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2日訊】在本周的日曆上﹐”五一六”是一個浸透了中國人的血和淚的日子。三十八年前的這個日子﹐被毛澤東把持的中共中央發佈了”五一六通知”﹐號召全國人民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造一切代表舊思想﹑舊制度和舊文化的人和事的反。這些充滿了暴力暗示的文字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這場”大革命”中﹐數百甚至數千萬中國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背井離鄉﹐而受到各種形式的株連和迫害的人更是不可勝數。
然而﹐今天的中國人中﹐究竟有多少人對”五一六”這個日子還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或者起碼的歷史知識呢﹖如果做一項社會調查﹐相信一定會有相當比例的人對“五一六”這個日子反應茫然﹐儘管他們可能並非對文化大革命毫無瞭解。但如果對一個歷史事件沒有具體生動的記憶和知識﹐那麽這種瞭解就不能不是抽象的和膚淺的﹐作爲集體意識的一部分﹐這種歷史記憶就不能不是薄弱和空虛的。對文革的這種並非空白但卻十分蒼白的集體意識﹐正是中共二十多年來蓄意淡化和壓制對文革的記憶和反思的惡果。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蒼白的集體記憶已經變成一種集體遺忘症﹐滲入了中國當代文化。
反抗暴政也就是反抗暴政所強加的遺忘。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師王友琴女士耗費了二十多年的光陰和對文革的這種集體遺忘症作鬥爭﹐這個月她將要在香港的開放出版社用中文出版一本題爲《文革受難者》書﹐書的副標題是”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在這本書中﹐王友琴追蹤了七百名文革死難者和受迫害者的經歷﹐其中很大一部分內容是她第一手採訪的結果。
王友琴對文革歷史和真相的這種執著的追問﹐開始于她的中學時代。在1966年夏天﹐她目睹了自己的同學和紅衛兵毆打和侮辱老師和校長。這些青少年不但用皮帶和帶釘的棍棒將老師和校長們打得死去活來﹐還用開水澆他們﹐強迫他們吃糞便。很多師長不堪殘害和羞辱而自殺。這些血腥和殘暴的場景在她心中留下的震駭和憤怒並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淡化﹐反而隨著集體遺忘的強化而日益增強。她下定決心﹐要爲文革歷史用受難者的生命來作見證。她說”大規模的對人的迫害﹐實際上是文革最主要的場景。對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殘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惡”。
我相信﹐在海內外形形色色有關文革的描述中﹐王友琴女士的這兩句話﹐將會經受住真相的考驗﹐成爲文革最精煉和最經典的定義。
王友琴在書的序言中一開始就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同樣是動物﹐在看到同類被殺之後﹐牛群會拒絕前往同類被殺的地方﹐哪怕那裏青草肥美﹐並會發出悲傷的吼叫。而雞群卻不但仍然在同類被殺的地方嘻戲玩耍﹐還會爭搶被屠宰的同類的內臟一飽口福。王友琴是從一個文革中下放到農村餵養牲畜的教師那裏聽到這個故事的。她說﹕”對活在文革後時代的普通人來說﹐我們都被置放到了牛和雞之間的某個位置”。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研究前後經歷了二十多年。她爲此付出的精力﹑時間和財力是難以衡量的。她先後在美國的一些著名大學工作過﹐但她的這項研究並沒有受到任何基金會的資助﹐這在美國從事相當規模研究的中國學者中是不常見的。我想或許這正說明了她這項研究的獨特性和重要性。
王友琴在書的序言中感謝許許多多被採訪者和幫助她完成調查的人。其中有一個人在回答王友琴的感謝時說他是歷史的義工。王友琴說現在她也以”歷史的義工”自居。我想﹐如果中華民族真的能夠維繫自己的歷史記憶並從苦難中學到一點東西的話﹐那麽就是因爲我們還有王友琴這樣的“義工”在不計報酬不計得失地爲我們勞動。
(5/2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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