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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8日訊】我運氣不好，剛上小學，就趕上了文革，一年級課本剛學了”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幾個字不久，就改學”毛主席萬歲”了。
我們的小學校長也一夜之間從迎接我們入校的慈眉善目的中年人，變成了掏廁所的”大壞蛋”。
在後來的多次批斗會上，這位前校長被剃了陰陽頭，被迫低頭彎腰接受批斗，發言者慷慨激昂，憤怒聲討。用如今的時髦話來說，是盡力對他”妖魔化”。不過，這種”妖魔化”的確奏效：在我的眼中，這個剃了陰陽頭的”走資派”也的確變得像個兇神惡煞。
接觸最多的詞匯
記憶中，那時我接觸最多的詞匯、概念，除了”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和”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之類的祝詞之外，似乎就是好、壞、善、惡這類形容詞了。毛主席好，劉少奇壞﹔林副主席好，鄧小平壞﹔工農兵善，地富反壞右惡﹔造反派善，包括我們校長在內的走資派惡﹔甚至附近農村的貧下中農來到我校”憶苦思甜”，也知道善、惡這兩個詞：他們控訴”萬惡的老地主”、”萬惡的舊社會”，歌頌”共產黨的恩情”、”毛主席的慈善”。
那時最受稱讚的品德就是”愛憎分明”：對敵人要憎，對階級弟兄要愛，對劉少奇要恨，對毛主席要親。
但我仍然有些迷惑，劉少奇在我上幼兒園時不是跟毛主席差不多慈祥和善的”劉主席”嗎？那時他的笑瞇瞇的畫像不是與毛主席的畫像並排懸掛在教室的牆上嗎？怎麼現在卻成了”萬惡的”走資派了呢？
迷惑歸迷惑，但畢竟年紀小，對大人世界的道理想不了那麼多、那麼透，只知道好、壞、善、惡都是由毛主席定的，老師也諄諄告誡我們：毛主席讓我們愛誰，我們就應該愛誰，毛主席讓我們恨誰，我們就應該恨誰，這就叫”愛憎分明”，具體到我們學校中，就是應該憎恨那個”貫徹了劉少奇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走資派”：那位掏廁所的前校長。
有一天，我上課期間憋尿憋不住了，舉手，獲得許可，跑了一趟廁所。不料一進廁所，卻單獨遇到了正在掏廁所的前校長，初一照面，我打了個寒顫，憋了半天的尿都嚇得一時擠不出來，待終於尿畢，扭頭匆匆離去時，卻被那個”大壞蛋”一把抓住。
我估計當時我的嘴唇都嚇得沒有了血色。但他卻一臉和善，又是那幅被打倒前的慈眉善目的樣子，他沒說一句話，只是往我手里塞了一把糖，然後鬆開了我。
後來，學校里又多次批斗過他，批斗會上我也隨大流地喊過”打倒”、”批倒斗臭”等口號，但那次廁所中的遭遇卻使我幼小的心靈第一次對好、壞、善、惡、愛、憎、親、仇這些本來應該黑白分明的概念之間的界限產生了某種混淆、模糊。
當然，在當時學校、家庭、社會反覆灌輸的”對敵人要向冬天一樣殘酷無情”的教育下，我也曾經對自己的這種”立場不堅定”展開過思想鬥爭：”你呀你，一個笑容、一把糖果就讓你對凍僵的蛇產生了憐憫，怎麼指望你長大了以後投入如火如荼的對敵鬥爭呢？”
順便說一下，在那個鏟除所有西方文化影響的年代中，《農夫與蛇》似乎是學校里可以講述的僅有的西方寓言了。
善與惡大換位
但隨著年齡的漸漸增大，隨著一波一波新的政治運動的推展，我卻對當時中國主流輿論宣揚的那些善惡對峙的概念更為模糊、更為混淆了。
記得大概是七十年代初的一天上午，學校據說要傳達重要的中央文件，所有學生都集中在小禮堂中開會，傳達文件的那個戴眼鏡的新校長一臉嚴肅，沉吟了一會兒，突然說了一句：”你們知道嗎？林彪是個大壞蛋！”
許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清晰地記得他眼鏡的鏡片所反射的寒森森的光以及他的那句唐突的話對我的震撼。我不知道那僅僅是反光呢，還是鏡片背後的兩隻眼睛放射出來的眼光。文革初期時，不就是這個戴眼鏡的新校長帶領我們”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嗎？
據稱中國有許多人、尤其是許多比我們年齡大一些的前紅衛兵都把”林彪事件”當作他們思想變遷的一個轉折點。後來，我讀過那一代人中許多精英的思想自述，許多人聲稱，”林彪事件”使他們對好、壞、善、惡這些概念的認識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
再後來，中國又發生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政治事件：批林批孔、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周恩來逝世、”四五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毛澤東逝世、”四人幫”下台、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改革開放……
時光如穿梭，梭梭催人老。1984年，我大學畢業進京，進了一家排場頗大的衙門中工作，雖然仍屬初出茅廬的毛頭後生，但也自信早已過了給一把糖果就分不清敵我的年齡。當年正逢中共建政35周年大慶，鄧小平威望如日中天，就連當時的”時代驕子”北大、清華的學生都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標語。我和當時的精英、非精英們一致地調整了內心的善惡觀：鄧小平好，”四人幫”壞，走資派好，造反派壞。
剛進機關，人生地不熟，多虧一個坐在隔壁的同事的熱心幫忙：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盡快熟悉單位業務的”迷宮曲徑”，私下則點撥我如何避開機關人事的”暗礁險灘”，他人也坦誠、厚道，樂於助人，雖然在機關的資歷比我老，但仍經常提前到辦公室，抹桌子、打水、整理文件架，讓晚到一步的我因無所事事而局促不安。
後來，趕上機關”清查三種人”，辦公室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許多。記得那時天天開會，我們這個部門的主任文革時受過衝擊，對文革中打砸搶的所謂”三種人”充滿了義正詞嚴的義憤，多次在單位的清查動員大會上回憶像他這樣的善良的走資派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控訴”三種人”在文革中作惡多端的劣跡。大概是因為這位老主任長得有點兒像我小學時期的老校長，使我對他的遭遇增添了一份同情，對他的憤怒增添了一份理解。
但開了好多天的會，仍然未能”挖出潛藏在我們隊伍中的’三種人'”（主任語）。主任後來放了狠話：”不要以為我們不掌握你們的情況，我們都做過外調，現在就看你們自己的主動了。主動交待和被人揭發，處理起來就是不一樣！”
狠話一出，很快就出了”戰果”：第二天，”潛藏者”們抵不住壓力，紛紛招供。大家吃驚地發現，我們這個人數不多的辦公室竟有三個文革時期的”造反派頭頭”，級別最高的一個竟然是某省文革初期”三結合”革委會的副主任，好歹也是一個副省級”領導幹部”，如今甘願屈居一個小科員，潛藏的夠深的啊！
但最讓我吃驚的是：三個前”造反派頭頭”中，那位坐在我隔壁、經常熱心幫我的同事也名列其中。據說，三人中他雖屬級別最低，但情節最為惡劣：他中學當紅衛兵時曾把老校長的腿打斷。
最後，前省革委會副主任被調離這個重要機關，另外一人也知趣地主動換了工作，而我的鄰桌同事因無處可去，只好留在本單位接收審查。
其後多年，他一直仕途暗淡，雖然他是恢復高考後北京大學的第一批畢業生，業務能力也很強，但就是因為這段歷史問題而一直未獲提拔。
我也聽到其他同事私下為他打抱不平：”當時他不過是一個十四、五歲的中學生，聽從毛主席的號召造反，如果說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不對，那也應該怪當時的官方宣傳，而不應該怪一個未成年的孩子。”
兩個陣營，一套思路
後來，我也離開了這個令人窒息的機關。再後來，中國又發生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政治事件：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下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民望急劇下降、八九學潮、六四事件、趙紫陽下台……
據說，在六四事件中，中共高層中一些堅決主張鎮壓的元老認為八九學潮就是文革紅衛兵運動的重演，天安門廣場人頭攢動的場面使他們聯想起文革時紅衛兵進京串聯的場面﹔據說，在這些強硬派的心目中，出動軍隊”平暴”也不過是中共歷史上除暴安良、揚善抑惡的正義事業的延續。
不幸的是，八九學潮中許多激進的學生領袖骨子中也虔信這種黑白分明、善惡對峙的鬥爭哲學。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八九民運後來越來越偏激，不肯妥協，也不肯與中共內部的改革派合作，一味對抗，最後導致改革派全軍覆沒、強硬派掌控全局並進行鎮壓，也與這種黑白分明的善惡觀有關。
近讀美國著名華裔學者鄒讜先生論六四的一篇舊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對比中共”老同志”和激進學生領袖：”眾多激進學生組織有著與老同志同樣的等級層次，同樣的安全系統，同樣的摩尼教式的善惡對立的世界觀，同樣的埋頭不看現實的傾向，同樣的沒有與’別人’溝通的能力，以及同樣的革命理想主義。”
確實，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的人，大概都受過共產黨式的好壞與善惡的教育，如果經歷過文革，他們的善惡觀也許會因為現實中善惡定位的大顛倒而出現混亂，但許多人只不過是把善和惡換個位罷了，他們仍然沒有對這種善惡兩分法的世界觀產生過懷疑。
並非中國獨有
不過，持這種善惡對立世界觀的也不都是龍的傳人。摩尼教自然不是中國土產，但中東發源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原教旨教義似乎也不乏這類善惡對立的說教，大凡宗教仇殺的對立雙方都自認己方是善的代表，對方是惡的化身。還有一些西方知識分子指出，”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和美國總統布什雖屬對立陣營，但他們也對善、惡這兩個詞有著同樣的特殊偏好，也以同樣的熱情互相進行”妖魔化”。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國小說家君特﹒格拉斯最近在一家德國電視台的”脫口秀”節目中表示，在現代美國歷史上的歷屆總統中，布什是最虔誠信仰基督教的總統，他甚至自稱他的所做所為都是”聽從上帝的指示”﹔而本﹒拉登則借”真主”的名義號召穆斯林向美國發動”聖戰”，他們其實都是借著上帝或真主的名義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而服務。
噢，順便提一下：我原來工作過的那個部門的主任因在”六四事件”以及其後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立場堅定”，現已高升，位居要津﹔至於那位鄰桌的老同事，據說因文革中的歷史問題一直仕途不暢，上班時鬱鬱寡歡，下班後則獨坐電腦之前，在互聯網上發發牢騷。
最近，我上中國國內網上論壇瀏覽時讀到一篇網帖，發帖者的署名與我這位老同事的名字一模一樣，文內熱情謳歌布什對伊拉克的戰爭是”除暴安良、揚善抑惡的正義之戰”。
但願，但願那僅僅是重名重姓。
— 轉自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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