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4日訊】1930年代，柏林大學成千上萬名大學生在大街上開始焚燒康德、歌德和愛因斯坦等人的著作。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灰燼的餘焰中宣稱：這火光不僅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它還照亮了一個新時代。
德國納粹確實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在他們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浩大進軍背後，從焚書堆到焚屍爐之間，僅是一步之遙。當一個新政權用焚書行為向世界宣戰時，它行將帶來的，要嘛是一個千秋帝國，要嘛是萬劫不復的黑暗。
1946年，德國史學大家梅尼克發表了《德國的浩劫》。這個摯愛祖國歷史文化的知識分子，對異族的佔領深感沈痛，但是，他更加厭惡納粹黨徒強加給德國的墮落和恥辱。第三帝國曾使全體德國人「淪於內部的異族統治之下，它之鉗制人們的靈魂，要比外來的異族統治強烈得多，他們可以用謊言欺騙和弄虛作假，投我們之所好而把他們自己扮成偉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問道：一個民族即使征服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的靈魂，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的精神病痛曾經遠甚於德國。
我們迎頭撞上的20世紀，正是中國精神年表空前紊亂、無數精神先驅在東方式的焚書暴行中「遺恨塞乾坤」的時代。引領風騷、宰制天下的除了異常強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還有一整套來自異族的新世界觀、國家觀和歷史觀。此乃中華3千年未有之最大的變局。
50年代新政權在最需要常識和理性以建設新國家時，卻將近百萬知識精英加以誘害、公開踐踏。這是中國兩千多年以來最嚴重的焚書坑儒。它啟動了中國精神生命和民族生命的分裂大悲劇。
不到10年後，幾乎全體中國的性靈良知又一齊跌入深淵。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後，中國在時間上中斷了向自身偉大傳統請教、在空間上與西方主流文明對話的正道，坎陷於四顧蒼茫、一無憑籍的精神荒原，第一次公開鼓吹並大規模長時期實行中國人對中國人的侮辱、鬥爭、鎮壓、專政，讓傳統道德、倫理、文化的土壤幾乎蕩然存。其為害之烈，恐非鴉片戰爭以來外族列強加於中國的直接傷害所可比擬。
經歷了「反右」、「文革」、「亡天下」的中國，其精神坎陷之深，決不是一次改姓易號式的政治審判所能填補，更不是一場以權力和金錢的神聖聯盟為主軸的經濟爆發所能逾越。
直到今天，19世紀的一名普魯士哲學家、一名英國工廠主、一名俄羅斯職業革命家和一名格魯吉亞出生的暴君野合而成的「思想」還被尊奉為中國人的國家原則。而中國之為中國、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全部傳統、道德、文化、禮儀以及中國幾千年來立於天地之際的風範、衿式、行像和神韻，僅僅從被批判、被蹧蹋、被焚燬的絕境上升到了可資利用的地位。以至張藝謀一類完全不懂中國文化的電影導演，在向「焚書坑儒」始作俑者獻媚後，又率領一班坐台小姐式的女演員，在雅典奧運會令人嘆為觀止的哲學－藝術盛典後，竟敢把一齣低俗表演稱為中國文化藝術的代表之作。我們精神的坎陷可見一斑了。
勿需細論，只要把奧運獎牌的（焱風）升和諾貝爾獎的繼續缺失相比較，只要把中國ＧＤＰ總量與死刑總量相比較，當可看出，中國確實更加強大了，甚至太強大了──在物質上；中國也更加貧困了，也許太貧困了──在精神上。
如果中國一味罔顧自己先知空谷足音般的箴言、沈迷於內部異族精神統治，找不到、爭不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精神生命，任憑自己在物質擴張和精神坎陷嚴重失衡的歧路上漸行漸遠，那麼「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的詛咒，恐怕將在蕭牆之內釀成彌天大禍。
「9．11」恐怖悲劇中中國年輕一代的狂歡表演，令世界震驚。它已明確表明，如果中國繼續任由歷史、道德和世界等等虛無主義氾濫，讓自身的精神日益坎陷，從1957年到1976年的邪惡而荒誕的歷史紀錄，將被並未價值中立而意識形態虛空化的年輕一代大大刷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浩劫」，將不過是低調的序幕和無聊的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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