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7日訊】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快慢和社會就業率的高低這兩個宏觀經濟指標總是行影相隨的。通常一個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在百分之四左右，其失業率便會降到百分之三到四左右。而這個失業率則廣泛被認為自然的和可以為社會接受的。但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則与經濟學理論有著極大的差异。
過去二十五年間，中國按照官方統計的年均經濟增長高達百分之八點五以上，這樣的速度几乎為世界之最。与此同時，中國所面臨的就業壓力也有目共睹。中國官方統計的城鎮失業率為百分之四左右。但是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按照世界通行的統計口徑，中國的失業率在城鎮大約為百分之八左右，在農村大約為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也就是說，中國實際上有將近兩億人口處在實際失業的狀態，占實際勞動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高速經濟增長与高失業率的并存對中國經濟有著什麼樣的影響呢？
首先，它使得經濟增長的結构呈現投資拉動型。這是因為，大量的失業人口使得社會可支付的消費能力受到制約。失業人口的消費能力低下自不待言，而巨大的社會失業大軍的存在，也會使得大量在崗的非技術工人的工資的水平非常低下，從而制約了整個工薪階層的消費能力。經濟學將人們消費在總收入中的比例稱之為消費傾向，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通常較高，而高收入層的消費傾向則較低。占人口中大多數的窮人沒有能力消費，使得中國的消費增長速度始終大大低於國民經濟的總體增長速度。靠投資拉動的增長不僅不能給國民帶來應有的福利，也是難以持久的。尤其是國家財政和國有銀行主導的投資，它的質量的低下會為將來的危机打下伏筆。
其次，巨大的失業壓力使得增長只能長期局限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增長上，這是經濟規律決定的。為了緩解社會壓力，政府只能著重扶持那些勞動密集型的行業。而巨大的失業壓力導致的勞動力成本的相對低廉，又使得國內外的投資者將資金投向勞動密集型行業。作為結果，這不僅使得非技術工人的工資低下，也使得惡劣的勞動條件難以得到改善。中國層出不窮的煤礦、煙火生產等企業的惡行事故就是這個現狀的一個縮影。這种狀況不僅影響了勞動者的健康和其他福利，而且會嚴重妨礙中國的經濟技術進步。這是因為在勞動力大量供給的情況下，投資者缺乏技術進步和創新的動力。不錯，中國正是憑借照勞動成本低下在國際上不斷擴展自己的市場，但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容易复制，很難保持長期競爭力。
第三，巨大的失業壓力極大地制約了中國經濟結构調整的空間。健康的國民經濟應該是有能力進行周期型的結构調整。而這种調整則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例如，有些企業和技術應該被淘汰，以便讓位於新的技術和產業結构。但是，這种調整在巨大的失業壓力下卻難以實行。試想，中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已經成為社會動蕩的一個嚴重的潛在威脅，中國社會顯然難以承受結构調整帶來的更多人的失業。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經濟只能在高速區運行。在一般國家，百分之三的經濟增長就是十分明顯的增長，消費、投資等各個方面都能從增長中得到好處，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會增加，各項社會福利均能得到增強。但是在中國，百分之七的增長便會帶來全面的恐慌。
當然，失業和增長并存的怪象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計划經濟體制使得中國得以在較短的時期實行以軍事工業和其他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這种發展模式限制了對社會勞動力的合理使用。長期對民間經濟的壓制也進一步制約了社會消化剩余勞動力的能力。而十分荒謬的人口政策則使得這些問題更加嚴重。改革以來的中國政府長期受意識形態制約，限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這些也延緩了這一問題的解決。解決這個問題是歷史留給新一屆中國領導人留下的難題。它需要長期的經濟增長來消化。發展民營經濟，允許農村人口的流動，在分配制度上照顧社會底層等等都是緩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措施，但是在短期內根本解決這一問題似乎沒有太大的可能。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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