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國安阻斷一上海交大博士回國路

一位暫居韓國的中國博士致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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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11日訊】我名叫歸宇斌,男,1971年出生於浙江湖州。去年的今天(2003年12月11日),是我在韓國三星國際經營研究院(SGMI)的最後一天。自02年6月從上海交通大學製冷與低溫專業博士畢業後,我加盟韓國三星電子與蘇州工業園區的合資企業蘇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從事於家電新產品研發。03年10月5日,我被公司派到SGMI培訓。

蘇州三星公司器重於我。03年初,進入公司半年後我就任研發中心先行課課長一職。先行課在韓國的金湘玉副總指導下,我負責過空氣清新器、空調和冰箱的殺菌功能、立式窗機等項目的先行開發。在短短數月中為公司申請了三、四項專利。並與上海交大達成光催化空氣淨化產學合作重要協議,為蘇州三星在空氣淨化這一領域的產品開發打下基礎,使中國高校與韓國三星電子的合作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在三星『以優良的技術和產品服務人類』的經營理念下,我也非常喜歡自己所從事的家電新產品研發工作。我參與籌備的蘇州三星研發中心的成立,更是為新產品研發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作為蘇州三星的重點培養對象,去年十月五日我被派遣來韓國三星國際經營研究院培訓十周,是在北美、澳洲等國的教師指導下與來自於亞洲各國的100多位三星高級職員一起學習、生活。學習生活比較緊張,但在與多文化背景的教師和同學交往中,也感到自己的知識面有了大的拓寬,各方面能力提高不少。這段時間的培訓,我獲益不淺。也結交了多國的朋友們,令人愉快。這一切,本來應是在國家和人民培養下,我多年奮鬥學有所成後,事業上發展的一個良好起點。

天有不測風雲,出乎朋友們和家人親戚意外的是,我在韓國培訓期間,蘇州國安在國內的多起特務行動,令有關我的一切發生了劇變。直接導致我在培訓結束後有國難投、有家難回。我曾於十月下旬給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的網站發過電郵,請法制辦轉交一封給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的信。但我一直沒有得到絲毫回音。在一年後的今天,我決定把這起由一年前蘇州國安的特務行動引發的事件公諸於眾。

我是去年七月左右在網絡上認識李茜的,當時李茜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唸書,臨近畢業。李茜也介紹我認識了她在美國唸書的男友小梅。在網絡上的交談中我得知,李茜的母親楊旭因修煉法輪功前幾年就被公安抓走,當時失去一切聯繫,生死不知。而且由於李茜的父親受國內電視上對法輪功的詆毀宣傳影響,仇視於妻子和女兒,在假期中李茜從南京回到四川往往給趕出家門。李茜畢業時暫時沒找到工作,而且不想回家,因為被趕走,她想著出國繼續深造。當我得知這一家庭悲劇後,就想努力幫助李茜。當時,我曾想著幫李茜介紹工作,也在李茜困難時作過少量經濟上的支援。雷江濤是2003年上半年我在網絡上認識的。他是畢業於河北衡水師專的計算機高材生。當時在參與他以前的老師編寫計算機書籍的工作,由老師所得稿費發給生活費。由於有時書的出版遲,那麼雷江濤就只好靠向他的老師借錢度日。我當時認為長此下去於他的未來可能不利,就表示過也許他來蘇州可找到合適的職位,因為世界五百強企業大多數在蘇州工業園區有分支等。我想幫助雷江濤在蘇州安頓下來。扶危濟困、樂於助人一直被我當作是做人的本份。何況我本人也是一個法輪功修煉者,幫助困難中的同修是我份內之事。

由於我自己畢業沒多久,為了經濟上較好的幫助李茜和雷江濤,我問了一位在國外讀書的交大校友小張是否有餘力。小張同意借了幾千元人民幣給他們,小梅也答應借幾千元人民幣給他們。很久以後,我才得知這位剛工作的校友其實也經濟困難的,小梅更是在向銀行借錢。這是困難中朋友們之間的互助,患難見真情。

我十月五日來韓國。雷江濤離開河北後先去北京找工作,但沒找到,在國慶時回家過了節,過完國慶於十月中旬從河北到了蘇州。

李茜是十一月二日在上海她的朋友李晶的住處被蘇州國安非法抓捕的。雷江濤十月三十一日從蘇州到北京,是去他的朋友孫吉良(北京郵電大學畢業,北京太極華能公司職員)處取回他的行李箱,當晚雷江濤、孫吉良和王旭(北郵碩士畢業,首信公司職員)在孫吉良的住處被突然闖入的國安非法抓捕。

我從種種跡象推測,國安抓捕李茜的借口是李茜的帳號上收到了小張借給她的錢,而李茜又曾轉借了一部分給雷江濤。雷江濤也可能是因此而被蘇州國安盯上的。而孫吉良和王旭則由於剛好跟雷江濤在一起而受了牽連。

那麼,是我提議小張給李茜以幫助的,故在他們被莫名其妙抓走而且國安已經在調查我的情況下,我估計自己回國很可能有失去自由的危險。而且我自己也是一個法輪功學員,蘇州國安試圖藉機轉化我來立功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時蘇州三星的金湘玉副總和崔平錫副總於2003年12月10日來到了我培訓所在的韓國三星國際經營研究院。主持蘇州三星研發中心的金湘玉副總表示非常希望我回去繼續負責先行課正在推進立式窗機等項目。在與崔副總的交談中,我得知公司是希望我放棄修煉法輪功,立即回國正常工作,崔副總說哪怕假裝說一下不煉了應付一下國安也行。我當時向崔副總表示法輪功是被當權的壞人冤枉的,修煉真善忍只會對國家和社會有益,沒叫人做任何違法的事。我不會放棄修煉的。並且作為一個法輪功修煉者是不應說假話的。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大家如果都說假話,對整個社會的道德也是有害的。修煉者不說假話,對社會是有益的。所以我也不會向國安假裝說不煉了。我表示希望蘇州三星從愛護員工的角度,要求蘇州國安不要搞這種非法調查、不要迫害中國憲法和國際公約賦予的公民信仰自由權利。崔副總表示如果我回去後真的被國安抓走,公司願呼籲蘇州政府放人,但他也說明韓國三星電子在中國也只是客人,是不是有效果,他沒把握。對我希望留在韓國三星電子繼續工作或學習一段時間的願望,崔副總表示由於三星集團沒有這樣的先例而且三星的原則是不介入政治等考慮,蘇州三星不可能幫這個忙的(此決定也得到了韓國三星電子的同意)。故崔副總最後讓我自己立即選擇,要麼回國,要麼辭職。崔副總曾說我的辭職情況特殊而且我是公司需要的人才,無論什麼時候回國,公司照舊歡迎我,但當時如決定不回去,則必須先辭職。於是我簽下了崔副總準備好的辭職書。金副總和崔副總在與我分別時均對我表示了同情和理解。

崔副總回國後也曾向蘇州國安表示對我的重用,希望國安不要影響我的回國正常工作。國安則說只要我說清楚就沒事。通過蘇州三星的聯繫,我去年十二月向蘇州國安局的陳燕處長打過兩次電話,我表示,我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國家和人民的事,相反一直在努力報效祖國和人民,我勸他們不要危害公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更不能因為我而影響我妻子、孩子及其他家人)。並且說明你們要問什麼問題的話,可在我回國前在電話中問清楚,回國後就不要再騷擾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因為我不想在有可能自由受要脅下回答問題。但陳燕表示,並不是她一人要找我麻煩,而是她與她的同事們必須就一些事情當面向我問清楚。陳燕說,希望我回去,找我聊一下必然的。找的方式可商量的--她的意思是可以一起喝喝茶之類。『被國安大哥找去喝茶』,這是網絡上流行的一句表示一個人因為中國國安調查而突然失蹤的話,我從沒想到真會有國安想找我喝茶。當然也許當時陳燕的意思是真的喝茶,不抓捕我。但這究竟這是不易分辯的。而且我當時已經得知李茜、雷江濤、孫吉良、王旭被國安非法抓捕。更重要的是,我以為國安在這件事上本就是無事生非在做壞事,故我絕不會配合他們的。我不會出賣良知如他們所願的。也即,我認為自己是達不到他們所要的那種『說清楚』的。

我知道,如果雷江濤和李茜不是法輪功學員,蘇州國安根本不會過問這種朋友間幾千元錢互相幫助的金錢往來。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前軍委主席江澤民確定了『由於法輪功講真善忍,不會使用暴力,故可放手打擊』的極端錯誤的非理性政策,下邊的國安求功心切,就千方百計的要抓捕和轉化一心向善的法輪功學員們。雷江濤和李茜是法輪功學員,國安又抓不到其他把柄,就把小張及小梅借給過李茜、雷江濤幾千元錢這件事,作為了整人的把柄。可能勾結敵對勢力之類的罪名越大,如能成立,蘇州國安局個別人對江澤民而言,立功也是越大。蘇州國安興師動眾的到上海非法抓了李茜。剛到蘇州的雷江濤沒兩個星期就在北京失蹤,我估計也是蘇州國安在張牙舞爪的樹立權威。而且幾個國安警察到我浙江老家調查我,去了蘇州三星調查我,也去了上海公安那兒調查我,還竄到了我蘇州的住處,強迫訊問了我妻子,並強迫她按了手印。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得決定暫時不回去了。剛過去的一年看來只是我異國飄零的生涯的開始。

我98年偶然接觸到法輪功,但到1999年4月7日博士入學的第一天的清晨,我在上海交通大學浩然高科技大廈的廣場看到有許多人在煉法輪功而才正式開始煉功。我認識的交大煉功人均是為他人著想的好人。這一點,即使鎮壓後,交大的公安和教師也是如此公認的。我記得一位動力能源工程學院(現已和機械系合併成機械學院)的副書記99年7月後整天忙於對付學院中的法輪功學員,他有一次在學生黨員會議上談到現在的黨員普遍對自己要求不嚴,而他接觸的煉法輪功的學生,學習和為人都非常的好。儘管交大領導、教師及公安對交大校內的法輪功學員非常瞭解,對他們學術和為人非常讚許,但在江澤民操縱整個國家機器打擊法輪功的形勢下,我認識的許多交大學生因修煉法輪功被關押和勞教。比如我最近在海外媒體上讀到的交大機械學院學生梅劍琦被非法判刑七年的報導。煉功令我容易靜下心來,摒棄雜念,專注於學業,儘管在鎮壓法輪功的運動中我受到學校的壓力也不小,我01年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得以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我在上海交大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共計在英國、美國和中國國內的SCI、EI及國內核心雜誌上發表了13篇學術論文(其中國外三篇),曾因一篇論文被多人引用獲得過交大頒發的獎金;在交大的科研工作中,我參與了美國聯合技術公司(United Technology Corporation)的Rong Hong 基金項目、中國教育部跨世紀人才項目,上海科委項目、國家核心基礎研究項目(編號:G20000262309)等科學研究。在上海交大學習期間,我的導師所主持的上海交大的吸附製冷研究,獲得了全球同行的肯定,也獲得了國家的多次嘉獎。離校約兩年後,在上海交大的「吸附式製冷理論與實驗研究」項目獲得的「2003年教育部提名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中,我被列為第十一完成人。我素來懷有報國之志,受國家和人民培養多年,在辛勤耕耘下,剛剛學成、學以致用,正開始努力工作以回報社會和家庭的我,突然一下子淪為報國無門、有家難歸、有國難投的淒慘處境。我怎麼向國內盼我團聚的妻子、向需要我撫養和教育的年幼女兒,向含辛茹苦養育我長大成人的母親、向望子成龍的父親、向一直疼愛我但年高多病的外婆交待?我多次見到過對法輪功的鎮壓導致的家庭悲劇,這一回終於落到了我和我的家人身上。電話那頭,孩子要我回去的呼喊經常令我淚流滿面。

記得99年前,剛從十五大退修的喬石前委員長率調查組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作調查後,向中央提交了『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當時朱鎔基總理也在一個批示對公安部門放著大案要案不抓、卻對法輪功採用高級特務手段作過嚴劣批評。其實這代表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黨內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義力量、健康力量。但到1999年這個健康力量由於江澤民推行個人意志、權力意志而被壓制,江澤民樹立法輪功為假想敵,發動新聞媒體加以醜化和污蔑,再放手軍隊、警察、法院、監獄、外交等國家機器進行打擊,然後把破壞穩定的帽子扣在假想敵身上,以此向其他中央領導和全國人民樹立和顯示其領導核心的權威。這是中華民族的又一次巨大災難。

中國的司法系統,中國新領導人們,是有義務和責任立即依法採取行動終止和審查江澤民的嚴重犯罪行為的。五年中你們的沉默甚至遷就、參與,已經助長了這場荒唐的運動,千萬不可再隨波逐流、推波助瀾了,如讓自己也與江澤民一樣走到難以彌補的地步就後悔都來不及了!

十月初,我讀到了海外媒體上有關雷江濤的報導,雷江濤居然在被非法關押一年受盡折磨後又被判刑七年而且在長期強迫高強度的勞動中身體呈現嚴重病態,真是慘絕人寰! 而據我所知,雷江濤沒參與任何非法活動,他去北京的前一兩天晚,我與他還在網絡上使用MSN聊天的。他當時告訴我是去北京取回放在他的朋友孫吉良處的一個箱子,箱中是他的冬衣(因為天變冷了),他的學歷證書也放在這個箱子裡,在蘇州找工作也要用到的。看來是純粹由於我建議他來蘇州找工作,接受了朋友幾千元的經濟幫助,才被蘇州國安注意上的。我為此非常難過。本幫點小忙,怎麼想得到反而導致他受大的災難?這叫我如何面對自己的良心?這也是我寫出此信的主要原因。

在此,我向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鄭重呼籲,希望你們履行你們的職責應承擔的起碼義務:

請立即審查並制止江澤民在1999年7月發動的針對大規模法輪功群眾的新政治運動,嚴格按中國憲法和相關法律為準繩,清查、追究發動和參與這場運動的一切罪犯,懲處、法辦元兇;
請立即要求司法部門撤消對雷江濤的非法判決,無條件釋放雷江濤,立即釋放去年與雷江濤同時被抓的朋友;歸還蘇州國安抄家時扣押的李茜的護照和李晶的電腦;無條件釋放目前被非法關押在全國各地的監獄、勞教所、洗制班及精神病院中的所有法輪功學員。

請追究蘇州國安的非法抓捕、非法調查行為所造成的蘇州三星經濟損失、人才損失和我個人及家庭精神創傷、經濟損失的責任,並立即制止蘇州國安對良善公民的這種非法行為,那麼我可以從韓國回中國正常工作(如果蘇州三星不違背當時承諾),與家人團聚。

我也借此機會向全世界所有正直善良的人們呼籲關注中國法輪功學員遭受的苦難,請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伸出援手。

此致
敬禮!

歸宇斌
2004-12-11
聯繫方式:guiyubin@safe-mail.net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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