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0日訊】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在中國近代史上，是與北京大學聯系在一起的。而北大，自從他任校長後，遂變為自由主義的思想重鎮。因此，在中國自由主義史上，不能缺少蔡先生的位置。
蔡元培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光緒年間進士，其後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以清末翰林而身預光復會、同盟會，成為雙料革命，蔡元培是第一人；以開國元勳入主教育部，進而出長北大，倡導學術自由。他“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戰斗堡壘。”（馮友蘭語）其功不可謂不巨。蔡先生一生可資談論者不少，但是比起他執掌北大，都顯得微不足道。梁漱溟曾評蔡先生說：”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倡導“學術自由”，致力現代科學，蔡元培是最徹底的一個。戊戌之際，他看到：以中國之大，積弊之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要想靠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腐敗的局面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因此蔡元培顯然注意到避免“不動”或“盲動”這兩種態度傾向，以為社會革命與文化啟蒙這兩大任務不可以互相替代。於是他把目光落到了教育上：傳播新知、開通風氣、啟迪民智、進化民德。當時清末民初的啟蒙活動家，嚴復之後，功勳卓著者有蔡元培與張元濟。張元濟於出版界，創商務印書館，蔡元培於教育界，長北京大學。
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 呂思勉說：“孑民先生主持北大，所以能為中國學術界開一新紀元，就其休休有容的性質，能使各方面的學者同流並進，而給予後來學者以極大的自由，使與各種高深的學術都有接觸，以引起其好尚之心。”用蔡元培自己的話說，不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二者互為表裡彼此依托。人們說到當年北大一時之盛的師資，從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到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從“五馬三沈”到周氏兄弟，都會贊一聲”雅量”。蔡元培說：“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以故，尚不達到自然淘汰之命運，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雖說 “兼容並包”乃“世界各大學通例”，但當時能恃此點鐵成金者，惟蔡元培一人。梁漱溟把這歸因於蔡元培的“器局大、識見遠”。
作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主要推動者，蔡元培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守護人。他的教育和學術管理實踐來自他的自由主義教育哲學。蔡先生身體力行，實踐自由，包容萬派。他所包容的人，像特立獨行犀利張狂的陳獨秀，清明理性中西兼通的胡適之，以及李守常（大釗）、顧孟余、陶孟和、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高一涵諸先生皆各有所長。所有這些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是蔡元培獨有的偉大。從而自五四以降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新氣象新風氣蔡元培先生功莫大焉。
除了整頓發煌北大，他還創建了中央研究院，這兩塊園地成為超越現實黑暗政治和復雜社會環境的相對純淨、獨立的學術天地和思想搖籃。而蔡元培本人，作為“兼容並蓄”，“百家爭鳴”，“學術自由”的象征，理所當然地成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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