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
五、修正主義
說到毛澤東主義中創造新人的理想，不能不同時看到另一個與之行影相隨的組成部分，即“反對修正主義”，那也是晚年毛澤東一直高舉的旗幟。後來被稱爲“文化大革命”之靈魂的“鬥私，批修”四個字，就是同時對這兩個方面的概括。
大躍進在中共內部引起了分歧，廬山會議是一個爆發。現在的主流看法是毛澤東出於帝王喜歡奉承、聽不得批評的心理，或是恐懼權力受威脅而打倒的彭德懷。毛的個人品質肯定有問題，但是僅僅從品德或權力角度解釋廬山會議是不夠的。那時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寫過這樣一段話：
“大躍進”運動一發動，毛澤東就把對階級鬥爭的注意力逐漸移向黨內……鬥爭的範圍逐漸以黨內爲主，矛頭日益指向黨內領導層，最終出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判斷。在這樣一種理論的指引下，廬山會議 ——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自是當代歷史合乎邏輯的發展。「27」
以這樣的眼光看，廬山會議就不能僅僅解釋爲毛一時的惱羞成怒，而是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隨著大躍進惡果的顯現，共產黨內的反對意見越來越多，毛澤東上廬山，原本是爲了做一些讓步，平息反對意見。但是他所聽到的抱怨和彭德懷的上書使他看到了這樣一個現實：當年在戰場上跟著他出生入死的戰友，已經開始跟他分道揚鑣了。彭只是個開端。赫魯雪夫鞭屍史達林使他聯想到自己。權力鬥爭並非主要，因爲沒有誰在權力方面能是他的對手。他和當年戰友的分歧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打下了江山以後，下一步該怎麽走？打下江山就是目的嗎？如果只是爲了坐江山，當統治者，治理國家，那同封建帝王和資產階級總統有什麽區別？又如何能滿足他書寫歷史的大胸懷呢？對於他，打下江山只是個開頭，大躍進是爲創造新人間邁出的一步，即使急了一點，出了一點問題，不也是爲了實現美好理想的必要代價嗎！爲什麽要用枝節否定主流、用“一個指頭”去否定“九個指頭”呢？
他後來把當年的戰友統統抛棄，把他們輕蔑地稱爲“同路人”，道理就在這裏。對實現他造就新人和人間天堂的目標，那些戰友已經變成了最大的阻力。他們在打江山時是左膀右臂，英雄好漢，一掌握了權力就蛻變成俗不可耐的官僚，成爲繼續革命的絆腳石。他們充其量只能爲帝王奪天下，卻不可能成爲追隨聖賢改天換地的聖徒。
之所以在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就把階級鬥爭的矛頭指向中共黨內領導層，如果熟悉他以思想劃分階級的邏輯，就不會感到奇怪。大躍進的失敗導致中共務實派對毛的烏托邦産生懷疑，他們明智地看到，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私” 的作用。儘管他們的說詞相當含蓄——“調動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但說穿了就是要給勞動者以私利。而在毛看來，那種以私爲本的做法是必然與資本主義道路殊途同歸，所以不管披上多少馬列主義僞裝，本質上都是修正主義，與共産主義的方向南轅北轍，因此離共産主義只能越來越遠。
毛決非某些人想得那麽荒唐，他出身農民，哪里會不明白對人的“私”加以利用，肯定能得到高得多的效率。正因爲“私”是他要消滅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對他才不是荒謬。一時的物質所得不過是蠅頭小利，怎麽能爲小利失掉建立新世界的偉大理想！
毛澤東把廬山會議從一個原本在政策層面上檢討冒進的工作會議，中途變成了一場黨內“反右傾”的路線鬥爭，在他的頤指氣使背後，要看到當時的中共內部的確是有路線鬥爭的。至於彭德懷成爲靶子，與其說是毛的蓄意安排，不如說正好被彭踩上了引信。彭只是一個質樸軍人，爲民請願而已，而真正的中國赫魯雪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們還在後面。毛和他們的戰鬥剛剛開始。
六、中共務實派
中共高層領導人雖然都被稱爲革命家，多數卻只有就事論事的素質，缺乏大鵬展翅的幻想。對他們而言，做了統治者就該好好治國，國家的根本是在經濟，那就應該怎麽促進經濟發展就怎麽做，反之就不做。中共政權中那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人——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包括周恩來，實際上都是這種思路，都長在一條根上，只不過有的公開一些，有的隱蔽一些。無疑，只要每天面對治國的具體事務，就一定會明白毛那一套的虛幻，並在心理上和他拉開距離。
大躍進的慘敗使務實派地位上升。毛不得不同意按照務實路線去挽救危局。畢竟先得保住政權，才可能再做繼續革命的考慮。大躍進使務實派和毛一樣看出了“公”與“私”的矛盾，然而他們汲取的教訓卻相反。他們要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而是正視現實。因爲在他們看來，“私”即使不是絕對不能改變的人之本性，也是相當長時間內不可消滅的，因此只有對“私”加以迎合和利用，才可以促進經濟發展。這也就意味著，務實派治國的基點是要立足“小家有私”，與毛澤東的“大公無私”正好背道而馳。
務實派當時推出的“三自一包”政策，核心就在刺激和調動人的“私”。取得的效果非常明顯，迅速調動了廣大農民的勞動熱情。大躍進導致的危機很快被遏止，困境也隨之解除。這一亂一治的成敗對比，使務實派更加不相信毛的一套，從此不再跟著毛去“升虛火、發高燒”。當然，他們不會正面與毛對抗，採用的方式是陽奉陰違，嘴上繼續吹捧毛，實際把他架空成無所事事的太上皇。既然是他們主持日常工作，毛的任何決策都只有通過他們把持的行政系統才能執行，他們就可以在那個過程中暗自對毛的荒謬進行修正。
那是被毛稱爲“大權旁落”的時期。不過毛的地位仍然始終高居於務實派之上。那絕非僅是太上皇式的貌似尊貴，在共産主義意識形態中，毛追求理想的徹底性使其始終佔據著理論和道德的制高點。只要務實派在思想上不敢逾越共産主義的教條，那就不管其在實踐方面如何有效，也不敢理直氣壯地販賣“私”的貨色（例如陳雲用這樣的理由：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分田有利於動員農民保衛自己的土地「28」），從而就無法與毛那氣勢如虹的一套抗衡。因此，一旦與毛髮生碰撞，務實派往往就立刻改變自己去附和毛，並自卑地對毛進行吹捧。
他們那時還沒有意識到，那些似乎只是權宜之計的附和與吹捧，其實正是在爲他們自己挖掘墳墓。
(繼續)
二十世紀末寫於北京
注釋：
「27」李銳，《廬山會議的教訓》，見《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二三二頁。
「28」鄧力群，《七千人大會到“西樓會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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