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6月29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Christopher Balding撰文／原泉编译）对于共产中国的崛起，长期以来一直有个问题，它的科研实力到底有多强。撇开政治不谈，如何衡量科研产出、影响力和质量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科研水平和产出到底如何呢？
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衡量科研及其多个方面也是困难的。例如，卡塔琳‧卡里科（Katalin Kariko）2023年因其在mRNA疫苗研究中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此前﹐她因项目不被学界看好、申请不到经费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拒绝给予终身教职，最后被迫离开宾大。
许多大学激励科研人员注重科研论文的数量，但结果是产生大量低质量论文发表在低质量或付费出版的期刊上。如果数量不是解决之道，那么如何衡量质量呢？学术界使用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其他研究人员对论文的引用次数。然而，这样做有个问题，因为很多论文由于有错误做为反例而被高度引用，这只是一个例子。众所周知，顶级期刊存在严重的发表问题，从优先考虑朋友和同事以换取在其它期刊的发表机会，到未能检查数据，导致研究无法经受审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是世界头号科学超级大国的说法呢？
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了近十年，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在科学领域取得了显着进展。近二十年前，中共政府优先投入大量资金，从中国和世界各地聘请各个学科的科研人员，以促进科研和产出﹐我遇到的和合作过的同事都毕业于优秀的学校，从事高质量的研究。
然而，也有不利的一面。巨额投入带来了发表（高质量）论文否则离职的巨大压力﹐有科研不端行为，也有为确保通过科研审查而撰写低质量论文的例子。在中国，教授和其他人，包括非暴力犯人，可以通过拥有专利受益。因此，这导致了一大批毫无价值的专利出现，形成了繁荣的二手市场，人们可以购买专利来提升自己的职业生涯。
最近，一些中国教授发布了有关大学面临科研压力的研究。根据对全国各地的教授和研究生的访谈，他们的研究结果虽是意料中的，但仍令人震惊。考虑到大学领导层为打造世界一流学府所面临的压力，院长们选择故意置之不理，或选择不深入研究质量问题。正如一位大学领导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过于严格地识别和惩罚科研不当行为。”
平心而论，外国学者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如美国著名大学涉及捏造数据的科研丑闻等问题。全世界的教职人员面临的科研压力是相同的，而美国的管理者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审查科研诚信问题。然而，由于抄袭和伪造数据等各种问题，从期刊上撤稿的论文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
复杂的是，中国的科研在一些领域非常优秀﹐在一些硬科学领域，比如物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一些中国科学家处于世界的前沿。
由于衡量科研的质量和产出存在诸多困难，因此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将其转化为先进的产品、产出和创意。如果我们将这些作为更广泛的衡量标准，那么中国明显落后于其它国家。就连中共最近也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表示担忧。
正如北京所指出的，中共正在借鉴美国的模式，针对中国市场进行更新。事实上，知名的中国初创企业使用开源代码，并对中国市场进行包装﹐这引起了北京的恐慌，因为这关乎民族自豪感，尽管有这么多论文，中国仍将继续落后于美国。
中国的科研水平无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归功于人力资本、高学历以及研究经费的快速增长。然而，中国的科研也面临同样困扰整个中国社会的顽疾：一个愚蠢的党政体制，控制一切﹐将产出目标集中化，却很少考虑它带来的失真或这些产出是否有价值。甚至政府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也出现在中国大学中。用ChatGPT写作的论文和虚假数据似乎直接来自当局。
中国科研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不应被视为科学超级大国。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富布赖特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和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汇丰商学院教授。他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技术。作为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级研究员，他在中国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然后移居美国。
原文：The Reality of Chinese Scientific Research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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