Fraternity）」俱樂部可以為會員提供食宿。也正是在這個俱樂部裡，他認識了從麻省理工學院（MIT）畢業的席德炯（Te Chun Hsi）。在席德炯的介紹下，陳熊文得到了中國航空公司（CNAC）的面試機會，並通過了飛行考試，成為這家公司的員工。
同年8月，陳熊文通過一名美籍華人「堂兄弟」的介紹，在上海結識了光華大學校長、中華民國前財政部次長張壽鏞的女兒張潄芬。基本只能說英語的陳熊文卻擄獲了這位名媛的芳心。兩人從1937年1月開始約會，到5月20日就結婚了。
在婚禮現場，這對新人得到了張壽鏞的好友胡適的祝福：「我知道新郎來自美國，數千哩之外的太平洋對岸。他是一位受過訓練的飛行員、航空專家。儘管中國在這方面還很年輕，但有了熊文的奉獻，中國會有光明的未來。我還被告知，熊文對他的夫人一見鍾情，這確實是很浪漫的，是天作之合。」
蘆溝橋事件逃亡
婚後的平靜生活只持續了不到兩個月。1937年7月7日，陳熊文像往常一樣從上海飛往北平。讓他意外的是，他看到中日軍隊在盧溝橋發生了衝突。於是他立刻通過廣播向南京的聯絡人員報告了這起事件。
當晚，陳熊文照常在北平機場降落，進入城內。然而他很快就意識到，北平可能要淪陷了。尤其日軍已經開始封鎖城市前往機場的道路，這更令他焦慮，因為他覺得自己有責任把飛機開回去。
次日，陳熊文找到了一名擔任郵局局長的兄弟會成員，後者把他藏在一輛郵政卡車裡，埋在一堆郵件包裹的後面。在開往機場的路上，卡車被日軍的崗哨逼停了。士兵們打開車箱，把刺刀插進郵件堆裡。幸運的是，藏在深處的陳熊文沒有被刺中。
就這樣，陳熊文得以來到機場，找到留守的機組成員，啟動飛機，駛上跑道。就在飛機滑行的時候，一群日本士兵追了過來，朝飛機開槍，但這沒能阻止起飛的過程。最終，陳熊文一行人把飛機毫髮無損地開回了上海。
後來，孫文的兒子、時任立法院院長的孫科聽說了這個故事，於是通過中國航空公司，邀請陳熊文前來南京，當面感謝他挽救飛機的英勇行動。
空中飛老虎
在一張廣為流傳的黑白泛黃照片上，留著平頭，穿著白衣，頗顯瘦小的陳熊文與穿著正裝的中外人士們站在密集的白色廠房前面。那是1939年7月，位於雲南壘允的中央飛機製造廠（CAMCO）建成投產時的高層合影。站在陳熊文兩側的，有總經理鮑雷（William Pawley）、監理邢契莘和航空專家王助等等。
中央飛機製造廠最初的廠址位於杭州筧橋機場，因此其正式名稱為「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在1937年8月遭到日軍轟炸後，中杭廠先後遷往武昌、漢口、昆明，最終落地在壘允。1941年7月，「美國志願航空隊（AVG）」來中國時，飛行員們便以中杭廠雇員的身分作為遮掩，實際駕駛P-40戰鬥機作戰，領取擊落每架日機500美元的懸賞。他們的戰鬥機前端都畫著凶惡的鯊魚，因此被沒見過鯊魚的昆明人稱為「空中飛老虎」。
從壘允廠建成後，一直到1941年美國對日宣戰前，陳熊文一直是這個飛機廠的雇員和新人訓練官，同時為美國志願者們提供協助。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陳熊文加入了美國空軍，被派往陳納德麾下的「駐華航空特遣隊」。到了1943年3月，「駐華航空特遣隊」被改編為「第14航空隊」。這兩隻部隊都以飛天老虎圖像作為標記，因此又被稱作「飛虎隊」。
那時的陳熊文已是一名軍隊中尉（First lieutenant），負責駕駛C-47和C-46軍用運輸機。「他對中國的地形和機場都比較熟悉，所以他告訴我的是，在許多方面，那時的軍事飛行與過去（在中國航空公司的）載客飛行很相似，只不過現在搭載的是中國要員。」陳紹章說。
他依稀記得父親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大約是在1943年的一天，陳熊文駕飛機搭載著蔣介石、宋美齡夫婦，被日軍發現了蹤跡。為了躲避日本軍機的攻擊，他操控飛機向下俯衝，在低空飛行了相當一段時間，而後才又拉升飛機，飛抵他們的目的地。
陳熊文還曾五百多次飛過殘骸遍地的「駝峰航線（The Hump）」，而沒有讓飛機受到一點傷害。但是對於這些任務的細節，他就很少向別人提起了。
「我父親其實很少談到特定的任務。你知道，許多退伍軍人，即使對他們的家人，也不會講很多（戰爭經歷）。但他確實說過，他很自豪能為陳納德將軍工作。許多曾為陳納德工作過的退伍軍人，都對他有著很強的忠誠，因為陳納德會為他們的福祉著想，會關照他的飛行員和地勤團隊。」陳紹章說。
長期的共事，讓陳熊文一家與陳納德一家結下了相當不錯的關係。在二戰結束後的1948年，陳納德的寵物臘腸狗下了一窩小狗，他便把其中一隻送給了陳熊文的孩子們，孩子們給它起名為「Josie」。大約在1956年，陳紹章16、17歲的時候，母親帶著他和哥哥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拜訪陳納德夫婦，陳納德便帶著他們兄弟倆出去釣魚。這些經歷，陳紹章至今記憶猶新。
飛行員的最好人生
據陳紹章形容，他的父親有著大嗓門，喜歡喝雞尾酒，在各種聚會中總是能成為人們的焦點。他的個性友善，熱愛交際，廣受好評，人們有事都喜歡找他幫忙。
1944年，軍銜為上尉（Captain）的陳熊文被陳納德將軍任命為駐中國空軍私人代表和聯絡員。二戰結束後，他又加入陳納德創辦的「民航空運公司（CAT）」，擔任上海區域經理。
到了1948年，中華民國軍隊節節敗退之際，陳熊文帶領公司分部遷往廣州，後來又撤退到香港。他乘坐公司留在廣州的最後一架飛機離開了中國大陸。
1949年11月，中國航空和中央航空公司員工投共之後，中華民國為避免兩家公司留在香港的71架飛機落入共軍手中，決定將飛機產權賣給陳納德在美國成立的民航空運公司。為了符合法律，CAT還必須先收購泛美航空（PAA）持有的20%中航股權。
當時，陳熊文作為CAT的代表參與談判，隨後帶著用於購買股權的125萬美元支票前往香港。路上，他乘坐的飛機遇到了颱風，不得不暫停於海南島。那時，陳熊文的心臟一直在猛烈地跳動，直到他安全地來到香港，把支票交給泛美航空的代表後，才鬆了一口氣。
到陳納德1958年去世之後，陳熊文卸下了CAT副總裁的職務。後來在70年代，他曾就職於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擔任過該公司在台灣的F-5E戰鬥機共同製造項目主管。這也是台灣航空工業最早期的項目之一。
陳熊文在中華民國工作了44年，直到1980年才退休返回美國。他夫人張潄芬在他們結婚的第71年去世。1年之後，陳熊文也來到了彌留之際。在病榻上，他對前來探望的後輩們說，他對自己101年的人生是滿意的。
「飛行員在駕駛艙裡，在加速飛機引擎的時候，他們會給地勤人員一個大拇指，意思是一切正常。當然，在中文裡，大拇指的意思是『頂好』。當我父親用這個手勢的時候，他要表達的是，他的人生是最好的，一切都很好，不要擔心。」陳紹章說。
子承父志
談起父親的過去，陳紹章感到既有後悔又有自豪：後悔的是他沒能足夠地了解父親的事蹟；自豪的是，他與兩個兄弟都在父親的影響下參軍服務，他本人更成為了美國陸軍史上首位華裔二星將軍。
「在這樣的家庭裡成長，我經常聽說陳納德將軍和飛虎隊。我父親的許多朋友也都是二戰老兵。我1956年上大學，那是朝鮮戰爭的兩年後……我們（我與兄弟）談話時，經常對自己說，假如有另一場戰爭，我們會希望作為軍人參戰。」這位退休少將說。
進入密歇根大學之後，陳紹章很快加入了預備役軍官訓練營（ROTC）。他於1961年在該校拿到航空宇航工程碩士學位，隨後立刻參軍，以少尉軍銜（Second lieutenant）被分配到華盛頓-巴爾的摩（Washington – Baltimore）防空區，由此開始了他32年的軍旅生涯。
而就在陳紹章入伍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讓他必須準備參戰的危機事件。那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蘇聯將足以威脅美國本土的中程導彈部署到了古巴，而美國的防空系統卻只能針對飛機，而難以防禦中程導彈。
當時的陳紹章是防空區火力指揮中心的戰術控制員，參與向導彈部隊指出打擊目標的工作。「有一段時間，我們的警戒狀態升級了，所以我們那時輪班工作，上班24小時，休息24小時……我們的導彈部隊處於高度警戒狀態，然後就等著看會發生什麼。」他說。
在美蘇談判解決危機後的第二年，陳紹章轉到了阿拉巴馬州的導彈指揮中心，參與導彈研發項目，包括研究和測試戰術導彈攔截系統。到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他還曾被派往越南、寮國、泰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為抗擊共產黨的本國軍隊擔當顧問。
在一張略顯模糊的彩照上，瘦高的陳紹章戴著綠色軍盔和墨鏡，穿著綠色短袖軍服，右手握著一枝步槍靠在腰間。他站在一片荒地上，面帶笑容。那是他在越南拍的照片。
「當我穿著制服的時候，我為能作為一名美國人來服役而感到自豪。而且在我整個服役過程中，這種感受一直都有。」陳紹章說。
臨危受命
1989年10月，49歲的陳紹章晉升為二星少將，成為美國陸軍史上首位華裔少將。然而談起晉升經歷時，這位少將卻說，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1986年獲得的一星準將軍銜（Brigadier General），因為那是他臨危受命，而後突破難關的成果。
1984年6月的一天，已在榭樹導彈系统（Chaparral Air Defense Missile System）項目擔任主管兩年的陳紹章接到了一名三星中將（Lieutenant General）的電話，要求他接管一名準將負責的項目「師級防空武器系統（The Division Air Defense Gun System）」。
這樣的任務，讓當時只有上校（Colonel）軍銜的陳紹章感到意外。而且這個項目本身也讓他感受到壓力，因為各大媒體正在報導這個系統的雷達失靈問題，而且國會還以缺乏實兵對抗評估為由，扣押了該項目的採購資金。換言之，這個項目有可能倒閉。
儘管如此，陳紹章依然毫不猶豫地接過了這個爛攤子。「我覺得如果一個地方全是壞消息，那麼這裡就有機遇，就有改善的機會。」他說。
當時，幾乎每個相關的人都知道新系統需要實兵對抗評估，但是沒有人撥給資金，也沒有人做任何事來解決這個問題。事實上，實兵對抗評估本應由一名二星少將統籌，而不是由項目主管負責。但是，陳紹章決定扛起這個責任。
一天，陳紹章接到了他的中將上司的電話，要求他前往德州的布里斯堡（Fort Bliss）會面，因為四星上將副參謀長要在那裡聽取防空中心報告。陳紹章立刻回應說，希望中將能安排他與上將私下碰面，討論師級防空系統的實兵對抗資金問題。
不過他沒能約到上將，因為所有將軍都被邀請去了一個早餐會，而不是將軍的陳紹章沒有受到邀請。
在那之後，防空報告會正常舉辦，但沒有人提到師級防空系統實兵對抗評估的問題。直到下午3點，上將說他要走了，而後卻突然轉向觀眾席說：「比利（Billy），你有什麼要說的嗎？」
陳紹章非常驚訝，因為他想要的是私下會面，而不是在大會上發言。但這時他已沒有退路。他意識到，自己必須給出簡短有力的「電梯發言（Elevator Speech）」。
站在一群將軍的面前，這位上校看著四星上將說：「先生，我需要您的幫助。在國會要求的運行評估方面，我們沒有錢，沒有測試計劃，沒有任命測試部隊，沒有測試範圍。」
話音剛落，陳紹章就預感到，上將要採取行動了。果然，他轉頭對一名中將說：「這件事我們到哪裡了？」
中將說，目前有一筆7500萬美元的研發資金，但需要一些時間才能把這筆錢調整為運行和維護用途。
「解決它。」上將站起來說，然後就走了出去。一段時間之後，資金到位，使項目流程得以繼續推進。
在那次會議之後，陳紹章登上了前往達拉斯（Dallas）的飛機。他在頭等艙看到了三名與會的將軍在對他笑，其中一人還對他豎起了大拇指。
在接下來的陸軍參謀長簡報會中，陳紹章剛發完言，便聽參謀長對他說：「開完會過來見我。」
陳紹章很納悶，心想：「長官想要什麼？我做錯了什麼？」
然而會後，參謀長卻對他說：「後天新的準將名單就要出來了，你在名單上。恭喜你！」
陳紹章非常高興。但當時他還不能公佈這個消息，只是與夫人——席德炯的外孫女蔡志麟分享了喜悅。
到了1986年的5月，站在一星準將晉級儀式的現場，那是陳紹章一生中最自豪的時刻。在那一天，他的父母和哥哥都參加了晉級儀式，目送他在密歇根大學戰鬥曲《勝利者（The Victors）》的激昂樂聲中上台。
「讓我告訴你，我在被任命為一星將軍時的晉級演說中都講了些什麼。我大致談道，觀眾席上有我的父親，他是二戰時期的上尉；有我的哥哥，他是後來的上尉；我有個弟弟，他也是上尉。所以上尉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軍銜，直到今天為止。」陳紹章哽咽地說道。
無名英雄
2021年5月31日，退伍28年，從國防公司退休10年的陳紹章來到波士頓公共公園（Boston Common）。81歲的他穿著黑西裝，戴著黑色的「Veteran（退伍軍人）」鴨舌帽，在集會人們的歡呼和掌聲中緩緩走上帕克曼高台（Parkman Bandstand）。
他為在場的波士頓市長珍妮（Kim Janey）帶來了一件禮物，即由他主編的新書《無名英雄（Unsung Heroes）》。
書的封面印有75位美國華裔二戰老兵的相片，其中之一是他的父親陳熊文。書名下方的文字寫道：「銘記並致敬華裔美國人二戰老兵，國會金獎章的得主們。」
陳紹章和支持者們從2017年開始在國會推動《二戰華裔老兵國會金獎章法案》。他形容，這可謂是「根本無需思考的」法案，許多議員一聽到他的介紹，馬上就表示支持。因而這個法案在2018年底就獲得國會通過及總統簽署。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於2020年12月9日主持了頒獎儀式。對於已經去世的軍人，他們的家人也可以領取這個金獎章。
陳紹章說，二戰時有約兩萬名華裔美國軍人挺身而出，他們中有約400人仍然在世。在戰爭結束的75年後，這些久遭「遺忘、忽略和排除」的老兵們總算得到了應有的榮耀。
「他們證明了他們的能力、忠誠和愛國。儘管有1882年《排華法案》的歧視問題，他們仍然自豪地作為美國人而服役。我們的華裔美國人二戰退伍軍人，通過他們的犧牲和勤奮，幫戰後的所有華裔美國人打開了機會。他們讓子孫後代得以擁有美國夢。」陳紹章說。◇#
責任編輯：馮文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