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日訊】把醫生當作敵對勢力醫生的職業，是超乎黨派、階級、種族和意識形態的。醫生的工作物件是病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都需要醫生的幫助。神經正常的人不會把醫生當作敵對勢力。但是在文革中，大批的醫生是其中之一。
王中方醫生1939年畢業於北京協和醫科大學。這是中國最好的現代醫科大學之一，由美國人創辦。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日本和美國開戰，佔據北京的日本當局把協和醫院的美國醫生抓進了集中，王中方逃到天津，先到內蒙古行醫，然後輾轉回到家鄉福建，在福州鄉下馬江鎮擔任聖教醫院院長。這是一所基督教傳教士辦的醫院。王中方和他的妻子都是基督教徒。
1949年8月共產黨開始統治福建。不久以後，王中方被政府關了起來。他被指控有嚴重罪行。情況是，1949年美國軍隊把一批紅十字會的救濟物資運到了福建港口。王中方的教會醫院得到其中部分，是奶粉和衣服一類東西。收到以後，醫院把這些東西散發給了當地需要幫助的窮人。新的共產黨政府把王中方關起來，逼他把這批紅十字會的救援物資交出來，或者，要交出這批物資能折合成的現款。王中方自然交不出來這批救濟物資，因爲已經散發了。他也交不出那麽多錢，他賣了家裏的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結婚戒指，還是遠遠不夠。他被逼給僑居海外的親戚寫信討錢。最後，他在新加坡的一位親戚付了一筆錢，其他在國內的幾個親戚也湊出一些錢，才被放出來。
這並不是王中方醫生一個人的個別性的遭遇。有一大批醫生被關押“審查”和被強迫作“自我檢討”。對醫生的整治，是共產黨執政初期的一系列震懾行動之一。對醫學界來說，結果之一，是醫院都被收歸爲政府所有，另外，原來由醫生擔任的醫院領導職務，都改由共產黨幹部擔任了。原有的從西方移植來的醫院管理系統被大大改變了。
儘管有醫院領導管理層上的變革，看病還是要由受過訓練的醫生來看的。1952年，王中方成爲福建醫學院的內科主任。內科副主任是醫學院中共黨委書記的夫人，也是內科的中共支部書記。共產黨幹部在政治方面顯然掌握了很大權力，但是非共產黨的醫生在科一級還有一定的地位。這就是文革前醫院的基本格局。
由於受到過良好的醫學訓練和富有行醫經驗，文革前王中方還擔任一個爲福建省高層領導人服務的醫療小組的組長。這和毛澤東要醫生李志綏當他的個人保健醫生情況相似。李志綏也受訓練于西方建立的醫學院。毛澤東下令把北京協和醫院的院長劃成“右派分子”驅逐到貴州省，李志綏爲之求情毫無作用，到了文革又進而提倡“赤腳醫生”，他自己卻不會要沒有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人看病。至於人民是否也需要這樣的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醫生，那顯然不是他的考慮。
所謂“裏通外國”
1966年文革開始，福建醫學院的中共黨委先把王中方這樣的醫生抛出來，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批判。隨後，教育和醫學界的各層中共黨委自己也被紅衛兵打倒。而且，迫害發展爲大規模的暴力性的人身侮辱和攻擊。王中方受到了抄家剃頭這一套迫害。
1967年，暴力迫害有所緩解。王中方作爲“反動學術權威”被派去看門診，算是一種懲罰。因爲在此前，主任醫生的日常工作是看住院部的重病人。王中方看門診的時期，“門庭若市”。病人知道他是好醫生，紛紛排長隊來求診。病人心裏自然清楚醫生的好壞。沒有病人真的愚蠢到要用“階級敵人”這樣的概念來爲自己衡量選擇醫生。
至今仍然有人堅持認爲在文革時代有過“大民主”。實際上，在1967年，“群衆”得到的，僅僅是“無限崇拜”毛澤東和殘酷“鬥爭階級敵人”這兩項行動權利。如果群衆真的有選擇的權利，能表達他們的自由意願，有投票的可能，他們會選擇的，決不會是“鬥爭醫生。他們需要有良好訓練的醫生看病。可是，中國的群衆從來沒有得到這樣的權利。他們只能在毛澤東的文革指揮棒下求生存。
1968年7月，王中方被“隔離審查”，關在福建醫學院的牢房裏。那時正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高潮時候。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全國各地都瘋狂地“挖”所謂“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每個單位都自設牢房，把單位裏的“審查物件”關押起來，官方術語稱之爲“隔離審查”，老百姓則稱之爲“牛棚”。刑訊逼供，對被“隔離”的人來說是很普遍的事情。據說，福建省衛生廳的一個副廳長，被打得受不了，屈打成招，招供出來一個200多人的“反共救國軍”。這些人也立即被抓起來審訊。王中方就是其中之一。王中方比其他人還多了一條罪名，是“裏通外國”，因爲他的哥哥住在美國。
“裏通外國”在文革中被列爲主要重罪之一。這是從古代留下來的一個詞語。——“裏通外國”的原意是說幫助敵對國家作危害本國的事情。
在文革時代和文革之前，普通人實際上連一般的和國外的親戚通信通電話都做不到。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王中方犯有這項罪。但是文革的普遍方式是，先把人關起來，然後找證據，如果找不到，就長期關押這個人，刑訊逼供。 他們還有一整套術語，叫做“順藤摸瓜”“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等等。王中方在醫學院被宣佈“隔離”後，接著，學校的“造反派”到他的家裏抄家。因爲是醫生，要看急症，所以他就住在學校教工宿舍裏。“造反派”在他的家裏，把地面掘開，掘了六尺深，沒有找到什麽東西。
王中方家當時連收音機都沒有。抄家的人也搜了他的鄰居的家，說鄰居是王中方的收發報員。鄰居家有一個收音機，他們硬說這是從事“特務”活動的收發報機。從福建省廣播電臺叫來了一個工程師，叫他鑒定這個收音機，證明這是“特務”使用的“收發報機”。那位工程師看到明明是一個普通的民用收音機，閉口不說話。抄家掘地的人也知道不是“收發報機”，但是不肯認錯，就在這個收音機上貼了一個封條，離開了。
可疑的“自殺”
王中方被關押在“牛棚”中。他家裏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身體怎麽樣。這是1968年的“隔離審查”最殘酷的一個方面。正式監獄有探視制度，被判了徒刑關在監獄裏的犯人，允許在探視時間和家人見面。但是大量被“隔離審查”的人卻幾個月甚至幾年不准家人見面或者通信。這種情況當時在全國的每一個“單位”發生，以致很多人都麻木得覺得這好象是一種原該如此的事情，沒有意識到這是前所未有的踐踏法律和人權的行爲。當我們在申明被關在“牛棚”裏的人是無罪的時候，我們更需要指出，建立“牛棚”本身是一項大的犯罪。
王中方從1968年７月開始被“隔離審查”，一直被關到了1969年。九個月過去了。1969年4月29日，王中方家人突然接到通知說，王中方在“隔離審查”的地方自殺了。
王中方的妻子被叫到停放屍體的地方，但是沒有准許她細看丈夫的屍體。她問他是怎麽自殺的。醫院當局說，他是用刮鬍子的刀片割斷了頸動脈，大量流血而死亡。
王中方的妻子提出要把王中方的屍體土葬。醫院當局同意了，要她買了棺材來裝殮。他妻子沒有足夠的錢。他的妻子是個家庭婦女，長子在北京清華大學讀書那時候剛分配工作不久，家中只有上中學的兒女。她馬上打電報告訴遠在瀋陽的長子。兒子把所有的86塊錢，連同零頭毛票都寄給了母親。但是王中方妻子很快就被告知，王中方的屍體已經被火化了。她原來以爲裝殮棺材的時候還可以再見到丈夫的屍體，沒有想到永遠不可能了。
王中方的妻子從來不相信王中方是自殺的。她認定，王中方和她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基督徒不自殺。他有信仰。他的信仰不允許自殺。所以，他不可能自殺。再說，王中方死亡的時候，已經被關押九個月了，如果他想自殺，爲什麽不早一點自殺？如果他是自殺的，爲什麽不給妻子孩子寫一封遺書？如果王中方真是自殺，爲什麽不讓她細看他的屍體？她堅決相信王中方是在被關押的地方被那些“審查”他的人刑訊逼供打死的。他們打死了人，然後欺騙家屬說是“自殺”。
但是，當時王中方不但被宣佈作“自殺”，而且是“畏罪自殺”。他的妻子根本沒有辦法進行調查取證。
在文革後，雖然王中方得到了一紙“平反書”，但是，當時“審查”他的文字記錄不對家屬開放，調查也仍然不能進行。文革後的權力當局實行對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細”“水落石不出”的政策，意思是只給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責任。在全國，都不允許受難者家屬追查他們親人在監禁中的死亡經過。在王中方的案件上，在文革後，也沒有打人的人受到懲罰。
三十四年未能痊愈的傷痕
這個“裏通外國”案，不僅僅害死了王中方。林慶雷，也是福建醫學院的內科醫生，他比王中方年輕，當時是主治醫生。他是王中方的同事，也是朋友。這個案件。林慶雷也在審查中被宣告“自殺”。
在同一案件中被害死的，還有另外兩位醫生。
劉俊翰，是福建醫學院附屬醫院的腦神經外科醫生。1919年9月生，福建省仙遊人，1949年畢業于福建醫學院（當時是協和醫學院）。劉俊翰在1969年5月6號跳樓死亡。衆所周知，腦神經外科是高難度的工作，劉俊翰是作手術作得最好的醫生之一。
鄭文泉，是福建醫學院附屬醫院的皮膚科主任。1940年代從福建醫學院畢業。他和上述三位醫生同一案件中，1969年春天被宣佈爲“自殺”。
同一案件中被害死的還有醫院的一名工友，和上述四名醫生一起同一案件中，在同一時期被鬥死了。非常遺憾，筆者沒有能發現這位工友的名字。實際上，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的，並不只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雖然知識份子受到教育總是被當作攻擊他們的藉口，工友也一樣遭到迫害。
上述四位元醫生中，劉俊翰醫生情況的調查過程中，有些細節也是值得一想的。2002年，一位幫助筆者的人找到了他的妻子王希娟醫生的電話號碼，給她打電話詢問劉俊翰醫生的死亡日期和年齡等等。他的妻子也是醫生，已經退休多年，由於缺乏醫生，現在被返聘，上半天班。她在電話上說，她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先向領導報告。在第二次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她說，她向福建醫學院中共黨委報告了，有人要問文革資料，是否可以回答。上面說，只要是事實，可以告訴。於是她告訴了劉俊翰醫生的出生年代，從醫學院畢業的時間，以及他的死亡日期，沒有別的。
文革後長大的年輕一代可能活得比較輕鬆，不會認爲需要爲回答筆者的問題而如此緊張，定要先行請示醫學院的中共黨委。那已經是34年以前的死亡。而且，她也並沒有提供任何可能存有的事情。但是從這樣的反應來看，我們只能體會到文革造成的恐怖有多麽深重。在1968年，這一個無中生有的“裏通外國”醫生案件，不但死了五個人，他們的親人心中留下的傷痕，深得34年都不能痊愈。
在福建醫學院，單單這一個案件，就造成了四名醫生的死亡。筆者還無從得知總共有多少人在這個學校被害死。這四名醫生分屬內科、皮膚科和腦神經科。這些醫生選擇救死扶傷爲職業，經過長期的學習和訓練，才成爲合格的醫生。在缺乏訓練良好的醫生的中國，他們更顯得寶貴。但是他們就被“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殘酷地整死了。這是爲了什麽？
王中方的弟弟名叫王嶽，是中國科學院福建微生物研究所所長。他沒有像哥哥那樣在文革中死去，但是在文革中也被關押了好幾年，1974年才被“解放”。應該注意到，“解放”是文革時代當局在放人的時候正式使用的說法。這個說法表明他們認爲他們有權力先壓迫人，然後恩賜一個“解放”。但是當時沒有人敢質疑這種說法。文革後也沒有人提起這一點。相反，文革後的官方報紙繼續宣傳要“感謝”“平反”，卻不問最早是誰造成了災難。
王岳也不是被關在正式監獄中，是被關在單位的“牛棚”裏。他的罪名之一也是“裏通外國”。他的“裏通外國”也一樣荒唐可笑，但是當時無人能質疑，現在也沒有對爲什麽要有這樣的“裏通外國”案件作出解釋和分析。
今人無法理解的文革邏輯
王嶽在1941年到美國留學。他的導師SELMAN ABRAHAM WAKSMAN是鏈黴素的發明者，在製造抗菌素方面有重大成就。王嶽是他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的第十九人。他取得博士學位以後回中國服務。
SELMAN ABRAHAM WAKSMAN生於烏克蘭，後移民到美國，在1916年成爲美國公民。他長期擔任新澤西州的RUTGERS大學教授，經過十年的努力，發明了鏈黴素。這是在抗菌素青黴素發明之後發展出來的第一個抗菌素。鏈黴素對於治療肺結核等疾病有特效。在鏈黴素之後，WAKSMAN教授還發明了別的抗菌素，對治療人類疾病有偉大貢獻。由於WAKSMAN教授在抗菌素研製方面的成就，他在1952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王嶽在美國學習的時候，也是WAKSMAN教授正在鏈黴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的時候。王嶽回國後也從事抗菌素的研製。在1960年代初，在中國國內研製“慶大黴素”的時候，王嶽曾經寫信給他的導師求教。據說他寫信還預先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的批准。早在文革前，與美國人通信就成爲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寫有人民享有通信自由，可是人民實際並不享受這樣的自由。WOKSMAN教授給往日的學生回信，和他討論抗菌素的研製，並且提供了資料。文革中，王嶽遭到“鬥爭”因爲和AKSMAN教授的通信，成爲他“裏通外國”的罪證。
王嶽的罪證是由他的“專案組”羅織的。但是“裏通外國”成爲文革的重要打擊目標，是由文革領導人制定的。1967年1月13日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也就是文革中常常被叫做“公安六條”的，第一條就與此有關。這個檔編碼是“中發[67]19號”。文革時代，這類檔指導文革運動，具有高於法律的效用。王中方和王岳被作爲犯有“裏通外國罪”受到迫害，顯然首先是由於這個“公安六條”第一條的作用。
現在的人會無論如何想不通文革的邏輯：王岳和他的美國導師通信討論製造抗菌素，怎麽會成爲“裏通外國罪”。難道他們把“裏通外國罪”定義爲“和外國人通信”？在王岳和他的導師通信這件事情上，第一，這是一些關於科學技術的討論，和政治與國家安全無關。第二，這絕對不可能和“出賣情報”“盜竊國家機密”有關，因爲通信的雙方，王嶽和他的教授WAKSMAN，後者比他對抗菌素懂得多，美國的醫藥業也遠比中國發達，在這種關係中，只有王嶽可能從WAKSMAN教授得到資料，而不是相反。第三，作爲結果，王岳領導製造了新的抗菌素，對千千萬萬中國孩子和成人的健康有巨大幫助。對這樣有益於人類的貢獻，應該大力獎勵讚美才對。這也就是爲什麽王岳的導師獲得了諾貝獎。
文革領導人該當何罪？
這不僅是發生在王中方和王嶽身上的故事。實際上，從文革的實踐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對所謂“裏通外國”的瘋狂偵探和處罰，不但是爲了迫害人，也是爲了把中國人和世界絕對隔絕開來，不准人民和外部世界通訊來往，這是在愚化人民，不讓人民知道世界上有別的社會制度和別的生活方式，不讓人民知道在別處有比較好的生活比較好的社會制度。
對於外國當時已經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對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好處的東西比如電視冰箱等家用電器和先進的醫療方法，文革當局拒絕學習引進。他們打擊現代醫學，把醫院從城市趕走，用的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毫不相干的名義。在他們設計的新社會裏，普通的人民，只配享有一些僅僅受過非常少的醫學訓練的“赤腳醫生”，卻和世界的先進醫療技術無關。回到前科學時代的醫學，就是他們沒有說出來卻清楚作出來的主張。
迫害醫生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在這個網站上，關於醫生，已經有了上海同濟大學王祖德醫生一家受到的可怕迫害；有上海中醫學院教授陸瘦燕醫生的故事；有河北省黃驊縣歧口衛生院的王炳堯醫生的故事；有北京陸軍醫院的劉浩醫生的故事；有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高景星的故事，有北京協和醫院胡正祥教授的故事；還有上海第一醫學院和第二醫學院被迫害死的教授的名單。
王中方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同學章安郎，在廈門當醫生，也在文革中被害，詳細情況還沒有瞭解到。據筆者的調查，在每一個醫院，都有醫生被“審查”。文革中，有一大批醫生被害死。但是，文革在這方面的罪惡，卻還沒有得到清楚的描寫和記述。
王中方死了，他的弟弟王岳活了下來。1985年，王嶽訪問了美國。他見到了導師的兒子，卻沒有能再見到他的導師。WAKSMAN教授已經在1968年去世，享年80歲。他去世的時候，王岳正被關在“牛棚”裏，不但不能爲導師之死哀悼，反而正在爲他們的通信而慘遭虐待。
如今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曾經使用過抗菌素治療疾病。在抗菌素後面發生過的這些悲慘的故事，跟健康雖然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值得被知道。這些悲慘的故事，不是抗菌素所能治療的，需要別的有效的療救方法。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