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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4日訊】據中央社二十四日報導，針對大法官五五六號解釋文，要求檢察官就組織犯罪應負起舉證責任，台灣司法院秘書長楊仁壽說，組織犯罪的追訴時效，應分別從加入、最後參加活動或脫離組織起算，這種消極事項一般在刑事訴訟法上被認為是惡魔的證明，應由檢察官舉證，因此這號解釋文對人權保障來說是一很大進步。
司法院大法官今天變更釋字第六十八、第一二九號解釋及院字第六六七號內容，做出第五五六號解釋文，有關組織犯罪的追訴時效，應分別從加入、最後參加活動或脫離組織起算，並認為被告不必自證無罪，檢察官應負起舉證責任。
對此，楊仁壽表示，組織犯罪應分別從加入、參加等情形起算，也就是一經加入犯罪組織就成立了犯罪行為，如果追訴時效是十年，就必須從加入犯罪組織的那一天起算；又如果是參與犯罪活動，則必須從參與活動終了後的那一天開始起算時效的追訴。
他指出，根據刑法等規定都一直講述無罪推定原則，因此，檢察官應要負起舉證責任。
楊仁壽舉例說，有一些家庭的子弟在年輕時加入了犯罪組織，家長獲悉後隨即把子女送到國外讀書，但沒想到在已經出國讀書三十多年回來後，仍被逮捕，大法官認為這種行為是不對的。
至於，在舉證責任方面，他說，舉證責任要檢察官負責舉證，不能由被告證明已經脫離犯罪組織，這種消極事項是很難證明的，消極事項一般在刑事訴訟法上被認為是惡魔的證明，也就是很難去證明，因此，既然國家認為民眾有參加組織犯罪行為，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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