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西安事變肇因于西北剿共副總司令﹐原東北軍統帥張學良因私對於剿共內戰強烈反對﹐而陝西綏靖主任﹐原西北軍統帥楊虎誠又受共黨分子煽動﹐二人密謀下進行“兵諫”﹐劫持蔣委員長﹐此事對中國近代史之變局﹐影響深遠。對中華民族的破壞性﹐大的無法估量。當時蔣介石欲以最短的時間﹐剿滅中共﹐消除抗日的後方騷擾﹐然後全力抗日。國民政府的這一次剿共極易成功﹐共軍兩萬五千裡長竄後所余人數極少﹐且只佔延安附近的幾個貧瘠小縣﹐用不了幾個月就能蕩平﹐因此將這一次剿共視為第六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圍剿。日本侵華野心在西安事變前已暴露無遺﹐豈止一個東北﹐而是全中國﹐那當然會損害蔣介石的利益﹐蔣介石是人不是神﹐豈能忍受﹐當然是絕對願意抗日的﹐只是一個先後的問題。況且剿共用不了多長時間﹐張學良如顧全大局﹐剿共完成再抗日有何不妥﹐也就拖延最多幾個月的時間﹐這點帳都算不清﹐確實是被自私利益沖昏了頭﹐被中共利用。張學良晚年在美國﹐已信仰基督教﹐對其早年行為﹐被中共所騙﹐釀成中華巨禍﹐已深深後悔不迭﹐但這又有何用。歷史其實已經證明﹐如按蔣介石的計劃行事﹐中共絕無大面積禍亂大陸之可能﹐國民政府更全力以赴抗日﹐一九四五年後﹐偕國民政府抗日之國際威望﹑常任理事國之便利﹐中華民族豈不很快成為世界上非常強大之民族﹐中華民族不很快復興了嗎﹐中華民族豈不是非常幸運﹐蔣介石深謀遠慮是對了﹐張學良因私利己鼠目寸光被中共渾水摸魚大錯特錯了。張學良以為中共真的抗日可以幫他打回老家呢﹐其實共產黨根本就是幾乎不抗日﹐只是借其渡過危機﹐並進而利用“抗日”之名義﹐將張學良軍引誘蛻變為中共軍。根据中共核心檔案顯示的內容，張學良被周恩來欺騙﹑誘惑确曾在事變發生前要求加入中共。但是，莫斯科認為他不可信而沒有批准﹐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只得作罷。張學良此舉﹐即被中共耍了﹐又禍害了中國人﹐禍害了自己。
(1) 張學良痛失家園﹐楊虎成與共軍謀
事緣國民黨全力剿共﹐對於“九一八”事變後﹐短短三個月內痛失家園的張學良因私來說﹐剿共當然不如抗日﹐而楊虎成的政治傾向﹐未來就是親共的。一九二七年蔣中正清黨令下達以後﹐楊虎成還曾在黃河南與中共合作﹐甚至傳聞曾提出過加入中共的申請。他的妻子謝葆真早有傳說是中共黨員。事變之前﹐中央派駐西安的 情報人員探知﹐張學良﹑楊虎成兩人已先後與中共達成協議停戰﹐但中央對此消息並未完全採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國民政府計劃對共軍進行第六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圍剿。中央由各地調往西安的高級軍政人員有錢大鈞﹑陳誠﹑陳調元﹑蔣鼎文﹑衛立煌﹑萬耀煌﹑陳繼承﹑蔣方震﹑張沖﹑朱紹良﹑蔣作實﹑邵元沖﹐加上在西安的大員共商剿共計劃﹔總計兵員有精銳部隊二百六十個團約三十萬人﹐一百多架從意大利買回來的最新式飛機﹐準備對共軍進行最後一次全面圍剿﹐萬事具備﹐只欠行動令下達。
十月二十二日蔣委員長抵西安﹐指揮最後剿共之舉﹐當時西北剿共總司令是委員長自兼﹐張學良為副總司令﹐總部設在西安。蔣到陝西後﹐駐臨潼華清池﹐當時護衛華清池的部隊﹐僅有憲兵第一團團長楊鎮亞所率領的一個憲兵連。不久綏東戰事發生﹐中日關係告緊張﹐蔣衛員長飛返洛陽﹐召集晉綏將領在洛陽會商戰局﹐張學良也曾參加﹔當時張學良即曾向蔣委員長提出停止內戰的八項主張﹐蔣中正對張學良之議並未十分介意﹐總以為平日待他極厚﹐縱使張學良年輕﹐亦絕不至發生問題。
蔣委員長要求張學良勿改變中央之主張﹐但張學良已在楊虎成鼓譟下與共軍密謀﹐見利忘義﹐訂定短期停戰協定﹐對政府剿共命令﹐陽奉陰違。中央軍事行動即無形鬆弛﹐共黨力量乃趁機坐大﹐於是共黨外圍組織之第三黨﹑救國會等團體﹐在西安時作反動宣傳﹐欺騙誤導民眾。其後西安容共空氣日漸擴張﹐張學良在共黨周恩來等人策劃下﹐擬計請蔣中正前往西安予以劫持﹐乃電請蔣委員長親往鎮壓﹐蔣委員長初次因事不能去﹐張學良又親自到洛陽﹐故作恭謹向蔣委員長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蔣委員長乃于十二月四日在赴西安﹐仍駐華清池。
張學良十二月十日﹐最後一次與蔣談不合﹐即與楊虎 成照計劃進行綁架行動。行動部署上﹐包圍華清池和西安至臨潼間的警戒﹐歸東北軍擔任﹔西郊市內和隴海路西安車站﹑西郊飛機場﹑包括解除中央憲兵﹑特務﹑警察﹑中央軍駐在上述地區部隊武裝﹐扣留飛機﹐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處的南京軍政大員﹐都由 楊虎成指揮十七路軍執行。
(2)陳誠被扣﹐邵元沖遇難
十二月十一日一天到當天晚上﹐張﹑楊部隊都分別到達地點待命行動﹐十一日夜十二點以後﹐張學良和他的高級幹部都來到新城楊虎成的住所。
十二日清晨六點﹐張﹑楊在西安﹑臨潼兩地﹐同時發難﹐張學良派了一旅騎兵和一團衛兵﹐挾持蔣委員長上車﹐送往楊虎成綏靖主任公署大樓﹐衛士隊在事發時﹐還在集合﹐就被輕機槍掃射死亡。中央要員在陝同時被扣于西京招待所的﹐計有內政部長蔣作實﹑福建綏靖主任蔣鼎文﹑錢大鈞﹑陳調元﹑陳誠﹑朱紹良﹑陳繼承﹑萬耀煌﹑衛立煌﹑邵力子﹑馬佔山等多人﹐陳誠當時且戰且走﹐最後在西京招待所繳械﹐是最後受制的一人﹐而邵元沖則于槍戰中不幸遇難。
至十二日上午七點﹐雙方戰鬥停止﹐衛士隊死亡二百多人﹐張﹑楊傷亡七十余人。
據董顯光記述﹐陳誠于十一日離開臨潼委員長住處時﹐曾將張學良“兵諫”之企圖密報﹐力勸蔣委員長乘隴海路特別快車離臨潼﹐但未被接受。
(3) 張學良發表公開電文
南京國民政府獲知西安事變消息﹐系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十點左右﹐來自洛陽祝紹周的一封電報。電報是拍給軍政部長何應欽和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事變當日﹐蔣夫人宋美齡及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均在上海。孔祥熙于當天下午四點左右﹐接何應欽南京電話﹐始知西安有變﹐晚間轉告蔣夫人。
張學良當天領銜發表公開電文﹐申述其個人主張外﹐並以其個人名義發出兩電﹐一致宋美齡﹐一致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其致蔣夫人電﹐涉及蔣委員長語多不遜﹔其至孔祥熙﹐申明“暫請介公留駐西安﹐。。。。”﹐惟亦保證“決不加以危害”。
(4)端納受命飛往西安
南京中央于當晚十一點半﹐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一面以于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
十二月十二日晚間﹐宋美齡在上海初聞西安發生事變之際﹐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納是生于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斯峪的記者﹐他一生的事業在中國﹐曾贊助過中國的辛亥革命﹐後來又成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為張作霖父子的謀士﹐與張學良交往密切﹐也是蔣委員長的好友。
蔣夫人請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於西安一行﹐認為義不容辭﹐當晚﹐即隨同蔣夫人乘夜車前往南京。十三日晨八點﹐蔣夫人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學良。宋美齡並為減少端納語言上的困難﹐特派勵志社總干事黃仁霖偕行。
端納偕黃仁霖先于十三日下午飛赴洛陽﹐以便就近與西安聯絡。當晚獲悉張學良同意端納飛往陝西﹐端納即于十四日中午飛離洛陽﹐當日午後抵達西安﹐他隨身攜帶了宋美齡寫給蔣先生的一封信﹐于下午五點見到蔣中正。端納本由黃仁霖陪同﹐但張學良不允許黃仁霖隨同晤蔣委員長﹐而將黃仁霖留置機場﹐由張學良本人陪同端納往見蔣委員長。
在一間破屋的木床上﹐委員長正面壁而臥﹐端納說﹕你好﹔委員長起身說﹕“你來了﹐我知道你會來的。”端納說﹕”是的﹐我來了﹐夫人也會來的。“委員長陡然變色﹐說道﹕”她不能來﹐她不能到這個強盜窩裡來“端納向四週看了一下﹐說道﹕”你最好搬一處地方﹐這裡不是你應該住的。“委員長想了一下道﹕”也好﹐我隨你去。“端納向張學良使了一個眼色﹐兩人一同出去﹐委員長換上戎裝﹐三人一同去到一處比較干淨的地方。委員長令張學良坐下﹐張學良不敢坐﹐委員長便開始向他訓話﹐將他臭罵一頓﹐張學良沒有回答﹐端納拉他的衣角﹐叫他先回去。
蔣委員長原擬殉國﹐並致函宋美齡表達此一決心。十六日中央在勸阻張學良無效﹐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下﹐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隨即展開轟炸西 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
(5)張學良妥協親送委員長返京
由於中央空軍已開始轟炸渭南﹐陸軍亦以形成東西夾攻之勢﹐張學良和楊虎誠兵力不夠﹐張後悔不迭﹐此時所急于考慮者﹐是如何促使中央停止進攻問題。張學良知道唯一有效辦法﹐是請蔣委員長下達停止進攻或延遲進攻的手令﹐於是央請蔣百裡代為請求﹐由蔣中正親筆致函何應欽停止轟炸西安。
隨後端納全力週旋﹐宋子文飛赴西安調解﹐宋子文與張學良能夠溝通﹐因張學良的夫人于風至曾認宋子文的母親為干媽﹐和宋家兄妹都以兄妹相稱﹐情面上張學良無論如何要尊重宋子文﹐而楊虎成遇事都請張學良出頭﹐且對張學良至為尊重。同時中共欲借張學良殺蔣的預謀也沒達成。中共當初欲殺掉蔣介石﹐以緩解自身被圍剿的危機﹐因蔣介石是國民政府中最堅決主張剿共的﹐是剿共統帥﹐至於殺掉蔣介石後﹐中國會出什麼樣的亂子﹐對中華民族抗日如何不利﹐共產黨才不管呢﹐為緩解自身危機﹐共產黨是不擇手段的。但中共被蘇俄阻止﹐因蘇俄認為共產黨根本不會抗日﹐而蔣介石是國民政府中真正抗日的﹐蔣介石先剿共只不過是為了解除抗日時後方的騷擾﹐一旦殺掉蔣介石﹐對解除日本對蘇聯遠東的威脅不利﹐因此阻止中共殺蔣的打算﹐中共迫于當時自身的處境﹐不得不照辦。中共搖身一變成了慈善家﹐向國民政府討價還價﹐除解除被圍剿的危機外﹐還從軍需等方面寄生于國民政府。最後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要請暫停採取軍事攻擊行動﹐並通報南京中央﹐準備放人。十二 月二十四日﹐各方一起達成協議﹐言明暫停剿共。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楊虎誠極不甘願的情況下﹐蔣中正在宋美齡及張學良陪同下﹐乘坐蓉克斯機﹐由四架軍機護送﹐由西安飛抵洛陽。二十六日﹐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中央黨政軍人員均在機場迎候﹐蔣中正座車經過市區時﹐首都市民﹐萬人空巷﹐夾道歡呼﹐其情況之熱烈﹐實為空前所未有。
此次事變﹐張學良為私冒然發動﹐痛失東北喪日是為原因﹐中共慫恿﹑挑撥﹑誘惑亦是又一因。張學良被日本人赶出了東三省，對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的態度又不滿，加上周恩來的狡猾﹑奸詐﹑誘騙﹐張學良以為中共能幫他打回老家呢﹐因此同中共一拍即合。根据中共核心檔案顯示的內容，張學良确曾在事變發生前要求加入中共。但是，莫斯科認為他不可信而沒有批准。張學良在東北主政時曾經因為中東鐵路問題同蘇聯發生沖突，甚至兵戎相見。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被莫斯科認為是破坏了蘇聯把日本拖在中國戰場的戰略，“塔斯社”在事后發表的社論指張學良為漢奸。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當時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欺騙策略是有一個變化的﹐這個變化的核心在于，共產國際，就是蘇聯人的態度。所以這一子等于把張學良給晾在那儿了。莫斯科對張學良的態度導致中共及早露出了背棄對張學良做出的一系列承諾﹑不抗日的馬腳。受騙之下的張學良﹐一气之下，不辭而別地陪蔣介石回了南京。
事後證明蔣介石是真正抗日的﹐共產黨幾乎是不抗日的﹐只是借助日本侵華隱蔽擴充﹐並不時騷擾國軍。共產黨欲借張學良渡過危機﹐並進而利用“抗日”之名義﹐將張學良軍引誘蛻變吞併為中共軍。張學良以為中共可以幫他打回老家﹐其實是被中共耍了﹐上了中共的大當。同時﹐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使中共獲得喘息﹐暗中坐大﹐終於釀成禍亂大陸近六十年﹐導致近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巨禍。(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