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8日訊】對於一個人自身的存在，何者是有意義的，他自己並不知曉，並且，這一點肯定也不應該打擾其他人。一條魚能對它終生暢游其中的水知道些什麼？苦難也罷，甜蜜也罷，都來自外界，而堅毅卻來自內部，來自一個人自身的努力。我孤寂地生活著，年輕時痛苦萬分，而在成熟之年卻甘之如飴。
——愛因斯坦
從紐約坐火車到普林斯頓只需要一個小時左右。普林斯頓位於新澤西州西南的特拉華平原，東瀕卡內基湖，西臨特拉華河。它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小鎮，面積約七平方公里，人口三萬多，其中兩萬多為大學師生。就規模而言，它不比中國一個中等的縣城大。在普通的全美地圖上，甚至沒有標注這個小鎮的名字。
然而，普林斯頓卻是一個世界聞名的地方，它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了許多號稱“國際大都會”的城市。普林斯頓的著名，源於普林斯頓大學以及曾經在此居住過的若干宛如星辰般燦爛的大學者們——愛因斯坦就是其中最閃亮的一顆星星。
普林斯頓的火車站很小，簡直就像紐約一個普通的地鐵站。當我走出站台的時候，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先生已經在等候我了。
從車站到程先生家中只需花費十多分鐘的時間，公路沿著河流曲折延伸。從綠樹的縫隙中可以發現，河水中有一支帆船隊在飛速行進。公路的另一邊則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一路上風景不時轉換，處處均是油畫般的味道。程曉農告訴我說：“這裏是美國國家帆船隊的訓練基地。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們也最喜歡帆船運動。”
程曉農的家在校園邊上，這是一排深紅色的平房，大約有二三十戶人家。前面是小小的停車場，後面是望不到邊際的草坪和灌木叢林。女主人何清漣正在廚房裏忙活著，今天我將有幸吃到她親手做的湘菜。在女學者中，何清漣的廚藝堪稱一絕。我相信，這將是我到美國之後吃到的最為美味的一頓飯。何清漣來此已經兩年多了，她告訴我，普林斯頓是一處寧靜的世外桃源。平時寫作累了，她經常挎上籃子到後面的草地和灌木叢中採摘蘑菇，又肥又大的蘑菇，採一次幾天也吃不完。這種詩意盎然的生活，在中國國內早已可望而不可求了。
離開飯還有兩個小時，程曉農驅車帶我去參觀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其實，大學與小鎮早已融為一體，分不清哪裏是居住區，哪裏是純粹的校園。普林斯頓大學跟美國大部分的大學一樣，沒有高高的圍牆，其校門也毫不起眼。穿過一條狹小的柏油路，便是一道紅磚的拱門，程曉農告訴我，此拱門即為“費茲蘭道夫門”（Fitz Randolph Gate），門內便是大學的核心區域。進入拱門並沒有任何人檢查證件、詢問身份，育中國大學校門口森嚴的保安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的教育者們總喜歡把大學當作監獄來辦。
這扇小門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標誌性建築，它於一九零五年建成，面對著普林斯頓歷史最悠久的拿蘇街。建成之後的六十多年中，它大部分時間都關閉著，只有在重要人物來訪和每年畢業班离開大學時才被打開。到了動盪不安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普林斯頓大學校門的緊閉，成為許多學生抗議的焦點。一九七零年的畢業班集體請求校委員會將這道門永遠打開，以象徵普林斯頓大學拒絕將自己關閉在學術的象牙塔中，而是把自己的校門對外面的世界永遠開放。校委員會采納了畢業生們的請求。
但在這之後不久，又一個傳統在普林斯頓形成：每年的新生都列隊走入這扇門，加入普林斯頓大學這個集體；而每年的畢業生們都會列隊走出大門，象徵著他們离開了學校走向社會。傳說在入學到畢業的四年中間，任何走出這扇門的學生都會畢不了業。盡管人人都知道這只是一種迷信，但許多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還是“寧可信其有”，在四年中不邁過費茲蘭道夫門一步——不過，這個故事顯然是杜撰的，因為我在拱門前就發現有許多大學生來去匆匆。
盡管如此，這又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普林斯頓大學的故事——注重傳統是這所美國第四古老的大學最為顯著的特點。這座始建於一七四六年、比美國的歷史還要年長三十歲的學府，在它建成二百五十年之後，已經根深蒂固地植於它的歷史之中。這裏的樓房，好多都是美國國家級的文化遺產。
普林斯頓大學校園里最宏偉的建築是大教堂，其哥特式的穹頂顯得神秘而莊重。據說，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學教堂之一。教堂前是一個寬闊的廣場，兩邊是青翠的草地，青草在雨后顯得更加嫵媚，好像是從唐詩中流淌出來的。這棟大教堂是普林斯頓大學舉行開學和畢業典禮的地方，當地居民的婚葬禮儀也在此進行。在旁邊一棟建築的門口，豎立著一只威風八面的青銅老虎。老虎是普林斯頓的吉祥物，我在威爾遜故居中已看到過同樣造型的老虎。威爾遜曾經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普林斯頓虎”一直被他放置在書架最顯眼的位置上。在他心目中，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比擔任美國總統還要光榮。程曉農告訴我，每年夏天在這裏舉行的畢業典禮上，都有很多學生穿著虎皮顏色的西裝，後面還綴著老虎尾巴，煞是威風凜凜。
紅磚小路將我引向校園那的深處。這片土地當年還曾經是美國獨立戰爭中的重要戰場，華盛頓的大陸軍幾度在此與英軍鏖戰。如今，這片土地宛如一個大公園，大部分建築小巧玲瓏、古色古香。常青藤爬滿牆壁，不愧為與哈佛、耶魯齊名的常青藤三大名校之一。普林斯頓大學的建築，風格不張揚、不炫目，內斂而深沉，也符合其保守主義的傳統。程曉農介紹說：“普林斯頓是美國保守主義思想的堡壘，風行美國大部分學院的左翼思潮在此最無市場。”
我們一邊參觀校園的風景，一邊聊起了普林斯頓的名人們。所謂“名校”，當然是“出名人的學校”。就文學方面而言，美國文學史上鼎鼎大名的斯科特費茲杰拉德就是普林斯頓的校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費茲杰拉德在其處女作、自傳體小說《在天堂的另一邊》中，就用大量的篇幅寫到了主人公愛弗瑞在充滿貴族氣息的普林斯頓的經歷。一九九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是普林斯頓大學英文系的驕傲，她至今仍然活躍在講台上。普林斯頓還有一流的漢學家林培瑞以及剛剛退休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當然，“名人中的名人”當推愛因斯坦。
因此，既然到了普林斯頓，愛因斯坦的故居不可不去。我們從校園中心驅車僅數分鐘，便到了愛因斯坦故居所在的梅塞街。梅塞街是一條有坡道的柏油小路，街道兩邊長滿了高大的橡樹，橡樹下掩映著一幢幢的兩層小樓。這些小樓初看平淡無奇，卻越看越有味道。程曉農說：“這一帶是美國精英薈萃之地，許多紐約文化界、金融界的名人都居住於此。”我們把車停在街口，步行前去探訪大師故居。雨後的街道一塵不染，空氣中瀰漫著清淡的草香。街道上幾乎沒有什麼行人，偶爾開過幾輛汽車。現在正是大學放假的時間，也是大學最為安靜的時期。
走在梅塞街上，我可以想象當年在這裏漫步的那個一頭銀髮的矮個子老人，有時他手中還拿著一把小提琴。這樣的場景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對此，愛因斯坦傳記的作者庫茲涅佐夫在《愛因斯坦傳——生死不朽》中寫道：“普林斯頓的居民比起從未見過愛因斯坦的人更生動和更具體地感受到這位科學家的作用。但就是那些從未見過愛因斯坦的人，也能夠猜出他對人類幸福的堅定的、焦急的、感人的關懷。在這個意義上，普林斯頓的居民表達了對人類的共同信念。他們用一種難以形容的氣氛包圍了愛因斯坦。一方面，愛因斯坦從家裏沿著漫長的綠樹成蔭的小道走到研究院去或是走回家的身影已經習以為常，幾乎成為普林斯頓風光的一部分。對普林斯頓居民來說，同愛因斯坦交談幾句意見，就像同鄰居聊天一樣，乃是常事。此外，普林斯頓的居民又把愛因斯坦視為百年一遇的傳奇人物。”我沒有這樣的幸運，我來到這裏的時候，大師已經告別了這個世界。
我們數著一幢幢的門牌號，終於找到了梅塞街一百一十二號。這是一幢相當小的住宅樓，你可以在任何一個美國小鎮看到這樣的小樓。白色的、木結構的小樓，掩映在樹木之中，庫茲涅佐夫這樣描寫這棟小樓及其主人：“早晨，愛因斯坦沿著這條街道去研究院，再拐進一條枝葉更加茂密的林蔭小道，穿過小樹林和草地直達研究院的大樓。普林斯頓研究院被一個大公園環繞。草坪間雜著榛樹叢和長滿梧桐樹、槭樹、椴樹的小樹林。這裏還有許多果樹，特別是蘋果樹——秋天，林蔭小道上滿是樹上掉下來的果子。小道漸漸變成街道，兩旁是普林斯頓教授們居住的住宅，要不是照片使梅塞街一百一十二號住宅為全世界許多人熟悉的話，它在這種住宅中並不起眼。”在草坪的灌木叢中，我發現了幾隻蹦蹦跳跳的松鼠，當人走近的時候它們也不知道逃跑，依然自得其樂地玩著自己的遊戲。松鼠願意與人類親近，因為這裏的居民從來也不曾傷害過松鼠。我不禁想，這些松鼠的先輩，也許曾經在愛因斯坦的膝下歡快地遊戲。在思考的間隙裏，這些松鼠是愛因斯坦最好的玩伴。
一九三三年十月，在納粹政權掀起的狂熱的反猶主義浪潮中，愛因斯坦接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聘書，遠渡重洋來到美國。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逝世，愛因斯坦人生中最後十二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這棟小樓裏。愛因斯坦選擇居住在美國，既是對歐洲大陸的失望，也是對美國的制度和文化的認同。他與成千上萬來到自由女神腳下的人們一樣，把這片土地看作是世界最後的希望。而他又選擇了普林斯頓，這是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小鎮，他可以在這裏躲避開世俗的喧囂，繼續思索宇宙的奧秘。普林斯頓是一個讓人可以停下來的地方，它與我居住的龐大而醜陋的北京形成了生活方式的兩極。可以說，沒有普林斯頓的優美的環境，就沒有愛因斯坦的安寧幸福的晚年。一九三六年，愛因斯坦的妻子艾爾莎在此去世。此後，愛因斯坦與兒子和女兒一起居住，他經常在這些用紅色和灰色磚頭建築起來的老房子之間漫步，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國。
愛因斯坦早已看破了世間的榮華和名譽、權柄與金錢，甚至穿越了生與死的界限。在普林斯頓那家小小的醫院裏，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在彌留之際再三叮囑說：“不要給我修建墓碑，切切不可把梅塞街一百一十二號變成人們‘朝聖’的紀念館。”他要求不要公開埋藏骨灰的地方，也不要舉辦任何的追悼活動。他還告訴校方，這所住宅一定要讓以後來普林斯頓學習的學者和學生們居住，同時他在高等研究院的辦公室也一定要讓給別人繼續使用。在愛因斯坦看來，房屋就是房屋，不能因為某人居住過了，就改變其功能，讓它成為特權的標誌。那是一種狂妄的想法。愛因斯坦說過：“對我最好的紀念，就是保持房屋原來的用途——供人居住。”這是一種樸素而偉大的思想。與之相比，那些帝王的陵墓、木乃伊和水晶棺是何等的渺小啊，那些讓活人殉葬的風俗又是何等的邪惡啊。還有人念念不忘悼詞的措辭和追悼會的規格，這些粗鄙的野心和可笑的自戀，在愛因斯坦面前顯得多麼不堪啊。
普林斯頓校方尊從了這位偉人的意見。梅塞街十二號的這所住宅，以後一直有教師和學生居住。據說，如今住在這所房屋裏的，是幾位來自歐洲的訪問學者。因此，我只能在房屋外邊觀察，而無法進入其內部瞻仰。至於房間的內部陳設，還得借助於庫茲涅佐的描述：“通道兩旁是修剪得整齊的灌木綠籬，它直通向住宅的大門。進門朝左，靠近用玉米桿裝飾的牆壁是上二樓的木梯。在愛因斯坦的工作室，四面牆壁幾乎全部被書架占滿了。同房門對著有一個臨花園的大窗戶。窗戶左面的牆上掛著甘地的肖像。右面牆上有一扇通向愛因斯坦臥室的門。在這面牆上掛著約瑟夫沙爾的美麗油畫、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的肖像。窗前是一張長方形的大桌子，旁邊是放煙斗的小茶几，上面還放著一根澳大利亞飛去來器。靠近門口放著圓桌和沙發。愛因斯坦躺在沙發上，把紙放在膝蓋上寫東西，並把寫完的紙張扔得滿地都是。”住宅的外牆剛剛用白漆漆過，掩映在翠綠的樹枝之間，充滿了浪漫的情調，宛如童話中小矮人的宮殿。
在寧靜而優雅的普林斯頓，“相對論”的發現者（而不是發明者）得以繼續他深邃的科學及人文的思考。愛因斯坦謙卑地承認造物主的萬能，而自己什麼也發明不了，只是發現已經存在的事物和規律而已。愛因斯坦熱愛自由，他從來沒有滿足過學院式的生活方式，他厭惡象牙塔中的生活。大師在一封給伊麗莎白王后的信中說：“普林斯頓是個奇妙的地方，是一些裝腔作勢的小小的半神半人居住的招人喜歡的和講究禮貌的小村子。由於不理會某些社會習俗，我得以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宜於工作和逃避對工作的干擾的環境。組成這個所謂社會的人們，比他們的歐洲孿生兄弟們享受更少的自由。其實，依我看，他們並不感到約束，因為他們慣常的生活模式從童年起就導致對個性的壓抑了。”與單薄的書齋生涯相比，大師更願意從事一些更為“實際”的工作，正如英費爾德的一段回憶中所說的那樣：“愛因斯坦多次對我說，他倒是樂意幹體力勞動，從事某種有益的手藝，比如製鞋手藝，而不想靠大學教物理掙錢。這些話背後蘊藏著深刻的思想。它們表現一種類似‘宗教感情’的東西，他就是懷著這種感情對待科學工作的。物理學是如此偉大和重要的事業，決不可拿它去換錢。最好是通過勞動，比如看守燈塔或鞋匠的勞動來謀生，而使得物理學遠遠地離開起碼的溫飽問題。雖然這種看法是天真的，然而它卻是愛因斯坦特有的。”
一九四三年，哲學家羅素也遷居普林斯頓，他在愛因斯坦生命的最後兩年與之有了一些零星的交往。偉人與偉人的心靈是相通的，羅素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同愛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異乎尋常的滿足。他雖然很有天才，滿載榮譽，卻保持著絕對的樸實，沒有絲毫的優越感……他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而且還是一個偉大的人。”羅素注意到了愛因斯坦的一個特點：他的社會思想是根據他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特徵而來的；就其實質，它們就是對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某種不斷的追求，對人的個性的獨立價值的始終不渝的承認。
晚年的愛因斯坦雖然僻居普林斯頓一隅，但其心胸卻懷著整個世界。他不僅是一位劃時代的物理學家，還是一位音樂家、哲學家和倫理學家。他密切關注國際問題，不斷地為人權而吶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追求合理的社會制度是他探索世界的客觀的理性、秩序性、規律性、因果制約性的結果。愛因斯坦是從對宇宙和諧的強烈追求中生長出了一種“對社會正義的強烈興趣和社會責任感”。
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沒有躲進象牙塔、以逃避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他提出了“世界政府”的概念，希望以人道主義為根基建造公義的社會和世界的和平。由於愛因斯坦批評了計劃經濟和企圖“改造”人的社會制度，幾名蘇聯官方的御用科學家奉命寫信駁斥其“謬論”，並粗暴地指責愛因斯坦已經淪為“美帝國主義的幫凶”了。
於是，愛因斯坦在一封回信中從容地展示了自己的觀點，他不是資本主義的辯護者，但他反對“非此即彼”的邏輯：“我們不能把所有社會的、政治的罪惡歸咎於資本主義，並且錯誤地假定社會主義的建立恰好能夠治癒人類所有社會的、政治的痼疾。這種信念的危險首先在於它實際上鼓勵了所有的‘忠實信徒’的狂熱和不寬容性，它把一種可能的社會方式變成了一種教會一樣的東西，把所有不屬於它的人視為反叛者或肮髒的罪人。一旦達到這一步，理解那些‘非忠實信徒’的信念和行為能力便消失殆盡了。我相信，你們從歷史中知道這種頑固堅持一類信念的作法使人類遭受了多麼大的不必要的痛苦。”作為一名嚴肅的科學家，他對一切烏托邦的妄想充滿了警惕，字裏行間閃爍著理性的光芒。
愛因斯坦生活在美國，他經常批評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端，也多次聲援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美國政府是一個“可以批評的政府”，它聰明地知道接受批評意味著進步和完善。愛因斯坦更是從不忌諱批評那些“不可以批評的府”，比如希特勒的帝國和斯大林的帝國。他在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攜有蛻化為專制暴政的趨勢，它本身就是罪惡。然而，除了極少數無政府主義者以外，我們所有的人都認為，沒有政府，文明社會也就不存在。在健全的國家裏，它能阻止政府蛻化為專制暴政。顯然，當一個國家裏，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時，而且對教育與信息渠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變就更加嚴重。”這段話有力地駁斥了那些蘇聯御用科學家們的惡毒攻擊，也是對蘇聯的社會制度以及一切專制制度的一針見血的剖析。這種剖析比那些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都更為準確和深入。愛因斯坦雖然沒有親眼看到蘇聯政權的崩潰，但一九九一年發生的一切早已在他的預料之中。
這些文字就是在這間小屋中寫成的。在我看來，這些文字的意義完全可以同“相對論”媲美。愛因斯坦一直對真理保持敬畏的態度，他認為人只能接近真理而無法掌握真理。在瀰漫著蘋果香味的後花園裏，他經常一個人拉小提琴。坐在輪椅上的女兒在門口含笑注視著白髮蒼蒼的父親。鄰居們都把窗戶打開，讓這美妙的音樂湧進自己的家中。
愛因斯坦為之而戰鬪的，正是這樣一種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和人道主義的信念。他的精神世界不像一個平靜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動的不只是漣漪的鱗波，而且還有洶湧的駭浪。在海面底下大洋深處，潛藏著尚未被任何風暴掀起的深流。
這樣一個偉大的靈魂，只需要如此一間小屋棲居。這一事實本身就讓人深思。相反，那些居住在宮殿裏的帝王，企圖以宮殿之大來彰顯自己的權威，卻弄巧成拙地露出了猴子的紅屁股。愛因斯坦不需要用房子之大來顯示自己的權威和知識。在上帝及其製造的大自然面前，他始終把自己當作是一個謙卑的學生。
一棟樸素的樸素的小房子。
一個樸素的人。
——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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