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陶然亭邊怎“陶然”
1979年，因家父在1968年文革邪教運動中遭受25天的非法關押受虐含冤而死，十多年的冤案在山東省申訴無效，我曾赴北京國務院信訪接待站上訪。當時我在山東省工藝美術學校上學，我對學校謊稱有病請假，帶著我們兄弟六人多年為父伸冤的上訴材料與母親的囑托隻身登上了進京上訪的火車。盡管時光飛逝，世事如煙，但當年走進通向國務院信訪接待站的那條狹長的街道的情景卻至今依然歷歷在目：那是冬天的一個早晨，當時在國務院內務部工作的姑姑陪同我第一次走進了那條位於陶然亭附近的有名的“上訪街”，街道兩旁滿是上訪者搭建的低矮的窩棚，每個窩棚旁邊都堆積著一些破爛不堪的雜物，衣衫襤褸、愁容滿面的上訪者從窩棚裏鑽出來，在各自的窩棚前支起簡陋的竈具生火做飯。滿臉污垢的孩子們也從不同的窩棚裏鑽進鑽出，窩棚與窩棚之間就是他們的世界。記得當時我姑姑告訴我，由於歷次政治運動製造的冤案遍及全國，各地來京上訪的人多得數不勝數，這裏的上訪者有的在這裏已經住了好幾年了，有些人可能從來沒有被接待過。那天，當我從那些絕望無奈的面孔前走過，同命相憐的悲慟令我淚流滿面。
我的上訪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作用，一紙“轉山東省信訪辦處理”的信函，一張返回濟南的免費火車票便打發我走了。在那輛滿載上訪人員的慢車上，我聽到過用各種方言講述的冤案奇聞。家破人亡的悲劇在這片被稱作“神州”的土地上何只千千萬萬！父親的冤案最終得以“平反昭雪”是在後來最高當局對文革冤案“全面落實政策”的檔下達之後。一條人命，十幾年的上訪，最終得到的是三千多塊錢的“撫恤金”。
2004年2月17日，也就是25年之後，我又一次來到了這條充滿了苦難記憶的街道。此行是應老友廖亦武之約陪同他前來為他正在撰寫的《中國冤案錄》進行採訪，同行的還有一位是犀銳新文化網站主編陳勇先生剛剛介紹認識的朋友詩人回地先生。按照事先電話約定，我們在建國門附近會面。為了這次採訪，學者余世存先生給我們引見了《紐約時報》住北京記者儲百亮先生。據余世存說儲先生很瞭解上訪村的情況，可請他做我們的向導。儲先生熱情地在建國門附近的一家餐廳請大家用餐，但也許他擔心自己的“老外”身份過於敏感，最終沒有與我們同去上訪村。而我也覺得在北京尋訪上訪村請一位“老外”做向導對我們也多少有點諷刺意味。用餐後，我們一行三人便從建國門打車直接到達了坐落在京城宣武區永定門車站附近的陶然亭國務院信訪處。在那個看不出有任何信訪處指示標志的路口，我們與聚在路邊的人們閒聊了幾句，向他們詢問了上訪者們的行蹤。在這些人中，有幾個是初來乍到的上訪者，還有幾個是開“京牛”三輪車的車夫，另外幾個是給旅館拉客的。他們把我們當成了記者，說我們來得不是時候，信訪處今日不辦公。有人告訴我們，上訪者有的住在離這裏有一公里遠的接待站，有的住在信訪處四周一些一天十幾元或七八元甚至兩三元的簡陋小旅館裏，還有一些人晚上就露天睡在路邊、野地或者過街橋洞下，而那些常年居住的“專業上訪戶”則集中在永定門車站附近的上訪村。有人草草地給我們畫了一張去上訪村的線路圖。
我們決定先到信訪處門口去看一看那裏的情況。通向信訪處的街道是條長長的死胡同，約一公里，信訪處就設在胡同的最裏面，而胡同並沒設置任何信訪處的指示標志。橫跨在路口之上的是“XX長城印刷有限公司”的大字標牌，下車忙於和路口的人說話，沒有記住兩邊牌子的內容。從我拍下的數碼照片中看到挂在路口牌子一塊是“北京印刷二廠”，另一塊是“北京教育學院宣（武分校）”（牌子的下半部從“宣武”的“宣”字以下斷掉了，“武分校”三個字是我猜測的）。無論是胡同口的設置還胡同深處的佈局，怎麽看都不像是一處中央級的“衙門”所在地。它與那些設立在一環以內中軸線左右有衛兵崗哨把守的霸氣十足的“大宅門”相比有天壤之別。若不是有過來這裏上訪的經歷，路過此地絕不會對這裏有什麽特別的印象，更不會想到這條長長的胡同裏充滿了無數上訪者們無盡的辛酸與悲哀。
走進500米左右，在胡同的腰部，有一塊頹敗的綠瓦紅墻牌坊，上面赫然刺目的三個大字：“團結緊（張）”驟然把我的思緒拉回到了那個瘋狂無恥的年代。那時，“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是毛語口號中被應用的最廣泛的一句。盡管這八個字組合在一起不倫不類不近情理，但由於出自“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統帥”之口，就被無限放大不斷重復地書寫在車間、教室、營地、會場等各種各樣的地點場合。如今，在城市的某些角落，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此類毛語口號的猙獰殘跡，它們帶著往昔揮散不盡的陰氣與今天四處彌漫的商品拜物教的氣息構成了一種荒誕不經的關系，也提示我們雖然原教旨的毛主義已經逐漸讓位於後毛時代的權力實用主義，失去了往日獨霸“神州”的囂張氣焰，但實際上毛主義作為中國數十年來黨國集權體制的基礎觀念仍是今日中國現實社會的政治底色。
“上訪街”路邊25年前我親眼目睹的那些簡陋的窩棚早已被歲月的流水沖得無影無蹤，在上訪者搭起窩棚的位置現在停著幾輛轎車、麵包車。從那些車前走過，我發現有幾隻眼睛透過車窗晦暗的玻璃和反光鏡正詭秘地窺視著我們。往日記憶的圖像和眼前的場景在我的腦海中糾纏疊印成一幅錯亂的畫面。一種類似於駐足廣場敏感地帶的不安全感油然而生，它提醒我們三個“別有用心”的來訪者應當盡量表現出自然而然若無其事的樣子。
在“上訪街”的盡頭，信訪處的大門緊閉著。一些上訪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門前閒聊。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上訪者正斜臥在門前的地上酣睡。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一位獨自面壁坐在墻角地上的老年婦女，她身穿一件油乎乎髒兮兮的黃棉襖，腰間紮著一根細繩，一直面朝墻壁手裏握著一根淺綠色的圓珠筆聚精會神地埋頭書寫。她身邊的地上的一根拐棍使我仿佛依稀看到老人走在來此上訪的路上時那蹣跚的身影。堆放在她身邊的幾個鼓鼓脹脹的編織袋應該是她的行囊，然而那卻是她一個人無論如何也扛不動的一堆東西。當我們走近她，從她的身後側面看過去，她的眼睛正透過老花鏡盯視著行李上的一摞已經被她寫滿密密麻麻字跡的稿紙。這位老年婦女就像一尊被人遺忘在角落的雕像。顯然，她已經完全沈浸在她正在用文字敘述的對自己遭遇的回憶之中，當我們走到她的身邊，觀察她，並拍下她埋頭書寫的照片，她竟然沒有任何一絲一毫被驚動的跡象。那是一種具有超強意志的人或絕對神經麻木的人才可能具有的沈著與專注。我們始終沒有看到老人正面的面孔。下午的陽光映照著老人那孤單的背影與灰白的頭發，在她前面投下悲涼的暗影，我忽然懷念起飽經人間悲劇的磨難之後終於回到上帝的懷抱安息的母親……
老廖說，走吧，在這裏採訪不了，一會兒就會有人干涉。離開老人往回走，老人雕塑般的身影仍不斷地在我的腦子裏閃現。
尋找“上訪村”
在路上，老廖給我們講起了他在四川做採訪時遇到的一些經歷，還講到了他和陳勇一起為《沈淪的聖殿》一書來北京採訪“朦朧詩”開山人物的故事。他說自從做那本書之後他就與採訪結下了不解之緣。老廖曾經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詩壇上名震一時的先鋒人物，經過“89”煉獄，他不再與饒舌自戀的詩人為伍，多年置身於強權奴役下的民間底層，記錄眾生苦難之心聲，為普羅大眾立照，已然成為一位在海內外都具有影響力的訪談專家。他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早已成為膾炙人口的“為底層代言”的經典文本。
在此之後，他在完成出版自傳體紀實作品《證詞》的同時，又投入到另一項頗具現實意義的社會調查工程——《中國冤案錄》的採訪。由於官方“喉舌”媒體一直漠視上訪村的存在，人們普遍對上訪村的情況知之甚少，我也僅在網上看到過一篇來自民間的報導。但願此次老廖的採訪能使外界對上訪村的情況有更多的瞭解。
走出了長長的胡同，我們在信訪處路口附近溜達了一會兒，希望遇到一個採訪物件或找到一位元可以為我們帶路的向導。一位拄著拐杖的老人從沿街的高墻之下迎面而來。等他慢慢走近後，我掏出數碼相機用我長期練就的“盲拍”方式拍下了他行走於高墻之下的孤獨身影。這時，走在前面的老廖已經用四川方言與老人聊上了。老人說他今年72歲，是貴州人，1948年參軍，是彭德懷的兵。他那裏因為計劃生育的事，很多人家的房子和地都被搶走了，所以全村人推舉他來京上訪討“說法”。他悲憤而自豪地說自己是全村人的代表，一定要為鄉裏鄉親討回一個“說法”。我問老人來北京多長時間了，住在哪里，他沒有聽懂我的話，老廖又用方言問了一遍，老人說他來北京已半月，住不起旅館，就四處“打野”（即露宿街頭）。
告別老人，我們來到前面的十字路口，老廖和我們商量，希望找到那些上訪者聚集的小旅館住下來以便接觸他們。但我們接連問了幾個人都說不清楚上訪者都住在哪里。我們又向兩個正在一家店鋪前打掃衛生的婦女打聽，她們說有些上訪者就在前面過街橋下面的過道過夜，但前幾天已經被員警用卡車拉走了，並說這是經常發生的事。
穿過馬路，我們朝永定門車站行進。幾個在路邊等候顧客的“京牛”三輪車的車夫告訴我們車站附近有個上訪接待站，上訪者都住在那裏，他們可以拉我們去。於是，不一會兒我們就被他們拉到了目的地。從車上下來，我們看到接待站的大門緊閉著，好象不讓人隨便進入。我們要闖闖試試，但我們推開金屬護攔旁邊的一個小門剛踏進腳去，馬上就被門衛擋在了門口。門衛說，要來這裏找人需要有信訪辦的介紹信才能行。無奈，我們只好退出。這時，老廖忽然想起了信訪處胡同口那個給我們畫線路圖的三輪車夫，他找出那人的電話號碼遞給我，我打過去問對方能不能過來拉我們去上訪村，對方說過不來。沒辦法，還得繼續自己找。
我們來到了永定門火車站。這裏和許多年前一樣，沒有多少變化，一切都仿佛蒙著一層往日的灰塵，看上去沒精打采，毫無生氣。熙來攘往的人們的面孔、服飾、精神面貌一如往日一樣。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油然而生。我們仿佛回到了過去的年代，又好像是一不留神誤入了一個正在拍攝老電影的攝影棚，眼前來來往往的乘客、員警、車夫、乞丐、商販以及那些小姐、皮條客模樣的人仿佛都是被臨時雇來的群眾演員。然而，我們知道，眼前的一切就是今天的現實，現實就是一出既熟悉又陌生既真實又虛假的悲喜劇。
我們在車站周圍轉悠了大約半個小時，走進了若干個小旅館打聽也沒找到一個上訪者。
我們又轉回到了永定門車站的路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當我們三個路盲一起糊裏糊塗地擠進了一個自稱知道我們要找的地方的三輪車夫的車棚，卻被他一股腦地拉回了陶然亭信訪處。無奈，再三說明之後，我們擠在他那約有一平方米的車棚裏又回到永定門火車站。在車站貨廠附近，車夫把我們介紹給了一位個頭高大的平板車主，此人面無表情，沒什麽費話，只說：五塊錢，上車吧。
從小“京牛”換乘平板車，感覺舒服多了許多。在快到上訪村的地方，我們看到了一個“拔釘子戶”的對峙場面：在一片剛剛拆遷後的空地上，只剩下了一個孤零零的用油氈布做頂的簡陋的小屋。一個面色淒苦的婦女，她正仰面朝天坐在小屋前的地面上，她的身邊堆放著一些破爛物品。和她對峙的是幾個穿制服帶紅袖章的年輕保安，他們不時地向坐在地上的婦女吆喝著。而那個婦女則像一個臨時雕塑一樣保持著仰面朝天的姿態不理睬他們。周圍十幾個圍觀的村民正在竊竊私語。我不知道這場對峙已經僵持了多久，但我知道那個可憐的婦女肯定堅持不了多久，誰能阻擋住有權有勢者與有錢的暴發戶合力開展的早已如火如荼的“圈地運動”！
越過這個場景沒走多遠，車夫回頭告訴我們，我們要找的上訪村到了，他把車停在公路邊，領我們走到村口，指著前面一片片的簡陋院落對我們說：前面打聽一下吧，那裏的房客差不多都是上訪戶。謝過車夫之後，我們走進胡同交錯的村子，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鴿子籠似的屋子之間鑽來鑽去，四處打聽。居然一個上訪者也沒有找到。所問之人都表情木然，一問三不知，似乎對我們的來訪心懷戒備。
老廖說他有經驗，如果屋裏放著一些紙袋的話，那肯定就是上訪戶。於是我們不時地溜進那些巴掌大的小院象員警或者賊一樣隔著玻璃窗子朝屋子裏面窺視。在一個小院門口的墻上，我看到了一則公告。抄錄如下：
公告
本地區房東、房客你們好：
鑒於本地區的情況，關於安全、衛生問題向房東、房客公告如下：
一、雖然用電有關部門多年沒計費，出現用大功率電器和電爐取暖燒水等問題，為了房東、房客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要求合理用電，不允許用電爐子、電褥子、電水壺等大功率電器，請房東嚴格監視檢查房客安全用電，出現火情造成人員財產損失，房東、遊客要接受經濟、治安處罰的。
二、為了維護本地區環境，嚴禁出租給上訪人員、法輪功人員及閒散無業人員，一旦這些人出事造成社會安全問題，房東是要接受經濟處罰、治安處罰的。
三、房東要到右外房管所辦理房屋租貨許可證：到右安門派出所辦理安全許可證，嚴格要求房客辦理各項進京手續，以備檢查。非常時期對違法出租者加重處罰。
四、 房東不要把房租給檢破爛的人員。
1、造成環境髒亂，久治而沒有成效。
2、人員素質低，容易造成治安、安全等問題。
3、對房屋也是一種損失。
4、出現各種問題房客跑了，但房東逃不脫經濟、治安處罰。
五、衛生環境要加強，設（應為“所”）有掃、收垃圾人員，要求配合，不允許往墻外、鐵路邊亂扔，破壞環境，房東要嚴格監督。
六、房東要把出租房間安上風鬥，用正規取暖竈具，安煙囪，嚴防煤氣中毒，出現煤氣中毒是要接受經濟治安處罰的。
為了大家的安全和衛生，也為了自身安全、財產安全，請自覺配合工作。
謝謝大家！
逐戶張貼
右安門派出所
花園村委會
2003年3月4日
盡管這個公告有些文字文理有點不通，但中心意思卻很突出：不允許把房子租給來京的上訪人員，違者咎由自取。
深入“上訪村”
我們繼續在村裏四處打聽，在村子的胡同裏轉了大約半個多小時，最終來到靠村口的一個三角地帶。這裏既髒又亂，垃圾遍地，道路泥濘。在一個用瓦楞板搭建的簡陋的小屋門口，一個面帶菜色的婦女正在收拾東西。心有不甘的老廖又走過去詢問，但不一會兒，便回來對我說：那個女人把我們當成密探了，說我是間諜，你再過去問一下吧。於是我走了過去，用半開玩笑的口氣給那女人說：我們不是共軍的密探，也不是國軍的間諜，我們只是想瞭解一些上訪者的情況，做個社會調查。女人問：你們是記者嗎？調查了能報導嗎？我說：我們不是記者，我過去也上訪過，所以同情上訪者，想瞭解一下現在的上訪者的情況。女人說：我怎麽知道你說的是實話？我說：我沒辦法證明自己說的是實話，這要看你的眼力了。那女人上下瞅了瞅我說：反正我死都不怕了還害怕啥？但她還是忍不住又問：那你們不是記者，調查這幹什麽？我說：希望能幫上點忙吧。老廖、回地二人見我和這女人聊上了，都走了過來。老廖說：我們不是記者，算是研究者吧。說完，習慣性地嘿嘿笑了兩聲，接著說：做個社會調查，那你可以談談你上訪的事嘛。那女人又說：不是記者調查這幹啥？你們能把我們的事報導出去嗎？有些記者也來過，其中也有密探間諜裝扮的，他們把我們的話全套去了也沒報導出來。有的假記者還把我們的證據材料都偷走了。不過反正我也被抓了好幾回了，什麽也不怕了，你們看吧。她回頭指了一下身後的屋子說：我已經上訪十多年了，現在就住在這裏，看那，我吃的東西都是撿來的剩飯。說著她把身體從房門口讓開，露出了一間比一張單人床大不了多少的屋子。一張床和一個破鐵櫃子是她全部的家當。床上亂七八糟地堆著一些裝著東西的方便袋、紙袋，床底下有一個臉盆和一捆皺皺巴巴的塑膠布。破鐵櫃子就放在床頭和門口之間不足一平米的空間裏。櫃子上面也堆滿了破爛不堪的雜物，其中有半碗剩菜，還有幾個裝著女人撿來的大大小小的饅頭塊的方便袋。女人告訴我們，這個房子每個月要交120元的房租，這對她是很大的經濟負擔。接下來，女人的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滔滔不絕地從她的口中湧了出來。她給我們講述了她的父親如何從一個人人羡慕的種地能手勞動模範變得一貧如洗；講了她一家種了20多年的地和樹如何被當地幹部霸佔和燒毀；講了她一家告狀之後如何被追殺和迫害；他的弟弟如何被打傷致殘，她自己如何多次被抓進去慘遭毆打。她說當地官員多次說她一個大字也不識還告狀，告到哪里都告不勝。而她卻不服輸，她說她雖然不識字，但她相信自己一定能遇到一個為她做主的清官大老爺。她說：我的眼已經被打傷一只，我也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了，只要我活著不被打死我就要告！說著她睜大右眼讓我們看。那是一隻充血腫脹的眼。然後她又拉起褲腿讓我們看了她浮腫的腿腳。她在講述的過程中好幾次哽咽著努力克制著自己，把湧上眼眶的淚水又咽了回去。
老廖已經進入了他的採訪工作。我注意到他開始從口袋裏拿出答錄機的時候非常小心翼翼，顯然他有些擔心對方不願接受。當女人滔滔不絕的訴說表明了她並不介意錄音。老廖隨即把答錄機舉到了女人的面前，與她進行了長達近一個小時的採訪。在此過程中，我一直想問這位婦女能否給她拍照，但又不忍心打斷她的傾訴。直到她快說完的時候，我才趁她喘息之際問她是否可以給她拍照。她說：拍吧，拍了發表出來吧。說著，她轉身從屋裏扯出一件白衣服和一塊大約一米五見方的白布，衣服和布都是她專門為上訪製作的，上面密密麻麻的毛筆字跡寫的是她上訴的狀子。她一件件地展開給我們看。最醒目的是寫在白布中間的一行大字：不怕苦不怕死不怕報複堅決討回公道！
這時，許多人圍了過來。女人見此有些興奮，她離開她的房門幾步，走到空地上，一邊把上訪服和布幅先後高高舉起來讓我拍照，一邊提高了聲調給圍過來的人們講述她的悲慘遭遇。一位個子不高，面孔有些神經質的中年婦女一直站在我們旁邊察言觀色，不一會兒，她湊過來悄聲對我們說：我也是上訪戶，請你們一定到我家來採訪。我們答應她這裏完事之後就去。接著又有幾個人也圍過來說他們也是上訪戶，希望我們也去他們的房子裏給他們拍照採訪。
正在這時，一個中年男人突然從後面沖了過來，他用力推了一把那位正舉著布幅慷慨陳辭的女人，厲聲嚷嚷著說：別在這裏瞎鬧！我們都有些驚訝，以為他是村幹部，或是管這地段的人。我走過去喝問他是怎麽回事。但那人不理我的茬。但見那女人一個趔趄站穩之後扔舉著手中的布幅讓我拍照，她還憨厚地笑著說：沒事，沒事。原來推搡她的人是她的房東。顯然房東是害怕事情鬧大了給自己找麻煩。但後來那個房東看到人越來越多，管也管不了，也就躲在一邊不出聲了。
又有一些人從四處的胡同裏聚集過來，其中一位大約五十多歲的婦女領來了他的兒子，要求我為她兒子拍照。她兒子的頭兩邊的顱骨都深深地陷了下去，顱骨手術縫合的痕跡清晰可見，看上去像一個被捏撒氣的皮球，非常可憐可怕。他表情木然地站在我的面前，眉頭緊皺著，目光呆滯地看著我，一句話也不說。他母親說兒子的頭是幹活時從很高的架子上摔下來摔傷的，差點喪了命，腦子已經摔壞了，喪失了正常人的思維。但事故後卻沒有得到合理賠償，所以她帶著兒子來北京上訪。她把我們當成了記者，她說她想請我們把她兒子的照片和她上訪的情況在報紙上登出來，希望因此能得到社會的同情和幫助，得到些捐款好為她的兒子治病。我盡量安慰她說，不要太著急，慢慢來。我們雖然不是記者，但我們會想辦法把你們的情況寫下來發在網上，希望你們能得到社會的幫助。
然後，我們來到了第一個向我們提出要求的那個中年婦女的家裏。她家在一個高臺上的上面，房子比剛才採訪的那個女人的略大一點，但也差不多進門就是床，沒有什麽其他的家俱。進屋後，我們只能站在門口。床上還有三個女人坐在那裏各自幹著自己的事，其中一位是個戴眼鏡面相文靜大約二十歲出頭的女孩，她正在床右角的床板上燒水。
我們的來訪似乎並沒有使她們感到意外，她們照樣各自忙著自己的事。領我們來的中年婦女說房子是她們四個人合租的，她們來自不同的地區。她說她過去是個醫生，她的女兒被人打死了。她說她知道孫志剛事件，她覺得她的女兒死得比孫志剛還慘，而她卻沒有辦法讓女兒的慘死能像孫志剛事件一樣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得到社會的關注。說著，她激動地從一個紙盒子裏拿出她的上訴材料，然後一張一張地在手中翻動著，她始終低著頭，眉頭緊皺著，面色如同一張揉搓皺了的蠟紙，她激動地給我們訴說起她女兒被歹徒殘害的悲慘遭遇。她顫抖著拿出她女兒慘死後拍攝的一遝驗屍照片和幾張遇難現場的照片。那是一些目不忍睹的圖像：血泊中的少女，血肉模糊的頭顱，傷痕累累的胴體，白雪皚皚中的血跡……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圖像，我一時說不出話來，沒有眼淚，只有憤怒。而現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在流淚，為死去的那個女孩，也為那位早已欲哭無淚的母親。
我們在屋裏採訪的時間大約半個多小時。在這個期間，房門不斷地被人猛烈的敲擊著。詩人回地從窗縫隙中瞅了一下對我說，可能要麻煩了，門外的人太多了。我朝外望了一望，門外聚集的人確實越來越多，男女老少都有，他們每人手中都拿著寫在白布或衣服上的申訴狀。有些人則直接穿著“上訪服”，手裏攥著狀子站在人群中。他們的情緒異常激動，一陣陣地高聲吆喝著，希望我們出去為他們拍照，傾聽他們的訴說。
等老廖採訪完畢後，我們把房門打開。人們一下圍攏上來把房門堵住了。我們請求他們退回去。在高臺下的過道裏，他們站成一排高舉起各自的上訴狀。我在高處拍下了這個意想不到的令人悲傷也令人激奮的場面。
我們意識到，在這種氣氛這種情況下，已經無法正常採訪了，應當提前結束，然後考慮以後採訪的方式。但我們被上訪者們團團地包圍起來，身不由己。人們的上訪材料不斷地塞到了我們的手中。他們熱切地懇請我們把他們的遭遇報導出去，爭相拉著我們到他們各自的家裏去採訪。我們不斷的給他們解釋：我們不是記者，能力也非常有限，我們只能把我們看到的寫下來，想辦法告訴社會，希望更多的人瞭解這裏的情況。人越聚越多，他們用各種的方言對我們講述著各自的悲慘遭遇。然而，眾聲喧嘩，令我們實在無法聽清他們的傾訴，我們只能盡力地去傾聽。我們知道，對於這些孤獨無助的人們，傾聽本身也是一種精神的安慰。
人們舉著自己書寫在紙上、布上或衣服上的訴訟狀簇擁著我們從狹窄的胡同出來，回到了村口附近的那個較為開闊的三角地帶。在這個絕望卻依然期待著的上訪村，我們仿佛突然一下掉進了一個難以把握的亢奮的旋渦中心。我好像看到了一群溺水的人——雖然我們和他們—樣都是現實的溺水者，但在那個時刻，我們卻成了他們眼中救命的梁木。
他們的期待使我們感受到一種無力承擔的重負，它迫使我們企圖盡快逃離。
就在這時，有人忽然在混亂的人群中高聲喊了一聲：大家都跪下讓他們拍照！接著，女人們哭訴著聚集在一起紛紛跪了下來。男人們則站在她們中間舉起自己的狀子。他們壓抑已久的悲憤頃刻間化為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哭叫聲。我急忙端起相機拍下這個令人心碎的場面。他們不停地哭訴著、呼叫著、呻吟著跪在地上，希望自己的哭訴與呼告能夠通過我們傳出這個村子，讓整個社會都能聽到。
這是一堆已經悲傷憤怒到極點隨時都可能燃燒起來的乾柴，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最令人悲傷的情景之一。乾涸已久的眼睛潮濕了，我們走過去，俯身一個個攙扶起他們。我們不知該對他們說些什麽，只有片刻無言的擁抱。
我們終於在人們的簇擁下走出了村口。在公路邊，人們依然戀戀不舍地挽留我們，希望我們繼續傾聽他們的訴說。他們淒切地請求我們再次到上訪村來，再一次傾聽他們悲苦的訴說……
天色已經漸漸暗了下來，那些悲哀的面孔以及他們身後參差錯落的棚舍陋巷在夜幕臨近的時刻顯得異常莊嚴肅穆。男女老少手中揮動著的上訴狀猶如一面面小小的旗幟，伴隨人們熱切而悲憤的呼告在早春傍晚的微風中嘩嘩做響……
保重！保重！
這是我們在那個非常的時刻對那些悲苦無助的人們所能夠說出的唯一的話語。
誰的眼淚在飛
越過公路，夜幕已經降臨了。回頭遠遠地望去，那些慢慢被淹沒在黑暗之中的人們還站在村口向我們揮動著手臂，直到我們和他們同時消失在兩邊空曠的黑暗之中。我們懷著極其沈重複雜的心情在漆黑的道路上走著。在上訪村對面的橋頭，一個女人突然從黑暗中閃了出來，借著公路上一輛輛急駛而過的汽車的燈光，我們認出是那個最初懷疑我們是間諜的也是第一個接受老廖採訪的女人。她點著頭，一一握住我們的手不斷地對我們說：從來沒有人願意聽我嘮叨這麽長的時間。謝謝！謝謝！謝謝你們！
握著女人的手，我感到慚愧難言。我們有什麽理由接受這個女人的謝意？對她以及所有上訪村的人們，我們還沒有為他們提供任何方式的幫助，也沒有負出什麽代價，我甚至不知道我們究竟能夠實際為他們做些什麽。我們突然的闖入也許給那些可憐的佇立在黑暗中的人們帶去一絲脆弱而渺茫的希望。但我知道那一絲希望的螢火很快將被現實的黑暗所吞噬。
現實就像一頭殘暴的怪獸，它是我們集體的創造。而我們每個人卻需要有獨自面對它的勇氣與力量。作為一個困惑的有神論者，我常常在感覺無力無望的時候想到仁慈的上帝。在我的內心，上帝一直作為一種無形而巨大的啟示性力量而存在，他在苦弱者的內心種下希望的種子，並賦予人們戰勝苦難的勇氣。我默默地為上訪村的人們祈禱！願上帝的靈降臨苦難的大地，傾聽那些悲苦無助的人們發自內心的呼告，讓罪惡者得到報應，讓被侮辱被損害者得到拯救。
記得幾天前，商量來尋訪上訪村的時候，老廖告訴過我，他也從網上看到過那篇題為“誰的眼淚在飛”的關於上訪村的報導。我覺得我們是因了這篇文章中的眼淚而來的，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還會不斷有人願意加入到這個流淚的隊伍中來，並用他們的淚眼見證上訪村的眼淚。
那個倔強的女人又送了我們很長的路。與她再一次告別之前我問她：村裏的上訪戶總共有多少人？她說：有上千人。我又問：你真覺得來北京上訪能解決問題嗎？她說：有解決的。她列舉了一位七十多歲的上訪老人成功的例子。然後我又問：有多少上訪戶的冤案通過上訪得到瞭解決？她說：一百個人中，會有那麽一個到兩個吧。她說到這個數字的時候臉上的表情說不清楚是自信還是絕望。似乎她已經不是很在乎自己是否是那幸運的百分之一、二人中的一個了。在我們與她談話的過程中，她反復說過多次：我已經上訪了十幾年，只要是活著，不被打死，就要告！現在她依然在重復這句話。她的決心令人敬佩，也令人心酸。
最後，我問她：上訪村的原名叫什麽？
她說：叫花園村。
她走了。
我忘記了問她花園村是從什麽時候變成上訪村的。
已經是早春二月，在這個曾叫花園村的上訪村，我們卻沒有發現一絲春天的跡象，聽到和看到的只是上訪戶們悲苦、絕望、憤怒與期待的呼告和眼淚。
然而，北京願意傾聽他們的呼告，願意相信他們的眼淚嗎？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