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8日訊】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築就了多少個國家榮耀、民族輝煌，多得不勝枚舉；成就了多少億萬富翁、地獄天堂，我們更難記其數。要客觀真實的再現二十五年的輝煌歷史，於國家媒體，我們看不到真實的寫照，除了一片頌揚之聲、除了熱銷中的《江澤民傳》，我們看不到再多的「真實」。面對體制性的、舖天蓋地的真實謊言，仿佛人間除了幸福、美滿與快樂之外，我們竟如那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一樣，為自己的荒蕪、為自己的無知、為自己的卑賤而感到無比的榮光。除了世界大同、除了萬眾一心、除了物質的極端豐富，彷彿人間不再有疾苦、不再有不幸、不再有悲涼！
然而，突發性災難事件卻又把醉生夢死的人們從不切實際的美夢之中驚醒，以至於人們在震驚、憤怒、無奈與彷徨之中漸漸的變得日益的麻木起來，彷彿這些不幸也是上天的恩賜、成了經濟學時代永無止境的頌歌、也成了我們這個「偉大而輝煌時代」的讚禮。人民用生命與苦難向無所不能、戰無不勝的「偉大」元首奉獻出自己僅有而唯一的最後忠誠！這是一種多麼偉大的民族精神！這是一種多麼感人至深的英烈情懷！這又是一個多麼輝煌的時代，以至於一切的人間悲劇都成了對人類幸福的無私奉獻，以至於絕望者的哀號與悲歌都成了太平盛世中的華麗點綴。悲劇是多麼的燦爛而炫目、死亡是多麼的醉人而悲壯！而奠基於悲劇之上繁榮更顯得無比的珍貴、才有了史詩般的價值而值得珍藏。你們不要做作、不要悲歌、不要吶喊，這一切顯得多麼的不合時宜；一切的死亡與苦難、一切的悲劇與不幸、一切地等級與貴賤、一切的痛苦與歡樂，早已命中注定，你們又何苦故作呻吟？拿起你手上的DV,記錄這瞬息即逝的輝煌，楊利偉的壯舉已成過去，我們再次步入了天堂！
五千年的歷史與文明，就是帝王將相穿越時空的燦爛與輝煌，又怎能少了無知賤民的白骨與彷徨。沒有卑賤，何以顯尊貴；沒有血流成河，又何以築千秋偉業，顯萬代榮光。為我們的燦爛歷史而驕傲！為我們的輝煌時代而高歌！二十一世紀定然成為一個偉大復興民族的時代，而被載入人類文明的歷史；這歷史上的輝煌一筆，竟是人類的精英—-經濟學家酌滿臣民的血淚激昂而慷慨、神采而飛揚的一筆。一個多麼美妙的劃時代傑作，我們定然珍惜而把它珍藏！
經濟學家的時代已成過去，我們用生命與血、死亡與彷徨、憤怒與抗爭的代價義無反顧的把它雪藏，讓它伴著儒家王道與血腥、伴著歷史與文明在過往的史詩般長河中癲狂。一個要求正義的時代已經來臨、一系列如火如荼、方興未艾的臣民維權運動劍拔弩張。反抗專制與壓迫、拒絕苦難與血腥，捍衛人權與法治，追求公正與平等，這才是我們人類真正的驕傲與輝煌，理想與榮光。我們又怎能為了那虛無而縹緲的輝煌，犧牲我們的親人、朋友乃至我們的同胞。
二十五年的改革與開放，凝聚了多少人的不幸與苦難，我們不堪回首；二十五年的工業化進程，成就了多少貪官與暴發戶，我們更不想再提。在此，我們僅以人類歷史史無前例、絕無僅有的同族相殘的空前浩劫—六四大屠殺為開篇，緬懷烈火中永生的烈士；書寫那如火如荼在烈火中歷練、在苦難中昇華的自發公民維權史詩：
八九民運—公民維權運動的悲壯序幕
六四大屠殺悲劇已經過去了十六年，六四大屠殺悲劇性英烈的亡靈卻還在天安門廣場遊蕩。歷史的劫難與浩劫至今還未被當局正視，烈士的冤魂至今還未昭雪。
我們每一個普通歷史事件觀察者及見證者、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有道德上的責任與義務對這次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法西斯暴行進行譴責、對受害者寄予哀思、對烈士亡靈給與慰籍、對受害者家屬表示同情。同時，我們更有責任與義務對歷史性悲劇為甚麼會發生進行深刻的檢討與反思：
一、 八九民運的歷史背景：
回顧歷史，中國臣民經過五十六年的法西斯專制與政治高壓及年復一年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到史無前例的災難性文化大革命結束，可以說喪失了一切最最基本的個人權利甚至生命自主權利，更不用說每一個人天賦的政治權利。人不被當做人而被當做沒有價值沒有尊嚴毫無意義的一串數字、一件工具、一個螺絲釘來對待、來使用。人性論、人道主義被當做資本主義的垃圾文化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但是一種長期被強權政治壓抑著的普遍的、基本的、要做人不做奴隸不做法西斯奴役工具的政治訴求從來沒有被真正消滅過，它一直深藏於人們的心底。一旦暴君崩天政治氣氛有所緩和，這種要求人性尊嚴、要求平等博愛、反對特權、反對腐敗、反對階層歧視的人文主義思想自然從心底的願望變成知識階層的吶喊。幾乎整個八十年代變成了思想解放的年代、變成了人文關懷的年代、變成知識階層普遍覺醒的年代。然而，歷史的必然性卻被悲劇性的偶然事件暫時中止了，胡耀邦過早的意外逝世過早的引發了一場還沒有完全的群眾基礎的自發的悼念活動並很自然的發展成為要求政治改革消除腐敗的政治訴求。由於它的匆忙、偶然及自發性，面對強權不可避免的遭遇到悲劇性的後果。
問題出在那裏？出在民眾的普遍的法治意識還沒有形成、出在民眾從過去的一切被剝奪到八十年代獲的基本生活的暫時性滿足上，很多民眾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應該還有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即使參加民運的部份學子，我當時與他們討論有關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問題時，他們有些也不能說出多少所以然來，當時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還停留在祈求青天為民做主的理解層面上，於是才有了靜坐、絕食、情願以祈求強權者的救恩。
沒有充分的人文思想的醞釀、沒有由於統治階層普遍的腐敗及貪贓枉法導致的民眾公憤、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為捍衛個人利益反對強取豪奪的積極參與、沒有人權思想的深入人心。僅靠熱心學子的滿腔激情孤軍奮戰，當然難逃劫難。如果歷史的偶然事件–胡耀邦逝世沒有發生，如果知識精英們把精力耐心的放在廣泛的民眾啟蒙運動上，並耐心的等待歷史的機遇，則就不可能出現九十年代的思想大倒退，則今天的中國已然是個人人平等的個人權利得到保障的法治國家。看看今天中國的情況，已與上世紀八十年代大不相同，雖然表面上看，政治高壓好像還控制一切，其實已然人心背向，四面楚歌。當民眾普遍認識到唯有建立法治才是自己身家性命財產安全的唯一保障之時，人們還會任人愚弄、任人宰割嗎？人們都會從內心呼喚人權法治、抗拒強制。越是瘋狂的鎮壓，越說明當局對未來的無比懼怕，越說明民眾光明的未來就在眼前。
二、 思想啟蒙與人權意識覺醒的關係
兩百年前，一位哲學家黑格爾對於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就做過這樣的評價:東方國家長期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兒童時期」，在這樣的國家裏，個人沒有自主權利，也無法形成自主意識，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個人的生與死，完全掌握在國王或稱獨裁者手中，在國家之中，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其它所有的人都以他的意志為意志，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民眾的生死都以他個人的利益為轉移。國民依賴、服從、受制於獨裁者，任由獨裁者替他們做一切決定。臣民就像永遠長不大的兒童，終生乞求獨裁者的恩賜，感激獨裁者的「養育」。而獨裁者並不是一個大公無私公正的「父親」，就他而言，由於沒有任何制約，他往往墮落成一個自然人，從而喪失人類的理智而變得狡詐、兇殘、自私。結果，國家的昌盛、人們的富址，完全失去保障。
八九民運是一個時代的標誌，它標誌著東方人不再是兒童、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奴隸、不再是沒有自主意識、獨立人格的臣民，它意味著中國人的人權意識的覺醒，中國人的「天賦人權觀」終於在四十年的文明浩劫之後，再次落地生根，萌芽並茁壯成長為知識階層的普遍呼喚。反對腐敗、追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與法治建設終於成長為一個時代的最強音。這一豐碩的成果來源於八十年代近十年的思想啟蒙，也正因為如此，上世紀八十年代將作為一個偉大的時代而永遠的載入歷史史冊，同時先烈們的不幸與劫難更賦予這個時代以巨大的悲劇色彩，而強權者的暴行將作為文明人類的恥辱與罪惡而遺臭萬年。
現代民主政治思想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一切的人類道德、倫理與正義，一切的是非明辨與善惡之分、真理的產生都有賴於憲政法治制度下對人的自由、平等、人權的程序性保障，而思想啟蒙的使命就是告訴人們在現行法制建設不健全的情況下，他們同樣擁有天賦的不可剝奪的生命權、自由權及財產權，他們的人格、尊嚴與價值同樣是天賦的，不是任何強制者可以任意踐踏與剝奪的，即使沒有現行國家實在法的保護，他們同樣受到自然法的保護，自然法告訴人們，我們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我們任何人沒有權力剝奪他人的生命與自由權利、傷害他人的
利益。自然法賦予人類理智的判斷與選擇，並確立了人作為社會的一員，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這種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賦予了我們每一個人抗拒強制、勇敢維權的道德力量及正義感。在自然法的保護下，人終於成了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個人目標、捍衛個人權利的一個獨立的個體，而不再是喪失了一切尊嚴與價值、被物化的沒有自主選擇與思想自由的、國家機器中的一個螺絲釘、一個物品、一個任由宰割的低級生物。人終於從制度的束縛、傳統的束縛及自然的束縛中一步步掙脫出來而成長為一個可以自己為自己立法、遵從理智原則指引的有限的理智存在、道德存在、自律存在。
八十年代思想啟蒙後的「人的發現」預示著一個繁榮昌盛、人性解放時代的到來，它帶來了中國人自己的「科學發現」、「宗教改革」（黨政分開_）、「工業革命」，而國家機器、政治力量從經濟領域的逐步淡出標誌著人們捍衛個人經濟權利的一個時代的開始，人們的經濟自由終於得到了部份的兌現，但卻沒有法律保障。
此時，中國人還不是一個完整意義的、法律意義上的現代公民，他雖然有了生存與發展的更多機會，但是他沒有真正法律上的自由權、財產權及參政議政的公民權，這就必將導致他今天所取得的一點任何經濟利益明天隨時可能剝奪。此時的人被閹割、被裁製成一個經濟動物，而不是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人作為社會的動物，卻沒有社會給予的制度性保障，更不被容許成長為政治社會中的一員。
而當時國家的有計劃商品經濟不過是權力經濟、裙帶經濟，它在給於人們追求個人利益、追求生存發展機會的同時，卻埋下了基於權力的非正義、非道德、不公正、強取豪奪的暗藏殺機與惡果。資源的壟斷、市場的壟斷及不公平競爭帶來的腐敗成了一時的眾矢之的。權利意識覺醒的中國人再也無法忍受國家公權力對經濟領域、私人領域的過渡干涉，從而導致了八九民運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法治的普遍呼聲。由於制度性的原因導致的特權、腐敗、人類不平等激發起新中國首次的大規模全國性維權示威、遊行與絕食。這一事件本身就說明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政策不過是有限理智人類狂妄自大的制度性探索的一大敗筆，強權者根本就沒有想到權力與市場一旦結合，必將帶來腐敗與墮落，而把全民族的命運寄托在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理想的「偉大」發展之上，則再次把中國變成了強權者的實驗室，而廣大的民眾成了權錢交易的受害者，也就是這個實驗，幾乎斷送了強權者自己的永固江山。
現在我們要問，在引進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同時，我們是否要首先建立起基於市場經濟的市場倫理？我們是否為保障每一個人平等的經濟權利、平等的市場競爭機會構建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框架？我們是否在憲法意義、法律意義之上保障了每一個人的生存權、發展權、財產權及知識產權不受侵犯？我們還是否想到在自己掙取大把大把的銀元的同時，利益的天平要向改革的最少受益者–改革的受害者–傾斜？我們又是否有獨立的司法機構來保障市場的公平競爭以杜絕特權對經濟領域的滲透、防止壟斷的出現、維護分配正義？這一切都不存在，都沒有，我們有的不過是基於經濟學效益原則的強取豪奪、資源再分配：「發展是硬道理！改革需要一部份人做出犧牲！」
當然，一個缺乏程序公正與正義的社會不可避免的出現市場失范、腐敗、墮落，並導致愈演愈烈的民眾維權運動。八九民運不過是民權運動的開始，基予利益的愈演愈烈的自發民眾維權運動將不可阻擋的迅速發展起來，直到基於保障公民利益、限制權力的憲政法治得以確立實施為止。
三、公民的政治權利是人權獲得保障的基礎：
自由主義認為，如果一個公民要想確保他們的基本權力和自由，他們自身必需具備充分程度的政治美德並自願的參與到公共生活中去。民主自由的安全無虞要求具備為維護一種立憲政體所必需的政治美德的公民的積極參與。人是社會的甚至政治的動物，其本性在存在對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的民主社會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實現。
參政議政是每一個公民道德責任，是保證每一個公民自身權利的基礎。八九民運就是一場自發的人權意識覺醒的公民維權政治運動，它不是一場只關係到某個階層、某個黨派、某個個人利益的顛覆事件，而是關係到每一個中國人切身利益及基本權利的自發的普遍性意義的訴求。它並不是企圖顛覆法西斯專制暴政，而是一場自發的代表民眾利益的知識份子維權運動，六四屠殺意味著人類文明的歷史性倒退。有人說：「八九民運不鎮壓行嗎？」在此，首先我們用當時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觀點來回答這個問題。趙紫陽認為對於八九民運，共產黨中央應該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建立起理性的對話機制，給與民眾自由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並以八九民運為契機，建立起制度性的民主對話機制，以及時、明確、徹底的解決民間、社會存在的危機與衝突。而如果鎮壓，則把理性解決社會矛盾的渠道給徹底堵死了。最終不可避免的導致改革開放的倒退及社會矛盾的激化。
作為一個理性的國家領導，趙紫陽的偉大在於他能超越於共產黨的集團利益、超越於共產黨的黨性，用人道主義、用我們人類超越於動物的人性戰勝了黨性、戰勝了獸性。他清楚的意識到公民的政治權利即「無權者的權利」是不可以肆意剝奪的，只有切實的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政治權利，才可能最終保障公民的經濟權利，中國人們才可能獲得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權，獲得做人的資格與尊嚴。因此，他不顧個人安危呼籲和平理性的解決社會問題，反對鎮壓學生運動。以他個人的偉大人格捍衛人們的基本政治權利：遊行示威的權利、自由表達訴求的權利。並推行政治改革，希望把經濟改革納入正常的民主法治的軌道上來。
其次，我們來看一看，哪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沒有民眾自發的示威、自發的遊行，這類事件幾乎成了人們生活的一部份，幾乎每天發生，然而，他們的國家動盪了嗎？他們的人們遭殃了嗎？他們的社會混亂了嗎?他們的經濟崩潰了嗎?他們的政治團體因此亡黨亡國了嗎？沒有，不但沒有，而且還因此國家更加強盛，政黨還更加完善而且有生機，人們的愛國熱情、生活熱情、創造激情還更加強烈。他們的愛國主義不是表現在口頭上、虛假的表面文章上。他們通過選舉保障政府的多樣性、多元性，他們通過遊行示威自由表達來影響政府的施政政策，防止了腐敗而殘暴的獨裁政治的出現。捍衛了政治、文化、生活的多元性。從而切實的實現了每一個人的愛國主義理想。
在此，我們有必要再次強調政治自由是必要的，它是人們獲得經濟自由的基本保障與前提，它保障著我們每一個人的自由、機會、財產不受到體制性公權力的侵害。它是我們這個專制的人治社會過渡到法治社會的基礎，人只有解脫了人為的外在束縛及精神的內在束縛，獲得行動和思想的自由之後，才可能成長為一個對社會、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現代公民，我們只有建立起制度性的保障捍衛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集會遊行示威遷徙自由，人們才可能有機會、有能力為社會創造價值，並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時保障個人的利益也不受到傷害，個人的生命與自由不被強制者任意剝奪。
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政黨能夠超越於國家憲法獲得絕對的肆意妄為的權力情況下人們還有甚麼個人利益的可言，當一個社會的公民無法獲得公平公正的平等的自由之時，公民的利益、公民的權利、國家與民族的利益都將喪失基本的法律保障，這時，所謂的國家利益其本質就是法西斯黨的利益，所謂的國家主權其實質就是法西斯黨無所忌憚不受外來干涉的肆意妄為、魚肉百姓的奴役特權，在指責他國干涉其國家主權幌子下喪盡天良的幹著侵犯人權的勾當。因此，我們反復強調保障公民的人權必須從人人平等的良心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遊行、罷工、示威
自由開始，沒有了這些基本自由、沒有所有公民的平等的參政議政監督政府的權利、沒有多黨制衡限制任何政治團體獲得絕對權力的制度機制，沒有獨立新聞媒體揭露社會黑暗弘揚社會正義，沒有了獨立司法的制度性保障，則中國公民既不可能獲得機會均等的經濟發展權、也不可能保障個人、國家與民族的利益不受侵害，甚至個人的人身自由及安全都隨時可能受到威脅、遭遇剝奪。
因此我們說，每一個公民的愛國熱情應該表現在勇敢的站出來捍衛個人利益和積極的參政議政上，人們表達個人訴求，既是維護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也是一種捍衛國家民族利益防止法西斯黨監守自盜的愛國行為，因此，每一個公民的自發維權行為其主觀是利己，客觀上卻是推進法治建設、捍衛公民基本人權、促進中國民主化建設的愛國行為的道德實踐，他們的不幸遭遇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並給予道義上的支持、思想上的認同。本質上說，他們其實就是我們時代的先行者、民族的英雄、人類偉大文明的開創者，他們的覺醒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另一個時代的到來，中華民族在苦苦掙扎了幾千年之後，終於有了自己的「人的發現」。八九民運不是甚麼孤立的知識階層自身利益的表達，而是先知先覺、有了權利意識的知識精英在捍衛、在強調、在追求每一個公民應該具有的平等的做人不做奴隸的權利。它的價值、它的意義正在於此。
2005年11月10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