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人類各大文明都有「中道」思想
達賴喇嘛的中道思想其實並不是一種發明或創造，而是根置於佛教和平非暴力思想的一種發展。「中道」是一個佛教名詞，佛教認為斷見（認為事物滅後不再生起的主張）和常見（認為事物是常駐不變的主張）都是偏於一極的，只有佛教所主張的一切事物是遷流無常，而又相續不斷，才是離開斷見與常見兩邊的中道。其實在佛教中，對兩個極端的認識也並不一致，因此對何為中道也是眾說紛紜，西藏佛教中的「中道」源自於，中觀應成派的哲學思想，龍樹就是這一見地的代表人物。（見才嘉的《達賴喇嘛的中庸之道是解決族群問題的試金石》）。除藏傳佛教，中國的佛教宗派也都以自己的宗派為中觀，如唯識宗視唯識為中道，三論宗以「八不」為中道，天臺宗以「實相」為中道，華嚴宗以「法界」為中道。但這並不影響佛教徒認為捨棄兩頭的極端而取中間即為「中間道路」的根本認識。
在中國，中庸之道是儒家的倫理思想，指處事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認為是最高的道德標準。這中庸之道有時候也被稱為中道，《孟子。盡心下》中有「孔子豈不欲中道哉」，這地方的中道被認為是指「中正之大道」。同樣，在愛琴海文明的希臘，著名的哲學家亞裏士多德也曾提出「中間道路」（Mesotes）的觀念，指不偏不倚，處於兩個極端的中間，在倫理觀念上，他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有過度、不及和適度三種狀態，過度和不及都是惡行的特徵，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徵，道德的標準。例如，勇敢位於懦弱和魯莽之間，節制位於縱慾放蕩和冶淡無情之間，因此，勇敢和節制是美德。
在希臘、中國和印度這三個人類文明的源頭，部有文明巨人提出「中道」，顯然不是偶然的。他很可能蘊含著人類智慧的共同結晶。其中亞裏士多德還將這一原則運用於社會政治領域，肯定大富大貧都是不好的，中等財富才是奸的，認為國家應該由擁有適度財產的中產階級來統治。但遺憾的是，人類歷史上普遍把弱肉強食、以鄰為壑，迫人從己等視為是天經地義，是生存競爭之不可避免的規律和常態，不管是政治鬥爭或民族衝突都不可能擺脫「成王敗寇」的死結，因而，各種文明中的中道觀大都注重個人的處世原則而無法真正上升到社會和政治的層面。
歷史發展到今天，依靠武力征服和維持的方式已趨末路，根據各自的利益而結合的現代國家巳成為趨勢，一個尊重生命權利的社會產生了。
達賴喇嘛的中道思想
現代科技的發展讓人類整體的自信心空前膨脹，由此引發的危機也直接影響到人類的未來，而人的貪婪是無盡的，由此引發的競爭當然也是無盡的。但問題是，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是有限的，資源是有限的，是無法無限制地滿足人類的瘋狂貪慾。當現代人盡情地揮霍著土地資源時，我們是否真正考慮過人類子孫繁衍生存的需要？再比如，汽車的發明普及和城市的發展改變這個世界，但汽車對資源的需求尤其是對能源、土地和道路的消耗超過自然所賦予人類的能力，同樣城市的高速發展是原來的農田、林地、草地或湖泊都變成了水泥覆蓋的建築區，這種變化對人類生存環境和自然生態系統的危害肯定也是史無前例的，而且是永久性的，是遺禍子孫的。就現有的資料而言，不管是石油或核能都是有限的，這種有限的程度甚至只是百年左右，在人類發展史上百年不過是一瞬間，問題是人類在此之後的發展該以什麼為能源？當人們現在毫無節制地競相奢侈浪費能源時，毫無疑問，我們是在預支子孫的生存機會。同樣在政治、宗教、民族等問題上，極端主義以各種潮流口號為包裝，爭相為各自的殺戮和排斥、打壓異己尋找合法的理由，而世界和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現代教育使人們幾乎可以為自己的所有行為都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恐怖主義份子可以為了他的真理殺害無辜的幾千人，美國、中國等國也可以合法地發動他們的聖戰。保家衛國的極端化則是軍備競賽和發明製造出足可以把世界摧毀十幾遍的武器，而極端強調國家利益的結果肯定是默認或推行「以鄰為壑」的處世準則，結局就是全球氣候和人類整體生態環境的惡化。
面對這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人類必須要認真地考慮該怎樣平衡這種無限的慾望與有限的能源之間的差距？
該怎樣讓人類各利益集團避免這種現代版的「弱肉強食」、「成王敗寇」的叢林原則，尋求一個盡可能公平的社會？
達賴喇嘛的觀點就是「中道」思想，佛教或達賴喇嘛相信，需要控制的是人的慾望而不是無止盡地向大自然索取，人類在合理利用必要的自然資源的同時，必須要學會克制自己的慾望。同樣面對利益衝突，人類需要的是運用智慧而不是血腥的勇氣，需要的是接觸、和談以及協調，從而尋求各方都能接受的結果，並避免為維護各自的極端刊益而走向極端，訴諸暴力，從而落的個兩敗俱傷、雞飛蛋打的結局。其實，這些是最簡單的道埋，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人類不懂得實踐，結局是不難預見的。同樣，達賴喇嘛相信西藏佛教是可以能夠為人類做貢獻的。
如上所述，達賴喇嘛的中道是奠基於佛教的和爭非暴力思想，在離開拉薩後，達賴喇嘛並不打算離開西藏，他依然無法相信中共是無法溝通或難於理喻的，他回憶說：「我們認為應該留在那裡（指西藏邊界城市），努力與中共展開和平談判，我們希望，當我逗留在西藏時，中國人也許可以看出達成協定中所有的好處，也許會制止他們轟擊拉薩（《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192頁，）。但中共用炮聲擊碎了達賴喇嘛的和談夢。剛到印度，雖然當時中共正在瘋狂地屠殺西藏人民，毀滅西藏的文明，但達賴喇嘛仍然一如既往地呼喚和平。1959年6月，達賴喇嘛在新聞稿中指出：「我們西藏人民並不敵視偉大的中國人民，我們必須共同做出必要的努力，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中共則以武裝鎮壓、「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等殘酷的措施做為回答。
漢藏合作，尋求一個公平的社會
七十年代末期毛澤東的死亡使中國開始走向正常，1979年鄧小平派人聯繫時，西藏方面曾經做出積極的回應，這首次的接觸雖然取得不小的成績，如後來四次代表團到西藏調查和會談等等，最終未能實現真正的和談。唯一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根本不承認西藏問題的存在，其接觸的目的僅僅是解決達賴喇嘛，並將西藏問題轉化為達賴喇嘛的個人問題。這點在胡耀邦於1981年7月27日提出的所謂對達賴喇嘛的五項政策中很明顯。因此，這種試探性的接觸在熱鬧一陣以後一涉及到實質問題就告觸礁。面對中國政府的頑固政策，加上國際社會希望瞭解達賴喇嘛的明確立場，因此，達賴喇嘛於1987年在美國國會演講時提出了五點和平建議，這些建議的大部分內容其實之前在與中國接觸時都討論過，因此對中共來說並不是什麼新聞。隨後又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議，對西藏的要求作了全面的闡述。雖然中道做為—種佛教思想一直影響著達賴喇嘛的行為和決策，之前他的很多觀點也是以中道思想為基礎的，但斯特拉斯堡建議是第一次使用「中道」這個佛教概念來闡述政治解決西藏問題的立場。
根據中道的理論，達賴喇嘛提出的兩個極端之一，是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統治和管理方式，包括對藏入的高壓殖民統治、分而治之的分化政策等等，另一個極端是很多西藏人所期望的完全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捨棄兩個極端後的選擇就是自治，即在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或免除分裂之恐懼的同時，保證西藏人民能夠享有自治的權利。
具體地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下具有自己的基本法，以西藏三區統一為基礎，由西藏人在民主政體的框架下依法自主地管理西藏的文化。宗教、傳統、教育、衛生、交通等內部事務，從而保證西藏民族特性、文化、宗教、傳統以及人民的福利事業得到維護和發展。而由中央政府負責西藏的外交和國防安全以及與西藏人共同參與西藏的經濟發展，從而保證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達賴喇嘛中間道路的基礎就是中國政府維護統一的要求與西藏民族維護民族特性與發展民族文化，宗教和衛生等並被雙方民族視為根本原則的訴求並下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存甚至相得益彰的。
－－轉載自《北京之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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