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泓根据录音整理）2005年1月30日下午，《大纪元时报》法国分社在巴黎华侨文教中心组织了一场“九评共产党”研讨会，巴黎各界侨胞上百人出席。此次研讨会邀请了四位嘉宾做主要发言，以下是曾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十三年之久的吴葆璋先生的发言。
我叫吴葆璋。我做了40多年的记者工作，二十多年是在新华社做记者，十几年是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做记者，所以我可以说呢，我见识了两个世界、两种制度，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向朋友们讲一讲围绕共产党这个问题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大纪元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
我在做记者生涯里边，很长时间我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可以对国民党说三道四，人们可以对民进党品头评足，人们也可以对民主党，香港的、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党论长道短，那么为什么不能够评论一下共产党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前一阵子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在伟大光荣正确之外又加了一个东西，说它是执政党。我和我的法国同事，记者同事看了以后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看来执政党是跟在野党、反对党相对而言的。所以看了之后觉得它可能不自觉的承认了中国是一个多党的现实。这个现实是绝对存在的，就是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头绝对不是一个党，但是在中国大陆是一党专政的，只不过共产党它不承认其它的政党就是了。
共产党它跟其它政党不同的是它是有广泛的国际背景的政党，大家都知道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这样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国现象，它是一个国际上的现象，所以这尤其需要我们来重视。
我记得大概在99年、98年的时候，法国出了一本书叫《共产主义黑皮书》。在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在欧洲发源的这个意识形态在欧洲以外实践的结果。其中也谈到了中国的共产党，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写的很好，但是中国这部分写得单薄了一点。我一直就想，为什么我们可以评论这个党那个党，为什么不可以评论一下共产党？而且特别是外国人都已经开始总结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实践，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来做这件事呢？就像我跟《大纪元》他们说的，我认为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空白。
很遗憾，这件事呢本来应该由中国国民党来完成，因为中国国民党有和中国共产党周旋一百年的历史；这件事本来应该由民主进步党来完成，因为民主进步党从它诞生起就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文攻武吓之下；或者由流亡海外的民主党或其它的这些政党来完成，但是都没有能完成。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我想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历史原因他们没有做成这件事情。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呢由《大纪元》旗下的一个写作班子完成了，而且出色的完成了这么一个历史任务。
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九评的文章，我仔细地看了。我认为这不是初级的反共主义，而是摆事实、讲道理、仔细地剖析共产党的本质。这么全面地分析共产党我觉得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里面不仅有很大的道德勇气，而且有很艰辛的劳动，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的。
赵紫阳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正好向一百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说了不！
“九评”的发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想借《大纪元》搭的这个平台说这样一句话：我希望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不要再续写中国历代帝王不断地在写着的好人受屈的历史。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赵紫阳先生。 我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如果你不懂得什么叫共产党，你仔细琢磨琢磨赵紫阳先生你就明白了。”
赵紫阳先生的悲剧是必然的。他当时的局面是孤掌难鸣。在他的前面不像苏共那样有一个赫鲁晓夫给他铺路；当邓小平发动军事政变的时候，他身边也没有一个象叶立钦那样的人物，敢于跳上坦克说不的人。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很难不被人给打倒。而且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没有可能也不可能有和邓小平摊牌的实力，所以他的悲剧是必然的。
但是赵紫阳最难能可贵之处是，他和其他的很多共产党人一样，经过了好几十年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搞经济不要搞计划，要搞市场；私有制不能够消灭，要发展它、鼓励它。好像现在不少的领导都明白了，赵紫阳应该说是先驱，但是他到此并不为止，他的晚年之所以不同意中共的六四镇压，他有他的政治理念。他达到了一个什么高度呢？他的气功师宗凤鸣的书中写到，他曾经跟赵紫阳谈过，赵紫阳的说法是：“现在看来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理论，根本谈不到民主法制的建设。”就是说他认为在治国这个问题上不能搞独裁，要搞民主，要往民主化的道路上走。为此要废除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两点上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就是正好向一百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说了不！《共产党宣言》的核心部分是两大块：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赵紫阳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正是完全达到了与《共产党宣言》相反的高度。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觉得他还超过了戈尔巴乔夫，而且到死并不悔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什么罪呢？他只是说了你不要杀人，就为此被软禁了15年。共产党的做法很简单，实际上就是要把你关死，相当狠毒的一手，没有法制可言。
所以在赵紫阳先生的这个问题上可以看清中共的本质。赵紫阳先生死于1月17号，我相信在1月17号这一天，在中共的监狱里头，在中共的怨狱里面，会同时有不少人死去，但是大家记得的只有赵紫阳，因为赵紫阳被说出来了。其他那些人，仍然在中共的监狱里被打死的，被折磨死的会有多少人呢？有一天会有有正义感的记者把这些真相都揭露出来。
共产党的历次运动极力维护的一个是所有制问题，另一个就是专政问题
大家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共开过一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承认阶级斗争搞了扩大化，承认错误地发动了批判彭德怀的运动，承认错误地发动了反右斗争，承认轻率地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承认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想，哎呀，真是老天有眼，他们的良心现出来了。没过几年哪，各位都知道，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墨迹未干，天安门事件就重演了。过去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的东西全不算数了。所以六四那天晚上我就想：哎呀，又要折腾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是“武”化大革呀！所以你把这些事情掰开揉碎一看，你就明白了共产党现在搞的是什么东西。
中共党内的路线运动以及在党外发生的所有这些政治运动都围绕着两个大问题进行，一个是所有制问题，另一个就是专政问题。我觉得像彭德怀、刘少奇他们这些人主要是在要不要那么激进地搞社会主义，要不要实行所谓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跟中共的正统派发生了分歧。到胡耀邦、赵紫阳的时候，已经不是所有制的问题了，而是在要不要搞专政的问题上的分歧。当时邓小平发动这场军事政变，最后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一场大屠杀，我觉得他完全是有意的。因为当时学生决不是像他们说的要造反、闹事，老实说他们绝食都绝的没劲儿了，这时候警察都不用来多少人就可以清场了。为什么要砸这一下？他的目的不仅是要解决国内的那场争端，把他选定的又一个接班人打掉，而且要向全世界挑战。他在柏林墙倒塌前夜向全世界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共产党在别的地方不行了，但是在中国我还在。所以这么几十年看得很清楚，一个是经济上的所有制问题，一个是政治上要不要专政。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共产党宣言》的要害。
80年的时候我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采访达赖喇嘛。那时候由孙中山先生的孙女跟中共牵线，最后达赖喇嘛让步到什么地步呢，说国防、外交、财政都归你中央来处理，西藏的文化、教育归西藏人自己管。当时采访的过程中采访到达赖喇嘛代表团的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当年达赖喇嘛为什么要出走呢？那个人明确地跟我说：当时正是50年代开始社会上搞起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这股风弄得我们西藏上层非常害怕，我们不知道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原来和平解放西藏的时候还说得很好，紧接着下来就是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有人还要把这个东西引到西藏来，所以达赖喇嘛就害怕了，就走了。连达赖喇嘛出走这件事情也是跟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连在一块儿的。当年中共中央对以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也能证明这一点。
连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都跑了，还有什么马列主义可说呢？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有人来批判它，但是在中国，谁敢批判马列主义？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吃了大亏了，有好多人还以为它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呢。所以我那天跟《大纪元》的朋友们说，《大纪元》是现在在海外很有骨气、很独立的这么一个报业集团，我说你们的记者可以派到德国去，问一问那个施罗德，说当年你们马克思发明的，在我们那儿还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们怎么不要了？你们记者也可以到前苏联问问，现在他们还有共产党叫祖加诺夫，祖加诺夫为什么能够接受在一个多党制的议会里工作？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你也可以去问问波兰的格瓦涅夫斯基，这个人原来是共产党，他知道那套不行了，他马上就改玄更张了，而且经过竞选他又重新上去了。你可以问问他的感想。你可以去问问老挝共产党的感想，柬埔寨共产党的感想。真正觉得它那套真有道理的，恐怕不会多了。他们现在不断地发明，不断地调整，什么“三先进”这些东西，都说服不了人。当年我离开新华社的前后苏绍智也走了。苏绍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的所长。连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都跑了，还有什么马列主义可说呢？
这些年在《共产党宣言》所有制这一大块，它已经让步了。《共产党宣言》另外一大块，在专政这个问题上，它已经不再那么振振有词了。过去它说它为了打江山得杀人，你是阶级敌人所以得消灭你。经过这么多年，这个也说不通了。赵紫阳算什么阶级敌人？刘少奇算什么阶级敌人？炼一炼法轮功的那些信徒他算什么阶级敌人？法轮功连个政治纲领都没有！怎么那么多阶级敌人呢？所以没人再相信了。那它剩下的是什么呢？只有八个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自己就是要凭借手中的暴力维持一切。
我看到去八宝人悼念赵紫阳的这些人居然被打，对一些手无寸铁的人，警察就敢施暴，这是什么逻辑？天理不容啊！就是说它已经到了理屈辞穷的地步了。任何倒行逆施必然引起义无反顾的抗争。这绝对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向真理投诚不是可耻的，而是光荣。
我想跟大家讲一件别人没有说过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有一位驻巴黎的大使，叫曾涛。他也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任接管新华社的社长。曾涛先生在生前曾经跟我透露过这样一个信息，他说在“四人帮”猖狂，“红卫兵”横扫世界的时候，他当时是在巴黎。他曾经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讨论过起义的事情。就是说大使曾涛在“四人帮”那么倒行逆施的情况下，他已经不逆来顺受了，他曾经考虑过要起义！所以我就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世界已经发展到今天，大江东流去。天上星星看北斗，要认清方向，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向真理投诚不是可耻的，而是光荣。如果哪位在座的认识中共在巴黎的人员，不妨把这点意见给过去。
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中国的进步光靠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是不行的，要靠党内党外的仁人志士共同努力。我们不能上第一线，我们可以做一些其它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心里是清楚的，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表达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怎么生活，做事情的态度。
这次赵紫阳去世的事情上，我们看到党内的开明人士不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了，他们在想他们的办法。（否则再这样下去的话，在党内还会有胡耀邦，还会有赵紫阳，还会有刘少奇，在党外还会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莫名其妙地死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应该说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很艰苦。到底中国应该怎么走，在坐的有很多仁人志士，他们一定有他们的高见。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党存在的现实下，一定会有高人，像《大纪元》的这个写作班子这样的高人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作出很大、很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个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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