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6日讯】使哈维尔成为当代史达林主义（Stalinism）的杰出观察者的同样本能和习性，使哈维尔就在参与推动历史上最为动人的不流血革命之后不久，便揽上了无法预见的麻烦。他总是这样，乱说话，尽讲些人不中听的东西，并且带着喜欢牛饮啤酒的“地下”性格到处走动。这正好是这个新兴民主国家总统行为的种种弦外之音的一种狡黠掩饰。
一九九零年七月，《华盛顿邮报》上的闻人本杰明·布雷德利（Benjamin Bradlee）在哈维尔向他抱怨地方报刊“忽略了自由只是铜板的一面，另一面是责任”之时，便察觉到“威胁新捷克自由的早期警示”。自由贸易者讥刺哈维尔把“市场意识型态”所反对的东西又重新拣了回来，尤其是当把他拿来与当时的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及与后者沆瀣一气的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玛格丽特·柴契尔（Margaret Thatcher）以及“无须附加形容词的市场经济”做比较的时候。坚定的捷克反共产主义者，特别是一九六八年以后去国的世代，更讥刺他们的地下出版英雄，为了运用他的新权力，而与成千上万使警察国家在事实和逻辑上成为可能的同谋者妥协，而非施以正义的制裁。
政治现实主义者也对哈维尔有所质疑。一九九零年，他净空捷克斯洛伐克的监狱，而且关闭了国家兵工厂，行为鲁莽一如嬉皮理想主义。──有人断言此举正好符合他那令人昏头的模糊主张──“非政治的政治”（nonpolitical politics
）。在此同时，克劳斯本人则以组织反极权主义者进入专业政党为其当务之急，这可以使他们在所有竞争者中先期取得优势。哈维尔所欣赏的前顾问，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钱德勒·罗森伯格（Chandler Rosenberger），在这个时候便曾经提出过警告：乌托邦城堡里的长发人，“越来越有改变这个星球上的政治的妄想”。
与同一时代的异议者，如莱赫·华勒沙（Lech Walesa）、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亚历山大·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以及脱离后共产主义政治而成为自嘲者的人们相较，简直不敢想像，哈维尔，似乎应该有一个更适合于他才华发挥的位置：如编辑捷克文的文学杂志、或者，经营由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资助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智库。一九九二年六月的捷克斯洛伐克选举，导致克劳斯与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麦恰尔（Vladimir Meciar）间对于捷克与斯洛伐克共和国日渐龃龉的尖锐互控，哈维尔面对此次的“天鹅绒分离”（Velvet Divorce），选择的是辞职而非负责摆平这一个他所认为的“要命错误”。看来这是合理的，一点也不迷人而且繁琐的“转型”事业，现在，由在技术层次更熟练的克劳斯来管理，应该会更好。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一九九三年一月新捷克共和国需要一位元总统时，哈维尔还是被认为是唯一的选择。哈维尔全部的志业和哲学，如同欧威尔，是在人们的参与受到最极端的威胁和苦难的时候，献身于引导人们走过意识型态的布雷区。这一技术运用后的结果，竟与戈巴契夫（Gorbachev）之后的世界有些相像之处。如同欧威尔，哈维尔被选择性引用（也已经被这么做了）的用字和有趣的段落，可以使他看起来像是保守派、自由派或其他的，而他对于“用适当的名称称呼事物”的变革权力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则自然地可以确保他那活轮般的意见，能够在他看来还处于社会主义阴影下的事物当中，用“公民社会”和“新政治”之类的用语来耳提面命。
“我曾经说过，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哈维尔在暑假的沈思之时写到。“我只想要提出建议，我的心，如他们所说，是有一点偏离中间的。”这些文字曾经直接出自欧威尔的嘴下：“在感情上，我界定自己是左派。”他在一九四零年写到，“但我相信，一个作家只能保持诚实，如果他要免除掉政党的标签的话。”
哈维尔总是与那些要在他的衣领上钉上意识型态标签的人们费尽唇舌。“在我所有成年的生活中，我被官方烙上右派的典型。谁希望把资本主义带回我们的国家？”他写道。“今天，一个有够古老的年代，如果没有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行家的庇护，我还是会被某些左翼人士所质疑。什么才是我真正的立场呢？首先，我并未信奉任何的意识型态、教条，或主义──左翼、右翼，或任何其他近似的，已经预设世界体系的。相反地，我尝试运用我自己理性的力量去独立思考，我总是精力旺盛地坚持尝试去搁置我。”
没有人比变成哈维尔竞争对手的革命同志瓦茨拉夫·克劳斯更想要定位哈维尔了。许多有关总统的评论，起初都认为他不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因为对于克劳斯有微词，哈维尔甚至怀疑克劳斯把自己的政治野心放在对于国家的真正关怀之上。在一个试图就极权主义滋生五十年探索其道德根源的社会里，哈维尔发现克劳斯在公众前的行为，容易引起惊吓和愤怒。
仅仅进行对于早期中欧政治的审判，可以是一个输者的游戏。哈维尔对克劳斯的警告，在后革命政治的非道德的危险之中，显得具有先见之明。虽然在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之中有逐渐增加的声望，克劳斯至少在一九九三年或更早，便成为柴契尔主义者。匈牙利社会党从一九九五年启动的种种改革──减免税和公共事业价格、清算和出售银行、引进更为透明的资本市场──，克劳斯就从未为这些事情感到伤脑筋。虽然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七年后期，崩溃的经济和各种的腐败丑闻不断逼迫他辞职，克劳斯始终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如汤玛斯·黑兹利特（Thomas Hazlett）在一九九八年三月时在有关理性的主题中写道，克劳斯毋宁更为倾向于“致力于经济自由化和主张完全的变革”。
总有捷克的政治人物不断地挑战克劳斯，说他的经济改革无非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延续。哈维尔也曾在一九九零年初期受到同样的质疑，当时他主张准社会主义的第三条路，而对于市场化政策毫无兴味。但比老掉牙的东西更为有趣的事实是，哈维尔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九日著名的对捷克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把克劳斯一起拖下水，声称改革和致力于特定的方法，要比克劳斯一九九零年起挂在嘴边的震荡疗法来得有效果。哈维尔微笑地说，较之其他枝枝节节，唯有改革最终会导致市场的形成。
“我并不同意你们当中某些人所提出的观点，即整个变革是在错误的基础上开始的，是错误的构想和错误的方向。”哈维尔说。“我宁可说，我们的问题是非常不一样的：变革的过程半途而废，这可能才是最糟糕的一件事。”
“许多企业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了私有化，但有多少具有具体愿景的企业主是在寻求效率的提升和关心他们公司的长期展望的？……这反映了这些企业主并不视他们的角色是一种任务、使命或志业，而仅仅只是一种转换在别处投资的金钱的机会而已。……对我而言，一个更为奇怪的角色是通常为我们的银行所扮演的：他们不直接拥有经营失败的公司，更多的情况是，公司丧失了银行借给它们的更多的钱。……私有化以及资本市场的法律架构，只有现在才是最好的。可这会不会太晚了？”
在权力几乎腐化的领域内，克劳斯有着比他的转型同志们更多和更久的权力。（纵使他于一九九八年大选失利，他也与执政的社会党达成一个受到争议的共用权力的协议。）哈维尔的挑战可以确定地是对于克劳斯野心的抑制。不必太过惊讶，当哈维尔下台，克劳斯是以接近边缘的最小差距，而得以取代他长期对手在城堡中的位置的。
作者简介：
麦特·威尔契（Matt Welch）是《国家邮报》（The National Post）这份报纸的洛杉矶特派员，他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七年间住在中欧，是《预后检查》（Prognosis）的创办人之一。《预后检查》于一九九一年创刊，是捷克在后共产时期的第一份英文报纸。
译者简介：
曾建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暨经营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组助理教授
原刊二零零三年五月《理性》（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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