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5日訊】其實，共產党在中國取得政權要比人們想象得容易，首先，它基本沿襲了中國几千來改朝換代的慣有規律，國際共產運動風潮只為中共提供了一种全新政治話語，本質上還是“打土豪，分土地”這种傳統農民暴力造就了共產党的成功，沒有政治上的實際新意，如同當年闖王李自成“開倉放糧”起義便瓦解了明王朝。換言之，任何暴力革命論都迎合中國當時的社會現狀。
眾所周知，激進冒險是最快改善現狀的捷徑。中俄兩國都是落后而專制的大國，這些注定了兩國知識分子容易接受暴力革命的思想，共產党能在中國生根，并迅速開花結果，顯然跟中國超穩定的大歷史結构中不确定因素有關系，而非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神丹妙藥。傳統中國有著近乎宿命論的歷史輪回，一個王朝腐朽衰亡也導致另一個王朝崛起，其中不确定的偶然性往往是關鍵的轉折要素，如滿清取代明王朝一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從李自成造反到吳三桂倒戈，其關鍵性一點不亞于滿人浴血奮戰的主觀努力。
外侵壓力和軍閥割据無疑加劇了社會矛盾的复雜化，也是暴力革命必然土壤，加之國民党政軍的腐敗，這些決定了共產党名正言順取得政權的必要條件，甚至比馬克思理論和共產主義綱領本身更奏效。何況，中國共產党的革命口號是“為窮人百姓打天下”，其籠絡人心和迎合民情的作用更不可估量，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即便在解放后，共產党仍舊采用攻心術和政治謊言作為主要執政手段。
“五.四”前夜，漸進而穩健的改良思想占居中國社會主流，知識分子更多的是自由主義者，即便在遺老派看來已是“十惡不赦”的胡适、陳獨秀之流，他們也不過是改良主義者的自由立場，更別說傳統主義保守派了。但是，凡爾賽和約對中國的出賣，完全改變了這一切，使得自由和民主在中國喪失了說服力，象胡适這种堅定自由民主派人士越來越不得人心，傳統的改良主義進步人士轉向民族主義或激進主義，并質疑西方的進步文明，如梁啟超是最鮮明的例子。到了1920年，陳獨秀委身于西方最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并激起青年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濃厚興趣。同時，使得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找到了一种可以延伸的社會革命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具有深厚的精神傳統，如楊庄（楊朱庄子）一派學說；普遍厭惡政治、政府和政客，怀疑權威和憎恨秩序；封建勢力和軍閥惡政加劇了這种思想的盛行。當無政府主義一旦陷入絕境便走向“無為而無不為”极端表現，通常采取更為激進暴力和不擇手段的革命，甚至包括自殺。早期毛澤東便是無政府主義者，正是這一原始精症結導致共產党人無法無天的暴力革命。
在那個特殊歷史下，自由主義与其孿生兄弟的無政府主義也是自身難保，只有采取革命行動是唯一出路。槍杆子不僅出政權，也是保存自己的必要手段。陳獨秀面對殘酷革命血腥味而退卻了，他的知識分子自由立場注定了他一事無成，反之，一個發現農民力量而主張暴力革命的毛澤東登上了歷史舞台。這顯然不是毛的什么發明創舉，只是對中國歷史運動慣性規律的一個重大發現。
日本入侵和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給西逃北竄的中共帶來絕路逢生的轉折机遇。“七七事變”引發了學生和民眾的抗日情緒空前高漲，打亂了蔣介石“剿共”計划，他的优柔寡斷似乎注定了國民党最終敗數。蔣介石《廬山抗戰宣言》表達了抗日的強烈決心，可他清楚，跟日本人硬拼無不是如卵擊石，并給共產党提供了喘息之机；因此，他反复強調國力虛弱，力求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中日危机；當他在剿共和抗日之間舉棋不定，民眾的憤怒之火直扑國民党，以致國民党內部出現嚴重分歧和軍隊反叛，并成了共產党宣傳他投降賣國和“虛抗日”之口實。
西安事變之后，國內國際的壓力迫使蔣介石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妥協，他里外不是人的厄運從此開始；跟日本人開戰不僅連吃敗仗，共產党在“一致抗日”情況下迅速壯大，其七成精力用于壯大自己，兩成對付國民党，只用一成力量跟日本人周旋。絕不是后來共產党自吹那樣，在抗日戰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很顯然，這种無恥的自我標榜和竄改歷史，它無疑抹煞了國民党抗日將士付出了壯烈犧牲的鮮血。
當日本遭到美國兩顆原子彈之后，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和蘇聯紅軍緊急撤离中國，大量武器和地盤落到共產党手中，為日后內戰提供了物質与戰略上雙重保障。建國后，毛澤東多次說：我們（中共）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后取得政權。中日建交時，田中首相向會見他的毛澤東表示對二戰道歉，毛毫無忌諱的對客人說：“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中共起家的四大法寶：群眾運動、游擊戰術、輿論宣傳和階級斗爭，也是主要執政手段。群眾運動被毛澤東在解放前后都利用到极致，在延安時，他利用知識分子扳倒自己的政敵；“共產風”后，毛澤東在農民中喪失了原有地位，而且知識分子出現質疑社會主義，党內批評矛頭也指向他本人。于是，他號召崇拜他的年輕人起來造反，將反對他的党內分子和知識分子全部打倒。這充分暴露了毛澤東和共產党的好斗本性，正如他所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樂無窮也”，“每七八年來一次文革”,并視文革是“一次全國性的大演習”。
毛澤東最成功地方也是他最失敗的地方，他以群眾暴力取得革命政權，并以群眾運動來搞國家建設和權力斗爭，借用群眾力量斗敗一個個威脅他權力的政敵，包括“最親密戰友”林彪，因此，人民成了革命的炮灰，國家成了殺戮的屠場。毛澤東開創了共產党習慣動員群眾的政治先河，哪怕一個簡單的報告或政令也要讓全社會響應，不是集体開會便是全民學習，這种興師動眾政治行為，并嚴重破坏了社會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至今，中共還是保持了毛時代的遺風，學了几年“三個代表”，現在來了個學習“党的先進性”新高潮，實際上全是勞民傷財的社會內耗。
暴力革命無不例外的充斥社會矛盾和民間怨恨，這也是革命者有机可乘的政治縫隙。革命只能圖一時之快，它可能挫傷或推翻一個舊政權，但社會矛盾不可完全通過革命暴動得已解決，或者徹底改善生產力与生產關系。這是西歐工人革命風潮達成的一种社會普遍共識，也是馬克思在西歐沒有市場的關鍵原因。當然，适度革命有利于歷史整合和社會進步，這也黑格爾一貫的歷史辯證法，馬克思對此大加發揮，導致矯枉過正的嚴重錯誤。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奏效，并造成災難后果卻是中共建國后的共產主義試驗過程，無論人民公社還是計划經濟，它几乎將中國人推向了奄奄一息的邊緣。何況，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复雜的主義，共產國際內部几乎長期都處于分裂狀態，他們相互攻擊對方是非正宗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他們誰都無法全盤照搬馬克思理論于現實中，需要根据各自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來保證其政治生存。換言之，他們都是馬克思修正主義者，這使得共產國家間難免陷入無休止的爭吵和心离貌合的分裂狀態，說明了正宗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設想型和教條性，不是普世的政治万金油。
無一例外的是，所有共產社會主義國家，他們都奉行“無產階級專政”和自詡為“人民政權”，實質上都是挂羊頭賣狗肉的偽人民政權，更多的是專制獨裁；這顯然偏离了馬克思理論的基本核心和共產革命的初衷，并導致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實踐過程中，變相為一种政治返祖現象。暴力共產革命無疑導致烏托邦理想情結的徹底萎縮，并暴露了革命者是無政府主義原型本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