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2日訊】張東蓀，男，１８８６年生，知名政治學教授，１９４９年時是燕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１９６８年１月被逮捕，關入北京郊區的特种監獄“秦城”。1973年，張東蓀死于“秦城”監獄。 不但張東蓀本人，還有他的儿孫，都經歷了恐怖的遭遇。
張東蓀在1968年1月被“逮捕”的時候，已經８２歲。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關在哪里。直到1973年，家人被通知，張東蓀死在“秦城”監獄中。
當張東蓀被逮捕并關入“秦城”的同時，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炳也被逮捕，也被關入“秦城”監獄。但是張宗炳和他的父親互相并不知道他們都被關在同一監獄中。
張宗炳是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他在監獄中精神錯亂。被秘密關押７年以后，1975年被釋放。出獄后，精神逐漸恢复正常。
“秦城”監獄位于北京郊區。這是一座特种監獄，不關押普通犯人，權力當局專門用這個監獄來關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聲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說，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監獄。這座監獄修建并啟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則大派用場。特別是在１９６８年，這座監獄關入了大量的共產党高級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這座監獄的公安部負責人。同時，“秦城”也關押了張東蓀和張宗炳這樣的人，所謂“高級知識分子”。
筆者听過前民政部副部長劉景范和作家陳明描述“秦城”監獄的情景。他們都曾經在那里被長期關押。那里對被關押的人施行的肉體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關的監獄有所不同，但是惡毒程度是一樣的。在“秦城”，把被關押者一個一個單獨囚禁，數年里不能和人說話，更不能和家人通信，是一個特點。
張東蓀的妻子劉拙如，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圖書館工作。張東蓀被逮捕，他的妻子也因此在她的單位中被“批判斗爭”，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監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眾扭送公安局”是當時流行的說法，是一种通過各單位的“革命群眾組織”出面來捕人的辦法，被廣泛使用。）
張東蓀有三個儿子。和他一起被關進“秦城”監獄的張宗炳是長子。老二張宗燧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從事理論物理學研究，文革時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老三張宗穎學社會學，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 文革開始后，1966年，張東蓀的三儿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朴遭到“斗爭”后一起自殺。
1969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二儿子張宗燧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中自殺。
張宗炳的儿子張鶴慈，1963年時是北京師范學院學生。他与几個中學同學結社寫詩和議論政治。他們的活動被公安部門發現，他們被逮捕。經過審訊關押后，張鶴慈被送往茶淀勞改農場“勞動教養”三年。三年期滿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處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勞改農場”一共待了１６年。 張宗穎的儿子張佑慈，文革時在天津當工人，他的父母在１９６６年自殺后，他因“企圖給父母報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張佑慈獲“平反”被釋放時，已經在監獄中被關了10年多。
就這樣，在文革中，張東蓀自己被關死在監獄中，張家的三個儿子，兩個自殺，一個被長期關押后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這樣的遭遇听起來就象恐怖小說：一家人一個接一個地落入悲慘結局。張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說的不同之處，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說中往往說出所有的恐怖的細節，那些細節卻都出于虛构；對張家人來說，可怕的細節實實在在真真切切地發生過了，可是卻從未被記述下來。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實的也是可怕的細節，往往被隱瞞了，或者被掩蓋了。我們只是從這些詞語：逮捕（不經過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監獄（“秦城”），秘密關押，“由革命群眾扭送公安机關”，精神失常，自殺，“勞動教養”，以“反革命罪”判刑，來了解這种恐怖的程度 。其實，在相當程度上，連細節都未有机會說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對千千万万的別的人有更大的恐嚇和威懾作用。
另外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在恐怖小說里，制造恐怖的是一個或者几個坏人，是一种個人的行動，一般屬于私仇。在張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個個人的死來說，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許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標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產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擊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因為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所以他們就是資產階級。），所以張東蓀和他的儿子被打擊。文革要打擊一切反對的思想，所以張東蓀的孫子遭到嚴厲處罰。文革封閉中國，國門緊鎖，所以眾多受害者無路可逃，只能逐個被整治，束手就擒。
張家所遭受的恐怖絕不只是針對他們一家的。和他們類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
張東蓀的長子張宗炳大學畢業后，以第一名成績考取當時的公費留學，到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朋友們都說他是絕頂聰明的人，流傳著關于他的過人才智的有趣故事。除了生物專業上的成就，他還會數門外國語，并且在詩詞繪畫書法上都很有造詣。他口才也好。因此，張宗炳和陳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認為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課講得最好最生動的兩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學教公共課“普通生物學”，上百人來听課，常能講得台下掌聲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樣受學生歡迎的生物教授陳同度，卻已經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審查”和折磨，服毒自殺了。
“文革”對人的打擊殺傷總量，由于缺乏記載和報道，更由于不准閱讀檔案資料，普通人很難對此進行統計。但是從了解到的局部情況，比如說一個家庭，我們可以看出打擊殺傷的密度，從而也可能作出一些總量的估算和對整個文革大圖景的基本評估。
──原載《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