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4日訊】編者按：黃河九九八十一道彎從天上流向了大地，滋潤著中華大地，伊始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中國五千年最燦爛的文化就在黃河流域中延綿、形成。從上古伏羲時代黃河中躍出龍馬，背負「河圖」，伏羲受之而作八卦，到炎黃二帝，華夏之宗，還有大禹時洛水中浮出神龜，背負「洛書」，大禹受之而創立包含「五行」思想的「洪範九疇」，神傳文化在黃河流域中演繹著。中華民族稱黃河為「母親河」，為「四瀆之宗」。隨著自然規律，歷史的新陳代謝，洪、旱災難隨著人們道德的下滑在增加。然而，黃河仍以它的活力塑造著中華民族的遵天循地，堅忍寬容的性格。但是，當共產邪靈統治了中國大地，黃河的厄運開始了。黃河在「人定勝天」的思想下，被一座座大壩攔腰斬斷，被一座座灌溉樞紐工程抽乾。黃河在枯竭、斷流、死亡。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血脈被切斷。中國文化已走向盡頭。
我們試圖從黃河的歷史與現狀來探討和闡述黃河興衰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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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萬年的生命中，黃河滋養著偉大的中華民族，奠定著中華神傳文化。沒有黃河就沒有中華民族。隨著人類歷史的走向，道德的下滑，近千年來自然災害由少增多，由疏變密。中國水系的變動牽引著一代代王朝的興衰。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水性善，利益萬物而不爭。
據《史記·河渠書》載：「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一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 大禹治水不僅僅是描述了一個人神同在時期的史記，同時，也是神告訴人，水性和人與水的關係。
劉鶚在他的《山東治河續說》中說：「而治黃本之何也?凡天下之大川經瀆，皆不可以人力治之，故禹貢導漾、導江、導沇、導淮、導渭、導洛，皆以一導字貫之。」
從鯀到禹，治水的成敗，告誡人們：河有其性，有其形，有其道。水同於道而利萬物，人須知其性而善待之。
歷史上記載的賈讓治河論是中國先人對天地萬物同出於自然的見解。據《漢書·溝洫志》載：綏和二年九月，賈讓應詔上書，提出了治河的三種方法：
……「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今瀕河堤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賈讓的上策提出，「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使河有河道，人有人道，和諧相處，「河定民安，千載無患」。
這一上策沒被朝廷採納。隨著歷史的走向，中策和下策漸漸成為人們多採用的辦法。修渠引水灌溉農地築堤防範為歷代人們的主要活動。
在歷代與黃河相處中，值得一提的是，王景與黃河。在近一千年的時間裡人河相處平安。
王景「廣窺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後漢書·王景傳》）他特別「能理水」，漢明帝時，浚儀渠(今河南開封一帶)年久失修，常常發生水災，一個叫王吳的官員向明帝推薦王景參加這項工程。王景提出用「堰流法」整修浚儀渠。「堰流法」就是根據地形的不同，採取不同的方法，把堵塞了的地方打通，使積水能夠暢快地流過。
浚儀渠修好之後，永平十二年(69年)，漢明帝召見王景，把治黃河、修汴渠的艱巨任務交給了他，並把古代流傳下來的《山海經》、《河渠書》、《禹貢田》等珍貴的史籍賞賜給王景。
據《後漢書·王景傳》記載，這－年夏天，「逐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遺漏之患。」
從以上記載看，這次主要有疏浚河道、修建堤防和建立水門等。「築堤自滎陽東至干乘海口千餘里」是修建堤防；「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是疏浚河道；「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則是在長堤設立水門，以控制水量。並順著自然地勢而採取一條下游遠比西漢大河為徑直的、距海最近的行洪路線。由於河流比降大，水流挾沙能力強，再加上他建立水門和整修河道的成功，使黃河800年間未曾改道，水災也減少了。
歷史評價:「王景治河，千年無恙」。古人承天順地，在千餘年與黃河的相處中，有取益之意卻不曾有傷害之心。人水善處同歸大道。
然而，自公元1949年以後，中華民族和黃河遇到了毀滅性的厄運。「人定勝天」和「黨叫幹啥，就幹啥」的思想透過恐懼、洗腦等等手段控制了中國人的思維。無數道大壩攔腰斬斷了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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