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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4日訊】兩周來，從中國部分知識份子反戰簽名信公開以來，不同觀點的網友之間的爭論幾乎壟斷了近期中文網路的熱點。有評論認爲，這場爭論可以視爲90年代後期中國思想界“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的繼續，但在我看來，這種判斷是不完全的——自由主義者這次發生了某種分化，有堅決支援倒薩的，有反戰的，而更多的人採取了沈默的方式。我妄測，這些“沈默的大多數”或者更願意同情和理解美國的政策，但由於各種考慮，由於戰爭問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他們沒有發言。
但總的來說，在國內一些有影響的BBS的爭論仍然是低水平的。儘管網上的人都是有些文化的人，但討論問題仍然象市井吵架或菜市場爭吵一樣。爭論雙方連基本的互相尊重都沒有，就談不上什麽主義和正義之爭了。我想唯一的結論是，我們都是文革那場政治運動的後人，也是缺乏“廣場文化”的災民社會的後裔。我們總是攻擊別人侮辱自己的名譽了，事實上唯一能侮辱自己的名譽的就是自己。我覺得觀點分歧在任何社會都很正常，但我們的問題是缺乏討論規則，也缺乏對討論規則的尊重，換句話說，缺乏一種“討論文明”。也許對中文BBS來說，無需先談主義之爭，而應該先學會好好說話和尊重他人，學會傾聽也學會表達，學會反駁也學會贊同。這是理性討論的道德前提。已經吵了半個多月了，但真正的討論似乎還沒有開始——論戰者都覺得自己是奉天承運，口含天憲，因此都不相信真理越辯越明而是相信真理越罵越明。這種狀況當然也跟90年代中國“成功”的國家教育有關。
不過也有一些發言是在真正討論問題。今天有網友在“不寐論壇”轉來一篇文章，題目是：“任何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都不應聲稱支援戰爭”，作者署名“王怡”。我和王怡先生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我們有網路上的“往來”，我們在一些問題上互相支援，我也很尊重他的爲人和觀點。他的這篇文章我仍然很理解，但有些不同的看法想和他交流一下。（引文均見王怡文章）
首先，我覺得王怡先生這篇文章的題目有些輕率了。人們會這樣批評：你先站在“良知”的“高度”給自己的說法一個“價值預設”，這開篇就是不好的，等於說，反對我的人是無“良知”的。我想起孟子說“無父無母是禽獸也”那種不講道理的“論戰”來了。而且，他的“良知”由於缺乏規定性而給聚訟徒贈紛爭。比如，類似的命題還有：“任何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都不應聲稱支援獨裁”，但這類判斷都有虛構話語前提的嫌疑。當然更重要的是，他一方面判定”國際關係原本是強權原則，因爲找不到一個普世的價值本原”，可是自己又用“良知”來給“國際關係”找了一個“價值本原”，他這段文字多處充滿了這種悖論。另外，政治和道德之間的二元對立本來已經是行爲主義政治學的一個末路，王怡先生不僅在重復相同的分析範疇，而且他的“良知”和“政治”之間往往是自相反駁的。我們可以做一些具體分析。
他說：“我的基本看法自由主義迄今爲止都與國際關係無關。”這話說得太絕對。事實上國際關係存在利益關係，也存在意識形態關係。而“利益”和“主義”之間也往往是互相聯繫的，甚至有時候“主義”也是一種“利益”，反之亦然。不理解這一點，整個冷戰時代是不能得到充分解釋的。如果上述判斷是可疑的，那麽，“自由主義不是一個討論國際問題時的價值預設”。這一說法同樣是可疑的。
他說：“國際關係原本是強權原則，因爲找不到一個普世的價值本原。”哲學上普特南和波普爾等人成功地批駁了相對主義的“精神自殺”，他們主張，相對主義者無法區分“對的”和“認爲是對的”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再退一步說，“國際關係原本是強權原則”，這本身就同時是一個“普世的價值”判斷，它本身就是“絕對”的。“後來慢慢引入人道主義，至於自由主義還沒有成爲評判標準。”如果這一判斷是真的，那麽也可以說，“強權原則”也沒有徹底“成爲評判標準”，否則，爭論的前提就不存在了。
他說：“所以以自由主義在這裏說事我覺得是很奇怪的。你不能以自由主義的價值預設來評判美國的行爲，而用非自由主義的價值預設去評判伊拉克。”這個“所以”是缺乏因果聯繫的。我們也不能完全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二元化（沒有人否定二者之間的不同），二者之間存在某種聯繫，否則同樣不能解釋在國際人權領域爲什麽自由主義國家的立場是基本一致的。也無法解釋，美國“事實上作爲一個擁有絕對主導力量的大帝國，它的作爲已經夠收斂的了。”也無法解釋爲什麽“在（聯合國沒有合法性）的情況下，英美至今還在爲尋求它的授權努力，這已經很難得。”
他說：“而如果你承認自由主義基本價值預設的普世性，薩達姆政權就根本沒有合法性。”我想這個判斷完全可以去掉“如果”。既然“聯合國現在還沒有合法性”（這個判斷是對的），“若沒得到授權也要打，我也不認爲因此就沒有正當性”，那麽這個“正當性”和他的“良知”又是什麽關係呢？
“我不支援任何自衛以外的戰爭。”這裏面可商榷的東西甚多。首先你要面對“任何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都不應聲稱支援戰爭”這個判斷的質問，因爲在這裏你給“戰爭”又加了條件，換句話說，你的“良知”是“有條件的”。那麽同樣，支援戰爭的人也決不是什麽戰爭都支援的（沒有人那樣說，因此王怡先生的題目確實有虛構話語前提之嫌），他們也有自己的條件。這樣一來反戰和支援戰爭之間的爭論就變成了各種“條件”的爭論，而這些爭論最後只能轉化爲“價值”之爭。例如，王怡先生至少要規定什麽叫“自衛”，而這一點上同樣會聚訟不已。
他說：“尤其在戰爭尚未爆發之前，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無論持什麽立場，都不應該聲稱自己支援戰爭。因爲儘管這種‘支援’對戰爭的爆發沒起絲毫作用，但你選擇了‘支援’，就承認了你的言行與戰爭爆發之間的因果關係。”這段話有一定的道理。但任何理論判斷都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情境，不能脫離生活——我想象不出更不壞的辦法來制止薩達姆12年來17次地違反聯合國公約這種“習慣”，而這種違反已經觸犯了國際法。我相信王怡先生也沒有更不壞的辦法。美國也沒有。另外一方面，即使你選擇了沈默，同樣，也可能“就承認了你的言行與戰爭爆發之間的因果關係”。爲什麽呢？因爲沒有有效的壓力可能使薩達姆在“違法”的路上走得更遠。我們也記得二戰前歐洲的綏靖主義政策，後來人們相信，不是英、法國內的支援戰爭的聲音而是反對戰爭的聲音要對戰爭爆發和擴大負責。所以，談論戰爭前哪種言論要對戰爭負責的這種論斷，在邏輯上都是可疑的。
支援美國強制薩達姆解除武裝是最後的一種選擇。但這種支援不完全等於支援戰爭，我相信這兩者之間是有不同的。我也覺得有的朋友支援戰爭的文章寫得過於極端，或者不夠嚴謹，但王怡先生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而且在那個極端裏找不到出路，結果可能爲了理論上的“良知”而以沈默和觀望來面對現實危機，什麽也不說，什麽也不做。這的確是一種“理論”自我確證的方法，但生活卻恰恰給了我們更複雜的問題，用齊克果的話來說，就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你必須作出選擇。你沒有生活在別處。更困難或具有挑戰性的是，這些選擇主要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而是基於你的價值判斷做相對白一點的選擇。什麽也不做當然更容易，也更可以免除責任，但我們知道，其結果恰恰可能是最不負責任的。
我並不是說王怡先生的觀點是不負責任的。事實上他同樣出於知識份子的理論責任感而參加了討論，而他對戰爭的那種“政治正確”的態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許他強調的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我的評論把這方面引申了。但我確知，我的這種引申也不是完全小題大做的。
我相信爭論還會繼續下去，但我有兩點盼望，一是希望BBS上的爭論更理性化和文明化（這點王怡等朋友是令人尊敬的），二是希望BBS的注意力在關注海灣問題的同時，能以同樣或更高的熱情關注我們身邊的生活。
2003年2月22日星期六
附網友轉貼王怡的文章
任何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都不應聲稱支援戰爭
我的基本看法自由主義迄今爲止都與國際關係無關。自由主義不是一個討論國際問題時的價值預設。國際關係原本是強權原則，因爲找不到一個普世的價值本原。後來慢慢引入人道主義，至於自由主義還沒有成爲評判標準。除非薩達姆這種政權都沒有了。所以以自由主義在這裏說事我覺得是很奇怪的。你不能以自由主義的價值預設來評判美國的行爲，而用非自由主義的價值預設去評判伊拉克。
而和平主義只是一種道德的願望，每個人都有。但它不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立場。在政治意義上，如果你不承認自由主義基本價值預設的普世性，美國在國際間就無所謂有權利，也無所謂沒有權利。事實上作爲一個擁有絕對主導力量的大帝國，它的作爲已經夠收斂的了。而如果你承認自由主義基本價值預設的普世性，薩達姆政權就根本沒有合法性。基於它的作爲，對它的打擊如思哲說在實體上就是正當的。至於程式問題，我只能說再過一百年也許聯合國就有強大的合法性根基了，但現在還沒有。程式性在國際間還沒有這麽神聖。在沒有的情況下，英美至今還在爲尋求它的授權努力，這已經很難得。我們當然希望英美能在得到授權的情形下開戰。這樣會爲聯合國的合法性樹下一個好的個案。但若沒得到授權也要打，我也不認爲因此就沒有正當性。
承認這場戰爭有正當性，與是否支援它是兩回事。我不支援任何自衛以外的戰爭。尤其在戰爭尚未爆發之前，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無論持什麽立場，都不應該聲稱自己支援戰爭。因爲儘管這種“支援”對戰爭的爆發沒起絲毫作用，但你選擇了“支援”，就承認了你的言行與戰爭爆發之間的因果關係。
──轉自《宪政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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