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街的故事之十八：花生米的故事
【大紀元2023年07月06日訊】
前言
這「花生米的故事」，對我們謝氏家族而言，是一段我父親年幼時，十分辛酸的回憶，那是他老人家吃花生米的一種「特殊方式」。這段故事我父親顯然不只是講給我們兄弟倆聽過，一定也講給他的學生們聽過。因為我父親一直是非常受他學生們歡迎與尊敬的師長，也一向親近他的學生，常與他們「掏心掏肺」地聊天。
不過我在這兒所提到的學生，全是「有軍職」的學生，他的近四十年軍旅生涯中，有長達三十年以上，是在「軍教」單位服務的，包括他的母校──由黃埔島遷到南京的中央陸軍官校，與陸軍外語學校、騎兵學校、交輜學校、機械化學校、裝甲兵學校，抗戰時期的貴州札佐演習場與新兵訓練基地，再加上後來在台灣高雄鳳山復校的陸軍官校以及陸軍步兵學校，最後是在當年國軍的最高學府，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應該是現今國防大學之前身，但性質略有不同）教育長任內結束軍旅生涯的。
所以當我間接得知父親的眾多學生之一、一位馬姓學生（大概是鳳山陸官26期畢業生）與我在台北的親戚閒聊時、提到我父親曾跟他講過這「花生米的故事」時，我並不十分驚訝。
唉！這又是一篇講我父親兒時艱辛往事的文章，寫得我淚眼模糊，您就慢慢看下去吧。
故事的起源地
這故事的起源地，是在窮鄉僻壤山坳中的那個福建省武平縣武所鄉（又名武平所，就是現今之福建龍巖市武平縣的中山鎮），時間點回到了我父親兒時的清末民初。
由地圖上看來，中山鎮位於福建之西南角，距客家人的「首都」廣東梅縣（今稱梅州），大約五十公里左右，中間只隔了個廣東省蕉嶺鎮而已。蕉嶺是民族英雄謝晉元之老家，與武所鄉相距不到三十公里，想來他也有可能和我們一樣，是「謝安」的後代，千百年之前是「同一家」的。因為在粵東、贛南與閩西（主要是閩西南）的客家人聚居區，「謝」姓算是當地「大姓」之一，分佈甚廣。
但這片屬於客家人的老地盤，是個多山、多丘陵的貧困地區，一般家庭若是僅靠農耕，是很難養家活口的，所以，許多男性客家人都離鄉背井，到沿海地區打工以維家計，遠赴南洋的也不少，而客家婦女們則留在家鄉務農。
常聽人誇說，客家女人非常勤勞，生養子女，家事一手包之餘，還「勤勞」地下田耕作。但我認為這所謂「勤勞」，是被生活壓力給逼出來的，我的祖母廖氏就是這樣子過活的，因為我的祖父「承恭公」，是長年在南洋打工的典型客家男人之一。
由於我的祖父是家中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所以當他英年病逝後，家道乃中落，我父親幼時之成長環境就變得十分艱難。
人說「貧困之家百事哀」，家中有四個嗷嗷待哺的子女（我父親是家中老二，上有長兄，下有兩位妹妹），祖母廖氏根本無法維持家計，長子（肇鈞伯）被送到三十多里外，武平縣城的一家裁縫店當學徒（包含食宿），大妹染病後高燒不退，無錢延醫，在家人束手無策地的環顧下病逝。小妹稚齡日後被賣到鄰村當「童養媳」，這裡面的細節，我已記錄在「鞋子的故事」一文中，請自行參閱。
拉拉雜雜地把家鄉的地理位置與生活情況簡單介紹了一下，只是想告訴你，父親這「花生米的故事」是如何孕育出來的。
「何細舅公」的故事
這「何細舅公」是我父親親筆撰寫的自傳中，一位「有姓無名」的人物，他是我曾祖母（武平縣何氏）之幼弟。在「鞋子的故事」一文中，我也曾提過，曾祖母何氏是如何在我父親徒步去廈門的集美師範學院前，趕製了一雙布鞋送給他之往事。
我父親口中的「何細舅公」是讀過私塾的，算是那窮鄉僻壤中的少數「文化人」之一，但他平日是靠「製造與販售香燭」維生的，我猜想這可能是何氏的祖傳家業，因為根據我父親遺留之文稿，在那農業社會裡，他好像並未下田耕作。
由於清末民初的年代，離鄉到外地打工的鄉民很多，書信往返頻仍，鄉里文盲一大堆，因「何細舅公」略通文筆，所以時常義務地幫鄉民們「代書」，就這樣逐漸奠定了他在鄰里的「鄉紳」地位。
我父親自幼聰慧，六歲還不到就把「三字經」背得滾瓜爛熟，是祖母何氏最鍾愛之孫輩，所以連帶著「何細舅公」也對我父親照應有加，常讓他到香燭店裡玩耍。
我父親家道中落後，「何細舅公」知道他經常三餐不繼，就藉他到店裡來的機會，悄悄地塞些食物給他，「製售香燭」並不是什麼賺大錢的行業，「何細舅公」也絕不是什麼「員外」，有家小要養，自顧不暇，幫不了大忙，所以給他的食物以零食居多，如花生米之類。
故事就這樣逐漸導入「主題」了。
這麼慈善又樂於助人，備受鄰里敬重的「何細舅公」，他老人家日後之遭遇居然是十分悽慘的，在我父親遺留的文稿中，可以清楚地讀到他多年來的悲憤與無奈，其過程與細節，我會在本文結束之前作交待的。
「花生米故事」之主題
話說我父親每次在他的「何細舅公」那兒拿到一些花生米時，會立即奔返家交給母親（我的祖母廖氏），由於家中通常無米下炊，以野菜果腹，這花生米就成了彌足珍貴的食物，所以每當我父親分到幾粒時，他的「吃法」是這樣的。
花生米剝殼後，每粒皆被分成兩半，將半粒花生米放在嘴裡細嚼慢嚥（我注意到那是幾近一分鐘的時間），才和著少量的水吞下肚。
覺得好笑嗎？小時候我父親就是這樣子教我吃花生米的，如今回想起來，不但不覺得好笑，還傷感地濕了眼眶。
老哥與我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高雄縣鳳山鎮的黃埔新村長大的，眷村生活當然也不容易，但與我父親的家鄉相比，我們兄弟倆簡直像是在「天堂」裡長大的。別的且不提，至少我倆每天有三餐下肚，菜餚雖普通，但從沒餓過肚子。
可我父親可沒有那麼幸運，他那吃花生米的「怪習」，全是因為只有這樣子細嚼慢嚥，才讓那空空的胃略有「飽感」，不至於會「胃壁相磨」。至於這特殊的吃花生米方式，是我那苦命的祖母教的，還是我父親自己「體驗發明」的，我就不知道啦。但終我父親一生，非常珍惜食物，飯碗裡絕不會殘留一粒米，而他那吃花生米的「步驟」也一成未變。
我以前曾寫過，父親（那時他還是軍中將領）曾數度帶領我們兄弟倆到郊外，教我們如何辨識「可食用」之野生植物（包括草根在內），當時我還未滿十歲，年紀太小，自然不能完全體會其背後之涵意。
長大以後我才逐漸意識到，他老人家是在教導我們，如何在艱難環境下的「求生」之道。他曾生活在那苦難的「大時代」裡（由清末民初，直到抗日與國共內戰），腦袋裡所想著的，都是要如何掙扎著「活下去」。他老人家八成是擔心那苦難的「大時代」還沒過完，在教我們兄弟倆「困境求生」之道呢！
最近（2023年6月）有新聞報導，南美洲哥倫比亞有四個稚齡孩童，年齡最大的只有十一歲，最小的還未滿週歲，在他們乘坐的小飛機墜毀於亞馬遜的原始叢林中後（機上三位成年人皆死亡），居然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存活了四十多天後才平安獲救，靠的就是那十一歲女孩，曾學過如何辨識「可食用」之野生果實與植物。
回想起來，我們兄弟倆是何其幸運，「錯過」了那個苦難的「大時代」。
或許是兒時經常處於飢餓狀態，造成我父親一生有不定時的「胃痙攣」毛病，常見他皺著眉頭坐在沙發上，握著拳微微地揉腹。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時我已負笈美國），父親還因胃大量出血，被緊急送到台北榮總動手術，割掉了超過半個胃，他的胃宿疾就這樣才算是減輕了發作頻率。日後曾擔任台北榮總院長的彭芳谷（他是我的表舅，請參閱「松街的故事之二」，當時應該已是榮總副院長）十分關心，還親自在開刀房裡全程「督刀」呢。嗯，好像是有那麼個傳統規矩，外科醫師是不替自家親戚動手術的。
父親生前，我從未想到這「細嚼半粒花生米」的事，曾被他當作「勵志故事」，講給他的學生們聽過，而且還讓他們印象如此地深刻。
是的，以他的「極度貧寒」出身，能夠努力向學，日後被國府遴選，成為中華民國建軍史上的第一批留歐軍事留學生（國府首度有縝密「維新」計劃而送出去的），他的一生確實是篇「勵志」的好題材。
父親日後是「兩袖清風」地退休的，所以他留給我們兄弟倆的遺產不是錢財，而是學習如何「刻苦堅忍」，與「逆流而上」，是兄弟倆一輩子「享用不盡」的。
「何細舅公」的悲慘結局
對我父親照應有加的「何細舅公」，他的人生有個非常悲慘的結局，他是最早遭中共在搞「階級鬥爭」時，以「莫須有」的罪名槍決的「善霸」之一，時間是1929年春夏之際，在1949年中共正式竊據神州大陸之前二十年。
中共於1929年元月，離開早期盤據的江西井崗山區後，在贛南瑞金，仿傚他們的蘇聯主子，成立了一個名為「蘇維埃」的非法政府，就開始以流竄（非佔領）方式持續蹂躪贛南與閩西南的客家人聚居區，1929年三月間到達了我的家鄉武平縣武所鄉後，立即就地惡搞土匪式的清算鬥爭，武平所被處死的地主超過十位，「何細舅公」雖然不是地主，但他受人之託出面替地主們求情，屬於「罪同地主」的「善霸」，就這樣糊里糊塗地丟了一命。
慘遭處死的地主中，包括我們謝家的地主，他不姓謝（可惜父親的自傳中未提及他的姓名），但我父親在考取廈門集美師範學院之前，曾住讀鄰縣的上杭中學（武平中學是數年後才成立的），那兒的學雜生活費，就是這位疼惜他的地主無條件提供的，是被我父親日後列為「恩人」之一的「好地主」，在毫無人性的中共階級鬥爭下，成了冤魂一縷。
更可惡的是，紅軍不許被處死的「罪犯」家族收歛遺體，曝屍廣場示眾達十餘日之久，最後所有屍體全被拋入鄉中一條不知名的河裡（應該是韓江的支流，漲水時約三十公尺寬，我於2002年返鄉祭祖時，還特意上河堤去看過），他們的遺體最後應該是隨江水流入了南中國海。
1931年9月，閩西南之各縣，包括武平、長汀、上杭等，客家人聚居地，皆正式淪為「蘇區」，直到1934年10月，中共灰頭土臉地展開兩萬五千里「亡命天涯」時，閩西足足有三年時間成了人間煉獄，為鄉民所痛恨。
所以15年後的1949年，當我父親率70軍32師赴粵，路過江西瑞金（福建長汀之鄰縣）時，遣人返武平所，通知我大伯來會面，鄉中青年至少有十餘位聞訊，也徒步趕到瑞金，自願投身反共行列，他們最後都隨70軍來到了台灣。
在此順便提及，江西瑞金居民也全是客家人，與福建的武平、長汀、上杭等各縣一樣，語言皆歸屬廣東梅縣客語，我父親之率軍「路過」江西瑞金，應該是他刻意規劃的，想要就近打聽家鄉的消息。由於語言相通，我父親在與瑞金當地居民閒聊時得知，共軍盤踞的那三年，僅瑞金當地就有數以百計的居民遇害，「鬥爭會」幾乎天天都舉行，中共也就不停地濫殺他們所謂的「地、富、反、壞、右」，這就是典型的毛式共產暴政，日後公正的歷史學者們，必定會嚴加批判的。
至於瑞金鄰縣福建長汀居民之遭遇，也好不到那兒去，所以客籍青年忿而投身黃埔島與日後的南京中央軍校者眾，日後升任將軍的客家人，少說也有二、三十位之多，我在這兒隨便舉幾個我比較熟悉的例子，福建長汀的有羅列將軍﹝黃埔四期﹞、林豐柄將軍﹝黃埔六期﹞、張成仁將軍﹝中央軍校十三期﹞，與廣東梅縣的羅友倫將軍﹝黃埔七期﹞等。
現在回想起來，中共盤踞家鄉時，我父親正在英國皇家軍校留學（1930年到1933年），難怪他老人家回國後沒能立刻返鄉探親，原來家鄉當時成了中共血腥暴政之「實驗室」，他當時若是在家鄉現身，還有活命的機會嗎？
結語
我雖然出生於抗戰末期的貴州札佐，但童年是在台灣接受儒家教育，憧憬的是禮運大同篇裡所描述的祥和社會，當然對中共那惡名昭彰，殘酷且毫無人性的毛式「鬥爭大會」之方式與過程，一無所知。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我觀賞了一部由陳凱歌導演，張豐毅、鞏俐、張國榮等領銜主演的電影「霸王別姬」後，才算是「開了眼界」。
陳凱歌在這部電影名片中（在歐、美各影展中得獎無數），寫實地將「文革」與那毛式「鬥爭大會」，驚心動魄地呈現在我眼前，我可是當場被嚇得「汗毛直豎」。
我這在台灣成長的「第二代外省人」委實非常幸運，所看到的「土地改革」是和平的，過程中沒有殺死半個地主。請那些被中共洗腦、無知地瞎捧中國共產黨的死硬毛派份子睜大眼睛，看看國府的「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是如何完美進行的，台灣是如何由「農業社會」經由和平土改，邁入「工業社會」的，聯合國又是如何以台灣的和平式土改為傲，撥專款送第三世界的專家們來台灣學習土改的。
我們「第二代外省人」的上一輩，可是在那「大時代」中歷盡滄桑的。像我父親那般，在兒時掙扎著求生的過程，大陸上少說點也有上千萬例，可惜人各有命，沒能熬過來的，絕對數倍於那幸運的少數。
我父親是民前七年（1905年）出生的，就如那「花生米」一般，土生土長，是個質樸的農家子弟，家境清寒，所以付不出束修，只得躲在私塾門外偷聽塾師（程潤帆先生）教課，被善心的程塾師發現後，為嘉許他的勤學，讓他免束修上課。
民國成立後，私塾變成了小學，他因成績優秀，還是獲准免學費上課的。初中則是家中地主出資，在鄰縣的上杭中學住讀的，一年後考上廈門集美師範學院，當然是學雜住宿費全免。
日後他徒步去黃埔島投筆從戎，軍校畢業後不久，就被國府遴選，到英國桑赫斯特王家軍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 at Sandhurst﹞留學四年，以及日後在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學院高級班受訓一年多，自然也全都是公費。
所以我父親的求學歷程，給我們兄弟倆的啟示就是，那怕是出身寒微，只要能一心向學，前途這條「康莊大道」，完全是可以靠自己的毅力舖出來的。
父親千辛萬苦所植的樹，如今讓我們兄弟倆在樹蔭下舒服悠閒地乘涼，所以我現在「攤開紙筆」，寫些紀念他老人家的文章，是理所當然的。
【謝行昌，2023年6月，完稿於美國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