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9日訊】我姥爺家在河北省清苑縣的一個村子里。听我姥爺講，我姥爺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太姥爺是個很聰明的人，為人也厚道，一生勤勞和省吃儉用，到解放前攢下60多畝田產。但這也給我家帶來了不幸。這個村沒有人家有足夠的田產夠得上中共所定性的所謂地主，可剛解放時中共又要村村發動群眾斗群眾，于是就准備把我家在內的三戶田產稍多的一點人家當富農批斗。
因為我姥爺家在村里的人緣很好，一日村里知情者告訴我家，共產党的工作組准備這天組織村里人到我姥爺家抄家并開現場批斗會。我姥爺家的所有男子，我的太姥爺，我姥爺，我舅舅全棄家跑了。幸虧逃得及時，否則被他們抓住會被活活打死的。家里只留下我母親和我母親的奶奶。當時我母親還是個小丫頭，就這么一老一小還是女的。我听我母親以前回憶，共產党的工作組這天帶著小學生和村里的一些游手好閑的地痞流氓排著隊喊著口號就來了。把我家田地給沒收了，房子里的財產能搶的都搶了，能搬的都搬了，洗劫一空。還逼問這一老一小還有沒有藏起來的。為了能剩几件衣服穿，我母親里三層外三層套了好几件衣服。最后還被掃地出門，房子也被沒收，貼上封條。直到70年代中期，我回過一次老家，我媽指著大隊部和民兵隊部對我說：“ 那是我們家以前的房子。” 從這一天起，我媽和她奶奶就住在一個小破廟里，每天我媽就牽著她奶奶的手挨村去討飯，每當我听我媽講起這一段遭遇，想象著這一老一小挨家挨戶要飯的情景就禁不住流淚。一夜之間我家由一個富貴人家就變成要飯的，我家就是這樣被中共解放的。
我母親的許多親屬在不同的地區也都被沒收了土地、家產，她的舅母還被斗死。她的這一家族不是地主就是富農，根本找不出出身好的窮人，因為當時嫁娶都是找門當戶對的。對我姥爺一家的迫害持續了几十年，一搞運動，我姥爺就得掃大街去。
其實跟著鬧得最歡的都是些好吃懶做地痞無賴，在以前的任何一個社會，他們好吃懶做當然要受窮了，自然就成了流氓無產者，搞起共產來也熱情高漲。過去的許多富人都象我太姥爺一樣很忠厚，不是靠什么剝削，而是靠勤勞、智慧、節儉、積德才攢其財富的，村里誰家有個困難，鄉里鄉親的經常慷慨解囊相助。我的太姥爺面對自己一生吃苦、節儉卻換來如此下場大哭一場。共產党就是這樣變异人類，獎懶罰勤。
我爺爺的命運也不比我姥爺強。我爺爺也很聰明，出身于河北蠡縣，抗日時一腔熱血救國，投筆從戎，就近參加了中共控制的晉察冀根据地的隊伍。因為他有文化，就被安排在机關工作。一次日本鬼子大掃蕩，只有戰斗部隊可以轉移，机關人員一律被視為包袱，就地解散，各自逃命去。我爺爺命大，只身突破了鬼子的封鎖線，躲到了我奶奶家。后來受党組織委派，打入國民党的隊伍任軍需官，解放戰爭時還策反了這支國民党隊伍。和他一起搞地下工作的一個叫張宏略的后來當了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館長。我爺爺應當也算抗日有功，還冒著生命危險打入國民党，按說也應當算中共自己人了。可中共這個怪物自己人也咬，用完人就殺。文化大革命時，因為日本鬼子那次掃蕩時，我爺爺沒跟著部隊一起撤退，明明是中共自己不夠仗義，扔下自己机關人員就逃命，卻誣陷我爺爺臨陣脫逃，明明是受它們的委派打入國民党隊伍，卻說我爺爺是國民党特務。結果我爺爺被隔离審查，不讓回家，還大會小會的批斗他，在一次批斗會上他被气瞎了一只眼睛，身體也得了重病，受了很多罪，不久就含恨辭世了。
再話說我父親這一代人。1957年共產党號召知識份子給党提意見。我父親當年22歲，是北京首都鋼鐵公司的年輕的技術骨干，天真的他輕信了共產党，在他們技術小組政治學習時，誰也不敢向党提意見，他作為小組長，為了打破僵局，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就首先帶頭說了一句不疼不痒的話：“党說已經消除了工農差別，与事實不符嗎。我們在工厂的食堂里能吃上紅燒肉，農民兄弟就很難吃得上。”稍后不久共產党就翻臉了，說這是引蛇出動，凡是提意見的都被打成右派。我父親因為那句有關紅燒肉的話被定成挑撥工農關系，打成右派。本來他已作為技術骨干調往四川攀枝花鋼鐵厂，支援三線建設，檔案已調過去了，就等交接完工作就動身了。這下也不用去了，直接被下放到工厂當工人鏟鐵沙去了。結果派另一人去了攀枝花，那里地處山溝里，三年困難時期根本吃不上肉，那人來北京出差都買肉罐頭帶回去。那人多年后還特意找到我爸，半開玩笑地說：“ 老陳那，你一句紅燒肉把我也害苦了。”
當時城里年輕人都要上山下鄉，我叔叔去了東北農場。象我家的出身免不了要插隊的。因為出身問題，我家在我很小時就為我將來作打算。為了我將來能留在北京，在我還沒上小學時，也不管我是否具備音樂天賦，我家人就讓我學拉琴，學識譜，為了將來能留在城里的文工團里。
到了我這輩人，1989年我在北京科技大學分院讀大三，當年也是22歲，赶上了六．四。六月四日凌晨，我搶救傷員隨救護車一起來到了北京軍事博物館附近的北京鐵路總醫院，看見許多被子彈打死、打傷的市民和學生，有一個場景至今歷歷在目，一個被擊中頭部的年輕小伙子躺在地上，血不斷從頭上的繃帶中流出來，喘一口气，吐一口血，身下已經是血流成河，但是沒有醫生搶救他，我問一個匆匆路過的醫生為什么不搶救他，這個醫生難過地告訴我，送來的死傷的人太多，根本搶救不過來，輕傷的包扎一下就不管了，傷勢太重沒有太大把握搶救過來的也顧不上了，只有傷勢很重，但很有希望的才搶救。這個小伙子被子彈擊中了頭部，即使搶救，也很難說是否能救活，只好任他痛苦中殘喘生命中最后的几口气了。隨救護車來醫院以前，救護車的司机還問我：“你可想好了，前面可有生命危險阿！剛才解放軍還用沖鋒槍沖著我們的救護掃射呢！”當時我還滿不在乎：“不怕，不就一死嗎。”可到了醫院后，醫院里的情景，尤其那些傷員痛苦的呻吟讓我有點害怕了，來之前光想到生死了，忘了想到還有可能打不死，而被打傷呢，那得多疼啊！第一批戒嚴部隊沖過去之后，我來到軍事博物館前的大街上，看見地鐵站的窗戶和牆上布滿彈洞。之后我送一個被擊中腳的北京醫學院的學生回家，又在五顆松路口看到被坦克碾成肉餅一片血肉模糊，薄薄一層象相片一樣貼在地上的人的尸體，根本分不出來哪邊是頭，哪邊是腳，后來我發現一邊有几顆牙齒，推想那邊曾經是頭部……六．四這一天的經歷使我終身難忘。
之后電視里24小時扑天蓋地謊稱什么北京市民和學生暴動，死傷的只有解放軍，而平民和大學生沒有一個傷亡，就象今天迫害法輪功一樣，電視里除了謊言還是謊言。當時強迫每個人明确表態支持政府所謂“平暴”。除了我之外，我們机電系里所有的學生都被迫違心地撒謊表了態。唯獨我始終保持沉默。因為電視宣傳的和我親身經歷的完全不一樣。 我父親為了前途著想勸我道：“ 我就是在22歲時被打成了右派，一下就當20多年，你干嗎非要走我的老路呢？”我回答：“有其父就有其子，是你總教育我，讓我作個正直的人。”我父親一下語塞了，半晌冒出一句：“ 誰讓我們生在共產党當政的時候呢！”
由于當時系里就我一個人沒有表態，我立即就成了重點。我們系里的党之部書記勾結戒嚴部隊想找借口把我抓起來，戒嚴部隊已經端著沖鋒槍到我們學校抓了十几個學生了，抓進去不問青紅皂白先打一頓。但是搶救傷員，救死扶傷實在构成不了抓人的理由，于是就陰謀給我開除學籍的處份。我被逼無奈到醫院開了一張休學一年的病假條，在家里躲了一年，才算避過這一風頭。由此我也萌發了离開那片我所熱愛的土地、出國留學的念頭。
有了出國的愿望，同時也決定出國之前一定要學樣中國傳統的東西伴隨我到异鄉。因法輪功不收費，于是我決定試試法輪功。李洪志老師所講的回答了我有生以來一直追求探索的所有的人生的問題。法輪功所提倡的真，善，忍也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當時我還想，我要是國家領導人，我就會鼓勵全國人民都去學法輪功，這多好，每個人都能自覺約束自己，不是不敢做坏事，而是發自內心的不愿做坏事，而樂于做好事，那么我們社會一定會越來越好，也就不會有貪官污吏了，何愁我們民族不強大呢？
可惜這么好的對國家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功法在大陸卻遭到以江澤民為首的這個政治流氓集團的殘酷鎮壓，据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內部統計，拘捕中的法輪功學員死亡人數已經高達1600人，全國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勞教的人數超過10万人，數千人被強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樞神經藥物的摧殘，大批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各地“洗腦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謂“執法人員”的毒打、體罰和經濟敲詐。而且這場迫害已延伸到國外，在德國只因為我的個人信仰，中國駐德國慕尼黑領事館拒絕給我換發新的中國護照，難道我們生為中國人在地球上就不能象其他民族一樣，信守自己的良知而有尊嚴地活著嗎？
我的母親住在北京。通過修煉法輪大法，她告別了許多多年的頑疾，獲得了健康的身體，因為不愿意恩將仇報、拒絕在所謂的百万人簽字反對法輪功的活動中簽字，警察就要抓她，她已被迫流离失所兩年多了，我都不知她現在身在何處。國內警察迫害法輪功可真是不惜血本，對這么個退休的老太太都窮追不舍，多次去河北我們老家抓她。
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我家几代人都受到中國共產党的迫害。我周圍的許多人的家庭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中共有一句蠱惑人心的口號：“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美國也沒有共產党，是世界經濟強國；西歐各國也不是共產党執政，國民比中國人富裕，還過得自由。同是一個民族，同時起步，以前的東德和西德，現在的北朝鮮和南朝鮮，就可以看出有無共產党的區別了。沒有共產党我家和千千万万的中國家庭就不會無端遭受迫害；沒有共產党的貪污腐敗，憑著我們中國人的勤勞、勇敢、智慧，我們中國早就名列世界之強了；沒有共產党就沒有中國自1921年至今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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