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3日訊】“公民不服從”或“良知不服從”，儘管源於西方古代的基督教聖徒為信仰殉難的人格激勵，來自教徒良知對世俗王權的徒手反抗（良知的權利），但作為一種世俗化公民運動則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現代“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這一概念，首先由美國作家梭羅在1848年提出，他寫出了著名的《公民不服從》，第一次從理論上提出了反抗國家及其法律的個人權利問題。他強調公民良知對社會的良性秩序的關鍵作用，並說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箴言。
公民社會與政府權力之間的對抗，是民間良知以公開違法的行動來訴諸於社會多數的正義感，它所違反的對象是不正義的法律或政府政策。公民不服從對制度非正義的反抗具有以下特徵：1，它基於普世的公共道德理想而區別於公共領域的道德相對主義。2，它的反抗訴諸於公開性而區別於反抗的秘密性；3，它的反抗堅持非暴力性而區別於反抗的暴力性。4，它的反抗既是基於良知對普遍正義的關注而選擇的自願違法行為，又是對法治秩序的忠誠，承認公民服從現行法律的義務。
聖雄甘地在印度領導的非暴力獨立運動，馬丁.路德.金在美國領導的非暴力“民權運動”，已經成為“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典範；之後又有由曼德拉和圖圖主教領導的反抗種族隔離政策的非暴力反抗。
然而，關於公民不服從運動是否適用於獨裁國家的問題，西方學者則抱有懷疑。比如，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專門論及“公民不服從”，他也是從良知與法律的關係的角度定義“公民不服從”。他說：公民不服從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違反法律的行為，其目的通常是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發生一種改變。通過這種方式的改變，一個人訴諸共同體多數人的正義感，宣稱按照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觀點，自由和平等的人們之間的社會合作原則此刻沒有受到尊重。”同時，羅爾斯指出了“公民不服從”的兩大條件——制度前提和公民共識。公民不服從的制度前提必須具有最低制度正義的民主國家，社會具有共同的價值基礎，國民大致接受相同的正義原則，對該國憲法合法性具有基本共識。換言之，公民不服從只適用於具有民主政治形式的社會或立憲民主政體，而不適用於其他社會。
我認為，羅爾斯的理論更多是基於西方國家的經驗，並不能涵蓋其他制度下的非暴力反抗的實踐。不可否認，甘地、金博士和曼德拉之所以取得成功，與其所處的文化及其制度環境密不可分，英國政府、美國政府和南非白人政府，畢竟是符合政治美德的自由政府，也是具有深厚的宗教傳統的政府，而在其他制度及其政府的治下，特別是在暴虐的獨裁制度之下，非暴力反抗的成本將會大大增加，而獲得成功的概率則大大降低，即便能夠成功，其過程也會極為艱難、曲折、漫長，所以，有人提出“非暴力反抗的限度”問題。
也就是說，非暴力反抗的成功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反抗的一方，必須具有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氣，一種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而被反抗的一方，也要具有直面自我罪惡的超常勇氣，一種自覺不義的反省能力；也就是說：一方是正義的殉道者，另一方是不義的懺悔者，反抗的良知能夠喚醒贖罪的良知——我的行為給他人帶來的痛苦和屈辱，受害者的質疑和反抗能夠逼出我的贖罪良知，讓我不得不進行自我反省，不得不向受害者懺悔。否則的話，非暴力反抗等於對牛彈琴，成功概率幾乎等於零。比如，猶太人再有非暴力反抗的勇氣、良知和韌性，也無法軟化希特勒的鐵石心腸；在共產極權之下，“階級敵人們”無論具有多麼堅韌的承受迫害的能力，也無法喚醒史達林、毛澤東、波爾布特等暴君的悔罪良知。
所以，在經過了六四大屠殺的當下中國，一方面是民間維權運動對“公民不服從”式的非暴力反抗運動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是對“公民不服從”運動的現實可行性的置疑：1，在獨裁權力依然強大而公民社會極端脆弱的力量對比中，民間的非暴力反抗對瓦解獨裁權力幾乎沒有實質性作用；2，在政治權力毫無政治良知的制度環境下，只有正義的殉道者而沒有不義的懺悔者，即便民間維權拿出再多良知，也無法喚起為政者的政治良知。
的確，現代共產極權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殘暴的制度，極權國家的公民不服從，對如此暴虐統治的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難度固然大大增加，但也並非全無可能。
在共產極權國家，良知不服從運動主要是追求自由的人們反抗奴役的民間運動，主要表現為訴諸良心的“真話運動”。在前蘇聯，索爾忍尼琴向蘇聯人民發出“不靠謊言生活”的號召；在捷克，領導“七七憲章運動”的哈威爾，號召捷克人民“活在真實中”，行使“無權者的權利”；在波蘭，被譽為“團結工會運動”的理論家的米奇尼克，在總結波蘭民間反抗運動時說：“通往公民社會”的道路就是“讓衝突得到真實的表達。” 即便在軍人獨裁的緬甸，民間反對運動也主要訴諸於非暴力反抗，其領袖昂山素季提出的反抗原則就是：“打破偽善惡習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誠實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再恐懼》）
如果沒有這些自發的民間非暴力反抗運動的持之以恆，前蘇東極權帝國不可能在瞬間坍塌，昂山素季也不會得到世界最高的道義獎勵——諾貝爾和平獎。
在中國，由於長期的皇權主義老傳統，更由於毛澤東極權主義新傳統，獨裁政權的強大與人性的墮落幾乎同步到令人震驚的程度。現在，毛時代的一切向權看的狼對狼的鬥爭哲學，毫無阻礙地轉化為一切向錢看的唯利是圖的犬儒哲學。由政權及其高官的示範、通過富豪和知識精英的普及的道德荒蕪，幾乎蔓延到社會的每一角落。特別是，在六四大屠殺的極端恐怖之下，有可能變成民間道義象徵的社會名流的大面積逃亡，以及民主牆一代精英的被迫流亡，致使中國人與諾貝爾和平獎擦肩而過，沒有產生出像沙哈羅夫、索爾任尼琴、哈威爾、瓦文薩、米奇尼克、昂山素季那樣足以凝聚民間道義共識的反對運動領袖。
然而，這樣的缺憾只能說明中國民間的過去和現在，未必就是中國民間爭取自由運動的宿命。事實上，即便在異常殘暴的毛澤東時代，也出現過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顧准等道義英雄。特別是聖女林昭的堅韌不屈和自由主義先驅顧准的清醒反思，仍然是今日中國民間維權的寶貴精神資源；在毛澤東死前的1976年，發生在天安們廣場的“四五運動”，就是一場自發的民間非暴力反抗運動；文革剛剛結束後，就出現過西單民主牆一代；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八十年代，也出現過劉賓雁、方勵之等一大批民間良知；在八九運動和慘烈的六四血案中，不僅造就湧現出一批學運領袖及其“黑手”，更湧現出無數不知名的民間英雄，隻身阻擋坦克鐵龍的青年，代表了冒著巨大生命危險而參與堵軍車、救死扶傷、勸阻戒嚴部隊開槍的無數普通市民；同時，八九運動造就了中共黨魁中的人格奇跡趙紫陽先生，也造就一批與中共體制決裂的黨內精英，至今留在國內的鮑彤先生和張祖樺先生就是這些決裂者的代表。
六四後，以丁子霖女士為首的“天安門母親”，堪稱最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道義象徵，也是踐行“公民不服從”的典範；“法輪功”和“地下基督教”對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稱草根非暴力運動的代表；從失業工人發起的“遼陽工潮”到利益受損的農民發起的“漢源事件”，還有市民們基於正義感和同情心而自發形成“萬州事件”等大規模群體性官民衝突，見證著來自社會底層的草根維權運動的日益普及和持續不斷；持不同政見者和知識界的良知不服從運動，也從來沒有中斷過，從上世紀民間發起的“公開信運動”到新世紀的網路維權運動，參與其中的體制外持不同政見者代不乏人，使大陸的持不同政見運動逐漸公開化；自由知識界也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接續，體制內異見者也由老資格的離休高官發展為現職的中青年人士。
以上各階層的非暴力反抗都在為大陸民間資源的積累作出各自的貢獻，分散的民間良知不服從運動也在為日後的組織化積累經驗。
也就是說，當今世界上的大多數新興自由國家，大都經歷過民間的自發非暴力反抗運動，特別是在蘇東巨變開啟的後冷戰世界上，自由民主已經成為民心所向和大勢所趨的目標，為獨裁制度下心向自由的人們的非暴力反抗提供了強大的道義支援，其成功率也較之冷戰時代大為增加。
首先，從人性進化的角度看，由於人性本身的逐漸文明化使自由不斷擴展，自由的不斷擴展又反過來不斷提升人性的文明程度。當君子也把小人看作具有良知、只不過其良知被暫時遮蔽之時，也許就能在某種程度上刺激出小人的惻隱之心，起碼可以使小人收起赤裸裸的猙獰面目，而包裝出一副“偽善”的面孔。
其次，從制度進化的角度看，自由制度對獨裁制度的世界性勝利，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自由制度對獨裁制度都具有遠遠超過冷戰時期的優勢，為獨裁制度下的非暴力反抗提供了日益強大的國際支持；已經民主和正在民主化的國家都在不斷增加，昔日的極權國家也在進行不同程度的改革，頑固的極權暴政已經所剩無幾。也就是說，席捲全球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正在逼迫大多數獨裁制度不得不“偽善”，甚至連那些仍然堅持獨裁制度的政客們，也已經意識到了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也不得不用“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說辭來裝點門面。也就是說，從人類政治文明演化的歷史看，獨裁政權的不得不“偽善”，往往是走向“善政”的開端。
再次，獨裁國家內的民間權利意識覺醒程度日漸提高，而獨裁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則大規模流失，民眾已經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謊言，口是心非的消極反抗變成了民間應付官方的常態；敢於直面恐怖秩序的良知者也在同步增加，局部性的自發民間維權運動此起彼伏，已經令官方的控制和鎮壓逐漸失效；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政治一元化而社會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形成。我相信，由民間的自發行動推動的社會變革，終將導致僵化的政治權力的改變。所以，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隨之大大增加。
放眼在當今世界，民間反抗暴政的方式越來越放棄暴力奪權而轉向非暴力反抗，良知不服從運動已經成為民間力量反抗暴政和惡法的普遍方式，以民間良知對抗惡法惡治更成為獨裁國家中的民間反抗運動的常態，民間努力瓦解獨裁政權的路徑，大都不是通過先改變政權來重建民主社會，而是先改變社會來瓦解獨裁政權。最近，獨聯體的三個國家的反對派及其主流民意，因不滿當政者的獨裁傾向和選舉舞弊而相繼發動了“天鵝絨革命”，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革命已經成功，吉爾吉斯的革命也曙光初現，掌權長達十五年的總統阿卡耶夫流亡俄國，反對派領導人組成臨時政府，並宣佈六月份舉行新一輪總統大選，世界的政治地圖上，民主政治的版圖又一次得到迅速擴張。
之所以如此：
1，二十世紀多次暴力革命的慘痛教訓，以暴易暴的過程極為慘烈，讓整個社會付出成本過大，帶來的往往是玉石俱焚的廢墟；以暴易暴的結果也往往適得其反，槍桿子打出的政權，非但不是以和平方式競爭權力的自由制度，反而是最擅用暴力的新獨裁上臺。
2，獨裁制度中的政府幾乎壟斷了所有有形資源，它唯一無法壟斷的只有人心之向背和歷史發展的趨勢，極權國家內部的民意覺醒和國際上自由國家施加的外來壓力，使日薄西山的獨裁制度的暴力鎮壓的殘酷性逐漸下降，其統治者也要越來越做出“偽善”的姿態。
所以，獨裁制度下的民間反抗運動可以憑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義資源，用中國古語表述就是人人皆有“天地良心”。反過來，獨裁制度之所以無法長期維繫下去，就在於它逐步喪失民意的自願認同，也就是喪失道義合法性，而一個有違于“天地良心”的政權，必然遭受“天譴”的懲罰。這就是在獨裁制度的龐大形體坍塌之前，必然先經歷過一個在人民的靈魂中逐漸衰敗、腐爛和瓦解的過程。前蘇東帝國如此，今日的中共政權亦如此。
正如著名神學家聖•奥古斯丁所言：世俗權勢者可以改變一切，卻無法改變信徒們心向上帝的虔誠。
2005年10月6日於北京家中
《民主中國》2005年10月8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