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6日訊】使哈維爾成為當代史達林主義（Stalinism）的傑出觀察者的同樣本能和習性，使哈維爾就在參與推動歷史上最為動人的不流血革命之後不久，便攬上了無法預見的麻煩。他總是這樣，亂說話，儘講些人不中聽的東西，並且帶著喜歡牛飲啤酒的「地下」性格到處走動。這正好是這個新興民主國家總統行為的種種弦外之音的一種狡黠掩飾。
一九九零年七月，《華盛頓郵報》上的聞人本傑明·佈雷德利（Benjamin Bradlee）在哈維爾向他抱怨地方報刊「忽略了自由只是銅板的一面，另一面是責任」之時，便察覺到「威脅新捷克自由的早期警示」。自由貿易者譏刺哈維爾把「市場意識型態」所反對的東西又重新揀了回來，尤其是當把他拿來與當時的財政部長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us）及與後者沆瀣一氣的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以及「無須附加形容詞的市場經濟」做比較的時候。堅定的捷克反共產主義者，特別是一九六八年以後去國的世代，更譏刺他們的地下出版英雄，為了運用他的新權力，而與成千上萬使警察國家在事實和邏輯上成為可能的同謀者妥協，而非施以正義的制裁。
政治現實主義者也對哈維爾有所質疑。一九九零年，他淨空捷克斯洛伐克的監獄，而且關閉了國家兵工廠，行為魯莽一如嬉皮理想主義。──有人斷言此舉正好符合他那令人昏頭的模糊主張──「非政治的政治」（nonpolitical politics
）。在此同時，克勞斯本人則以組織反極權主義者進入專業政黨為其當務之急，這可以使他們在所有競爭者中先期取得優勢。哈維爾所欣賞的前顧問，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的錢德勒·羅森伯格（Chandler Rosenberger），在這個時候便曾經提出過警告：烏托邦城堡裡的長髮人，「越來越有改變這個星球上的政治的妄想」。
與同一時代的異議者，如萊赫·華勒沙（Lech Walesa）、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以及脫離後共產主義政治而成為自嘲者的人們相較，簡直不敢想像，哈維爾，似乎應該有一個更適合於他才華發揮的位置：如編輯捷克文的文學雜誌、或者，經營由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所資助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智庫。一九九二年六月的捷克斯洛伐克選舉，導致克勞斯與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弗拉基米爾·麥恰爾（Vladimir Meciar）間對於捷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日漸齟齬的尖銳互控，哈維爾面對此次的「天鵝絨分離」（Velvet Divorce），選擇的是辭職而非負責擺平這一個他所認為的「要命錯誤」。看來這是合理的，一點也不迷人而且繁瑣的「轉型」事業，現在，由在技術層次更熟練的克勞斯來管理，應該會更好。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一九九三年一月新捷克共和國需要一位元總統時，哈維爾還是被認為是唯一的選擇。哈維爾全部的志業和哲學，如同歐威爾，是在人們的參與受到最極端的威脅和苦難的時候，獻身於引導人們走過意識型態的佈雷區。這一技術運用後的結果，竟與戈巴契夫（Gorbachev）之後的世界有些相像之處。如同歐威爾，哈維爾被選擇性引用（也已經被這麼做了）的用字和有趣的段落，可以使他看起來像是保守派、自由派或其他的，而他對於「用適當的名稱稱呼事物」的變革權力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則自然地可以確保他那活輪般的意見，能夠在他看來還處於社會主義陰影下的事物當中，用「公民社會」和「新政治」之類的用語來耳提面命。
「我曾經說過，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哈維爾在暑假的沈思之時寫到。「我只想要提出建議，我的心，如他們所說，是有一點偏離中間的。」這些文字曾經直接出自歐威爾的嘴下：「在感情上，我界定自己是左派。」他在一九四零年寫到，「但我相信，一個作家只能保持誠實，如果他要免除掉政黨的標籤的話。」
哈維爾總是與那些要在他的衣領上釘上意識型態標籤的人們費盡唇舌。「在我所有成年的生活中，我被官方烙上右派的典型。誰希望把資本主義帶回我們的國家？」他寫道。「今天，一個有夠古老的年代，如果沒有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行家的庇護，我還是會被某些左翼人士所質疑。什麼才是我真正的立場呢？首先，我並未信奉任何的意識型態、教條，或主義──左翼、右翼，或任何其他近似的，已經預設世界體系的。相反地，我嘗試運用我自己理性的力量去獨立思考，我總是精力旺盛地堅持嘗試去擱置我。」
沒有人比變成哈維爾競爭對手的革命同志瓦茨拉夫·克勞斯更想要定位哈維爾了。許多有關總統的評論，起初都認為他不是自由主義者。事實上，因為對於克勞斯有微詞，哈維爾甚至懷疑克勞斯把自己的政治野心放在對於國家的真正關懷之上。在一個試圖就極權主義滋生五十年探索其道德根源的社會裡，哈維爾發現克勞斯在公眾前的行為，容易引起驚嚇和憤怒。
僅僅進行對於早期中歐政治的審判，可以是一個輸者的遊戲。哈維爾對克勞斯的警告，在後革命政治的非道德的危險之中，顯得具有先見之明。雖然在美國的保守主義者之中有逐漸增加的聲望，克勞斯至少在一九九三年或更早，便成為柴契爾主義者。匈牙利社會黨從一九九五年啟動的種種改革──減免稅和公共事業價格、清算和出售銀行、引進更為透明的資本市場──，克勞斯就從未為這些事情感到傷腦筋。雖然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七年後期，崩潰的經濟和各種的腐敗醜聞不斷逼迫他辭職，克勞斯始終有一個很清楚的使命。如湯瑪斯·黑茲利特（Thomas Hazlett）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時在有關理性的主題中寫道，克勞斯毋寧更為傾向於「致力於經濟自由化和主張完全的變革」。
總有捷克的政治人物不斷地挑戰克勞斯，說他的經濟改革無非是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延續。哈維爾也曾在一九九零年初期受到同樣的質疑，當時他主張準社會主義的第三條路，而對於市場化政策毫無興味。但比老掉牙的東西更為有趣的事實是，哈維爾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九日著名的對捷克國會發表的演說中，把克勞斯一起拖下水，聲稱改革和致力於特定的方法，要比克勞斯一九九零年起掛在嘴邊的震盪療法來得有效果。哈維爾微笑地說，較之其他枝枝節節，唯有改革最終會導致市場的形成。
「我並不同意你們當中某些人所提出的觀點，即整個變革是在錯誤的基礎上開始的，是錯誤的構想和錯誤的方向。」哈維爾說。「我寧可說，我們的問題是非常不一樣的：變革的過程半途而廢，這可能才是最糟糕的一件事。」
「許多企業在形式上已經完成了私有化，但有多少具有具體願景的企業主是在尋求效率的提昇和關心他們公司的長期展望的？……這反映了這些企業主並不視他們的角色是一種任務、使命或志業，而僅僅只是一種轉換在別處投資的金錢的機會而已。……對我而言，一個更為奇怪的角色是通常為我們的銀行所扮演的：他們不直接擁有經營失敗的公司，更多的情況是，公司喪失了銀行借給它們的更多的錢。……私有化以及資本市場的法律架構，只有現在才是最好的。可這會不會太晚了？」
在權力幾乎腐化的領域內，克勞斯有著比他的轉型同志們更多和更久的權力。（縱使他於一九九八年大選失利，他也與執政的社會黨達成一個受到爭議的共用權力的協議。）哈維爾的挑戰可以確定地是對於克勞斯野心的抑制。不必太過驚訝，當哈維爾下臺，克勞斯是以接近邊緣的最小差距，而得以取代他長期對手在城堡中的位置的。
作者簡介：
麥特·威爾契（Matt Welch）是《國家郵報》（The National Post）這份報紙的洛杉磯特派員，他從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七年間住在中歐，是《預後檢查》（Prognosis）的創辦人之一。《預後檢查》於一九九一年創刊，是捷克在後共產時期的第一份英文報紙。
譯者簡介：
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組助理教授
原刊二零零三年五月《理性》（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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