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王泓根據錄音整理）2005年1月30日下午，《大紀元時報》法國分社在巴黎華僑文教中心組織了一場「九評共產黨」研討會，巴黎各界僑胞上百人出席。此次研討會邀請了四位嘉賓做主要發言，以下是曾任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主任十三年之久的吳葆璋先生的發言。
我叫吳葆璋。我做了40多年的記者工作，二十多年是在新華社做記者，十幾年是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做記者，所以我可以說呢，我見識了兩個世界、兩種制度，今天想借這個機會向朋友們講一講圍繞共產黨這個問題我的一些觀察和思考。
大紀元出色地完成了一個歷史任務
我在做記者生涯裡邊，很長時間我就考慮這樣一個問題，人們可以對國民黨說三道四，人們可以對民進黨品頭評足，人們也可以對民主黨，香港的、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黨論長道短，那麼為什麼不能夠評論一下共產黨呢？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前一陣子在報紙上看到他們在偉大光榮正確之外又加了一個東西，說它是執政黨。我和我的法國同事，記者同事看了以後覺得很有趣。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們看來執政黨是跟在野黨、反對黨相對而言的。所以看了之後覺得它可能不自覺的承認了中國是一個多黨的現實。這個現實是絕對存在的，就是在中國人的世界裡頭絕對不是一個黨，但是在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的，只不過共產黨它不承認其它的政黨就是了。
共產黨它跟其它政黨不同的是它是有廣泛的國際背景的政黨，大家都知道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這樣的東西，所以它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國現象，它是一個國際上的現象，所以這尤其需要我們來重視。
我記得大概在99年、98年的時候，法國出了一本書叫《共產主義黑皮書》。在這本書裡面就談到了所謂的這個共產主義，在歐洲發源的這個意識形態在歐洲以外實踐的結果。其中也談到了中國的共產黨，我看了以後我覺得寫的很好，但是中國這部分寫得單薄了一點。我一直就想，為什麼我們可以評論這個黨那個黨，為什麼不可以評論一下共產黨？而且特別是外國人都已經開始總結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上的實踐，為什麼沒有中國人來做這件事呢？就像我跟《大紀元》他們說的，我認為這是思想史上的一個空白。
很遺憾，這件事呢本來應該由中國國民黨來完成，因為中國國民黨有和中國共產黨周旋一百年的歷史；這件事本來應該由民主進步黨來完成，因為民主進步黨從它誕生起就處於中國共產黨的文攻武嚇之下；或者由流亡海外的民主黨或其它的這些政黨來完成，但是都沒有能完成。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我想他們並不是不願意做這樣的一件事情，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各種歷史原因他們沒有做成這件事情。那麼現在這件事情呢由《大紀元》旗下的一個寫作班子完成了，而且出色的完成了這麼一個歷史任務。
我從一開始就注意到這九評的文章，我仔細地看了。我認為這不是初級的反共主義，而是擺事實、講道理、仔細地剖析共產黨的本質。這麼全面地分析共產黨我覺得確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這裡面不僅有很大的道德勇氣，而且有很艱辛的勞動，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把這件事情做成的。
趙紫陽最難能可貴之處：就是正好向一百多年前的《共產黨宣言》說了不！
「九評」的發表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想借《大紀元》搭的這個平台說這樣一句話：我希望共產黨內的有識之士不要再續寫中國歷代帝王不斷地在寫著的好人受屈的歷史。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趙紫陽先生。 我在一次接受採訪中說：「如果你不懂得什麼叫共產黨，你仔細琢磨琢磨趙紫陽先生你就明白了。」
趙紫陽先生的悲劇是必然的。他當時的局面是孤掌難鳴。在他的前面不像蘇共那樣有一個赫魯曉夫給他鋪路；當鄧小平發動軍事政變的時候，他身邊也沒有一個象葉立欽那樣的人物，敢於跳上坦克說不的人。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很難不被人給打倒。而且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沒有可能也不可能有和鄧小平攤牌的實力，所以他的悲劇是必然的。
但是趙紫陽最難能可貴之處是，他和其他的很多共產黨人一樣，經過了好幾十年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搞經濟不要搞計劃，要搞市場；私有制不能夠消滅，要發展它、鼓勵它。好像現在不少的領導都明白了，趙紫陽應該說是先驅，但是他到此並不為止，他的晚年之所以不同意中共的六四鎮壓，他有他的政治理念。他達到了一個什麼高度呢？他的氣功師宗鳳鳴的書中寫到，他曾經跟趙紫陽談過，趙紫陽的說法是：「現在看來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理論，根本談不到民主法制的建設。」就是說他認為在治國這個問題上不能搞獨裁，要搞民主，要往民主化的道路上走。為此要廢除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兩點上他達到了一個什麼樣的高度呢？就是正好向一百多年前的《共產黨宣言》說了不！《共產黨宣言》的核心部分是兩大塊：消滅私有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我回過頭來看趙紫陽所達到的思想高度正是完全達到了與《共產黨宣言》相反的高度。這是難能可貴的。所以我覺得他還超過了戈爾巴喬夫，而且到死並不悔啊！我覺得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有什麼罪呢？他只是說了你不要殺人，就為此被軟禁了15年。共產黨的做法很簡單，實際上就是要把你關死，相當狠毒的一手，沒有法制可言。
所以在趙紫陽先生的這個問題上可以看清中共的本質。趙紫陽先生死於1月17號，我相信在1月17號這一天，在中共的監獄裡頭，在中共的怨獄裡面，會同時有不少人死去，但是大家記得的只有趙紫陽，因為趙紫陽被說出來了。其他那些人，仍然在中共的監獄裡被打死的，被折磨死的會有多少人呢？有一天會有有正義感的記者把這些真相都揭露出來。
共產黨的歷次運動極力維護的一個是所有制問題，另一個就是專政問題
大家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開過一個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曾經做過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承認階級鬥爭搞了擴大化，承認錯誤地發動了批判彭德懷的運動，承認錯誤地發動了反右鬥爭，承認輕率地發動了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運動，承認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我當時看了以後，我就想，哎呀，真是老天有眼，他們的良心現出來了。沒過幾年哪，各位都知道，可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墨跡未乾，天安門事件就重演了。過去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的東西全不算數了。所以六四那天晚上我就想：哎呀，又要折騰了。文化大革命以後，這是「武」化大革呀！所以你把這些事情掰開揉碎一看，你就明白了共產黨現在搞的是什麼東西。
中共黨內的路線運動以及在黨外發生的所有這些政治運動都圍繞著兩個大問題進行，一個是所有制問題，另一個就是專政問題。我覺得像彭德懷、劉少奇他們這些人主要是在要不要那麼激進地搞社會主義，要不要實行所謂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在這樣的根本問題上跟中共的正統派發生了分歧。到胡耀邦、趙紫陽的時候，已經不是所有制的問題了，而是在要不要搞專政的問題上的分歧。當時鄧小平發動這場軍事政變，最後全世界都知道這是一場大屠殺，我覺得他完全是有意的。因為當時學生決不是像他們說的要造反、鬧事，老實說他們絕食都絕的沒勁兒了，這時候警察都不用來多少人就可以清場了。為什麼要砸這一下？他的目的不僅是要解決國內的那場爭端，把他選定的又一個接班人打掉，而且要向全世界挑戰。他在柏林牆倒塌前夜向全世界發出這樣一個信息：共產黨在別的地方不行了，但是在中國我還在。所以這麼幾十年看得很清楚，一個是經濟上的所有制問題，一個是政治上要不要專政。而這兩個問題正是《共產黨宣言》的要害。
80年的時候我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採訪達賴喇嘛。那時候由孫中山先生的孫女跟中共牽線，最後達賴喇嘛讓步到什麼地步呢，說國防、外交、財政都歸你中央來處理，西藏的文化、教育歸西藏人自己管。當時採訪的過程中採訪到達賴喇嘛代表團的一個人，我就問他，我說當年達賴喇嘛為什麼要出走呢？那個人明確地跟我說：當時正是50年代開始社會上搞起社會主義改造政策，這股風弄得我們西藏上層非常害怕，我們不知道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呢。原來和平解放西藏的時候還說得很好，緊接著下來就是社會主義改造，而且有人還要把這個東西引到西藏來，所以達賴喇嘛就害怕了，就走了。連達賴喇嘛出走這件事情也是跟中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連在一塊兒的。當年中共中央對以習仲勳為代表的西北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批判也能證明這一點。
連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都跑了，還有什麼馬列主義可說呢？
馬克思主義從它誕生的那一天就有人來批判它，但是在中國，誰敢批判馬列主義？但是正是在這一點上吃了大虧了，有好多人還以為它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呢。所以我那天跟《大紀元》的朋友們說，《大紀元》是現在在海外很有骨氣、很獨立的這麼一個報業集團，我說你們的記者可以派到德國去，問一問那個施羅德，說當年你們馬克思發明的，在我們那兒還認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們怎麼不要了？你們記者也可以到前蘇聯問問，現在他們還有共產黨叫祖加諾夫，祖加諾夫為什麼能夠接受在一個多黨制的議會裡工作？他現在的想法是什麼？你也可以去問問波蘭的格瓦涅夫斯基，這個人原來是共產黨，他知道那套不行了，他馬上就改玄更張了，而且經過競選他又重新上去了。你可以問問他的感想。你可以去問問老撾共產黨的感想，柬埔寨共產黨的感想。真正覺得它那套真有道理的，恐怕不會多了。他們現在不斷地發明，不斷地調整，什麼「三先進」這些東西，都說服不了人。當年我離開新華社的前後蘇紹智也走了。蘇紹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的所長。連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都跑了，還有什麼馬列主義可說呢？
這些年在《共產黨宣言》所有制這一大塊，它已經讓步了。《共產黨宣言》另外一大塊，在專政這個問題上，它已經不再那麼振振有詞了。過去它說它為了打江山得殺人，你是階級敵人所以得消滅你。經過這麼多年，這個也說不通了。趙紫陽算什麼階級敵人？劉少奇算什麼階級敵人？煉一煉法輪功的那些信徒他算什麼階級敵人？法輪功連個政治綱領都沒有！怎麼那麼多階級敵人呢？所以沒人再相信了。那它剩下的是什麼呢？只有八個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它自己就是要憑借手中的暴力維持一切。
我看到去八寶人悼念趙紫陽的這些人居然被打，對一些手無寸鐵的人，警察就敢施暴，這是什麼邏輯？天理不容啊！就是說它已經到了理屈辭窮的地步了。任何倒行逆施必然引起義無反顧的抗爭。這絕對是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
站在歷史的正確的一邊，向真理投誠不是可恥的，而是光榮。
我想跟大家講一件別人沒有說過的事情。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有一位駐巴黎的大使，叫曾濤。他也是文化大革命後第一任接管新華社的社長。曾濤先生在生前曾經跟我透露過這樣一個信息，他說在「四人幫」猖狂，「紅衛兵」橫掃世界的時候，他當時是在巴黎。他曾經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討論過起義的事情。就是說大使曾濤在「四人幫」那麼倒行逆施的情況下，他已經不逆來順受了，他曾經考慮過要起義！所以我就講，識時務者為俊傑啊！世界已經發展到今天，大江東流去。天上星星看北斗，要認清方向，站在歷史的正確的一邊，向真理投誠不是可恥的，而是光榮。如果哪位在座的認識中共在巴黎的人員，不妨把這點意見給過去。
另外我還想補充一點，中國的進步光靠共產黨內的開明人士是不行的，要靠黨內黨外的仁人志士共同努力。我們不能上第一線，我們可以做一些其它的工作，但是我們的心裡是清楚的，我們應該站在哪一邊。我們可以用各種方式表達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怎麼生活，做事情的態度。
這次趙紫陽去世的事情上，我們看到黨內的開明人士不再逆來順受，委曲求全了，他們在想他們的辦法。（否則再這樣下去的話，在黨內還會有胡耀邦，還會有趙紫陽，還會有劉少奇，在黨外還會有千千萬萬的老百姓莫名其妙地死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所以從這一點上看，應該說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很艱苦。到底中國應該怎麼走，在坐的有很多仁人志士，他們一定有他們的高見。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裡，在中國這樣一個多黨存在的現實下，一定會有高人，像《大紀元》的這個寫作班子這樣的高人對中國的社會進步作出很大、很大的貢獻。這也是我個人的希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