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2月21日訊】張藝謀導演、製作的影片《英雄》，從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國上映，截至二○○三年一月十一日，票房已衝過二億元，創下了中國電影票房最高紀錄。這個數字一定還會飆升。絕大多數觀眾對這部影片的色彩、光影、構圖、動作讚不絕口，認為「藝術形式美極了」，「市場運作棒極了」。但是，對這部影片的主題和內涵，出現了不少批評意見。周其俊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的文章，作了一個符合實際的結論：「《英雄》則是當前影視劇流行的『帝王崇拜』情結最精致的代表作。」
影視和歷史小說中的「帝王崇拜」，逆歷史潮流而持續瘋長，對中國的文化、教育和社會發展危害極大，似須從文學評論、政治評論和歷史評論方面來撥亂反正，澄清歷史的是非。而批判流毒數十年的「尊秦弘法」思潮，恐怕是消解「帝王崇拜」情結的一個切入點。接著，恐怕就要批判近年影視、小說上炒得最熱的清代帝王了。我想先對秦始皇講一點看法，作為引玉之磚。
誤讀千年的尊秦經典
從古到今，許多文人學者都把「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看作歌頌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頌詞，就連我們敬重的偉大思想家王夫之、魯迅也是這樣講的。其實，這是讀書不求甚解的一大誤會。尊秦的九字經典，來自《中庸》的右第二十八章。原文是「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程氏注解：「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跡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統一也。」如果《中庸》是孔子之孫子思的著作，那麼文中的「今」，決不會是早於秦始皇「橫掃六合」三百年的春秋末期，而是指尚能維持名義上的統一的東周。如果《中庸》是清代某些考據家考據的，是西漢儒生的偽託，那麼，西漢的儒生和朝廷，同秦始皇有著最直接的深仇大恨，他們絕不會用美妙的詞句去歌頌秦始皇的。所以，把「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當作歌頌秦始皇統一中國的經典詞句，是從古到今一些文人學者很大的誤讀和誤會。
那麼，用「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來描述西周的鬆散統一或東周名義上的統一，是否站得住呢？完全可以。關於「書同文」，從《易經》、《尚書》、《詩經》、《春秋三傳》等文獻和地下出土的竹簡、金石銘文來看，最遲在西周以後，漢字的符號、文法和文章結構，就是統一的。秦朝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只是書寫方法的簡化，並不是首次統一文字。何況，程邈作隸書，至今尚無實物證明，現在發現最早的是漢隸而非秦隸。關於「車同軌」，史書上說的是秦始皇修馳道，統一車輛軌道的寬度。可是，秦始皇並不是「修馳道」的創始者。西周就有國家一級的道路，稱為「周道」或者「周行」（讀如杭）。
周朝不僅陸路暢通，水運也相當發達。《尚書‧禹貢》記載：西周的貢道，以黃河為幹線，聯絡各個河流，九州都可以通航。《史記‧河渠書》記載：周朝，自豫州滎陽引黃河水南流為鴻溝運河，與汝、濟、淮、蔡、曹、衛等國的水上交通都很通暢。楚國西有漢水，東有邗溝，
貫通江南的三江、五湖，以人工渠相接，外可以通大海，內可以通邗溝運河。齊國境內有濟水和淄水相連。關於「行同倫」，從《詩經》、《左傳》、《國語》和孔、孟、老、莊、墨等先秦諸子之書來看，經過殷商、西周的民族大融合，最遲在東周時期，華夏族和華夏文化就已經形成。當時華夏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狀態，是「敬天」、「法祖」、「保民」；是尊華攘夷；是崇尚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禮，並輔以刑賞之治，也就是《禮記》上講的「以禮、樂、刑、政治天下」。秦始皇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以刑罰、暴力鞭笞天下，而又狂熱的迷信神仙和巫術的統治思想，連他的長子扶蘇都不贊成，老百姓更是「苦秦苛法久矣」。
除了「書同文」等三條是張冠李戴以外，實行郡縣制也是冒前人之功。郡縣制，在春秋時期就有了。縣是直屬於各國諸侯的行政區劃；邑是直屬於大夫的行政區劃。晉國又在離國度較遠的區域設郡。當時，郡、縣、邑的行政長官已經不是世襲制，而是委任制了。戰國後期，七國普遍實行了郡縣制。
說來說去，尊秦派吹捧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績，只有兩條屬實，即：建立全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和統一幣制與度量衡了。後者，自然是好事；前者的利弊，下文再說。
兩種統一觀
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都出現過兩種統一觀：一種是承認國內各個民族和地區的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的鬆散聯盟式的統一；另一種是，高度中央集權，君主或僭主專制，實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全面壟斷的一元化大一統。在中國，先秦以前的統一和秦漢以後的大一統是不同的。西周分封諸侯的封建制，是周王室和諸侯分權的統一，周王室只掌握「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大權，也就是制禮、立法和戰爭的權力，各諸侯國的內政、外交和財政、司法是獨立的。而各國諸侯為了爭奪農奴和士、庶人，一般不會實行過分殘酷的剝削和壓迫。
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除了商鞅變法以後的秦國，實行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專制以外，其他六國，都有多元文化的態勢：儒、道、墨、名、法、陰陽家、農家、雜家百家爭鳴。
戰國末期，中國統一是必然趨勢。但是，由誰來統一，實行什麼模式的統一，對中國以後的發展，利害是不同的。當時，蘇秦主張聯合六國以抗秦的「連橫」政策，屈原主張以文化發達、實力雄厚的楚國和齊國為核心，聯合六國以抗秦。如果屈原和蘇秦的主張得以實現，重新統一的中國很可能是一個承認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的實行鬆散聯盟的中國，而不是一個以法家學說為國家意識形態，實行極端君權，極端中央集權和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全面專制的中國。不要以為中國實行秦式的統一，是歷史的進化，是歷史的必然。歷史的發展，並不像庸俗進化論者空想的那樣直線上升，而是有時前進，有時倒退；有時進步戰勝落後，有時野蠻征服文明。秦始皇橫掃六國，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和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專政的大一統一元化的中國，就是野蠻征服文明，就是歷史的倒退。
尊命史學信口雌黃
中國歷代史家和人民都認為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范文瀾等人卻要搞「尊命史學」，美化秦始皇。范說：「儘管他是個暴君，但是，他建立地主政權代替領主政權，建立統一的大國代替割據的小國，比起秦以前的封建時代來說，顯然進入了新的時代。」「在這個階段上，束縛在宗族的農奴得到解脫，成為廣大的農民階級。由於農民階級的出現，生產力前所未有的提高了。以農業為基礎，工商業也發展起來。」
教條主義者常常用馬克思根據歐洲歷史情況而劃分的五種社會發展形態來圖解中國歷史，總以為中國也有一個界限分明的歷史分期，浪費大量精力去爭論從那一年到那一年是奴隸社會，從那一年到那一年是封建社會。范文瀾的獨創是把中國封建社會又分為領主社會和地主社會，他把春秋戰國之交看作封建領主社會的上限，把秦始皇統一中國看作封建地主社會的開端。其實，馬克思早就指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殊性，並沒有要求用歐洲的社會發展形態來圖解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的歷史。
秦皇八大罪惡
作者不想在這裡糾纏中國社會的發展形態，作者只想指出：秦始皇並沒有把農奴解放成為農民，並沒有「使生產力前所未有的提高了」，更沒有「以農業為基礎，工商業也跟著發展起來。」相反的是：秦始皇大規模地實行或者恢復了奴隸制，嚴重的破壞了農業和工商業，大大損害了生產力和人民生活。
把秦始皇的罪惡概括起來，至少有以下幾條：
第一、在征服六國、征服黃河河套地區和征服兩廣、越南的戰爭中，屠殺了數百萬人；
第二、在戰爭和為自己修阿房宮、修陵墓中，用奴隸式的勞動役使了數百萬人，其中死於非命者，又不下百萬；
第三、用嚴刑峻法殘酷的迫害人民，鞭笞天下。
第四、秦朝的精壯勞力都在服兵役和勞役，從事生產的都是老弱婦孺，這就大大破壞了農業生產力。
第五、「重農抑商」的錯誤政策沉重的打擊了工商業。
第六、焚書坑儒、鉗制思想、禁絕輿論的反動政策，摧毀了自由思想、百家爭鳴的先秦文明。
第七、苛重的力役、賦稅和國營監鐵業的暴利，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搜刮了人民的全部財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秦朝人民的負擔，比周朝高二十倍。
第八、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秦朝的人民生活，沒有資料可查。只有兩句話，即：「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
總之，秦始皇雖有再次（不是首次）統一中國的作用，但是，他屠殺了數百萬人民，又把數百萬人民變作強迫服兵役和勞役的奴隸；它破壞了東周較為發達的生產力，破壞了農業、工商礦業和社會財富；他摧毀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自由、最為繁榮的先秦文化；他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所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權，極端君主專制的，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壟斷的大一統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在中國流毒二千多年，大大妨害了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歷史不容篡改，功罪不容顛倒，應該恢復秦始皇的千古暴君的面目，再不能再加以大吹大捧了，再不能毒害當代人民和子孫後代了。 (2003年2月《動向》)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