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5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 安娜：我們再接一位觀眾朋友的電話，這位是紐約的蕭小姐。蕭小姐您講。
蕭小姐：你好，我是紐約的，我姓蕭。那我在大陸呢，我是當老師的，那個時候我完全相信共產黨所說的話，而且我們到敏感時期，就是六四啊那些，都是要看著學生，怕他們鬧事，那個時候我也是聽信天安門(六四事件)是沒開一槍一炮。那麼到我出國以後呢，我才發現我完完全全受騙了，那麼就是很….才醒悟過來，但是也不知道這個東西是邪在哪裡。後來看了「九評」之後才知道共產黨的本質，它是一個什麼東西，它是一個邪靈。那麼我倒不是黨員，但我退了團，我聽說明天有那個大遊行，我也很高興，我也想去參加，但是我老公就說人家是「百萬退黨大遊行」關你什麼事啊，他意思是說你又不是黨員，他就這麼說。
安娜：那您是有問題嗎？還是…(嘟嘟聲)對不起，電話斷了。我想這位蕭小姐呢，她過去在中國做過老師，她說了她的一段經歷，我想各位都是在中國有過自已的經歷。那我想問你們一下你們在中國的經歷，而且各位也都在海外生活過很長的時間，那麼你們應該說有機會能夠從裡面和在外面來認識這個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談一下你們對共產黨是怎麼看的？
徐文立：中國共產黨在它早期的時候，應該說它的發生和發展有一定的歷史原因，這個歷史原因跟中國當時是清治後開始衰弱，受到了外面的經濟上和軍事上的一種壓力有關。特別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之後，使得中國本來是想向外學習，因為落後總是想往外學習。但是五四以後的話呢，使得這個學習的方向轉向了，覺得我們應該不要去學美國的西法，而應該去向前蘇聯學習。前蘇聯這樣一個極權的國家，它也造成了一種假象，使得一些當時比較熱情的知識分子上了這個當。
所以中國共產黨它當時的發生和發展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可以說早期的許多共產黨員他是抱著良好的一種理想和願望，希望能求得人類的平等，反對剝削。但是呢，自從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之後，不但是中國的共產黨，而且全世界的共產黨執掌政權之後，都走向了這樣的必然的一條路，就是專制獨裁，而且的話呢，血腥的鎮壓，民眾不要說反抗，就是自由的一種願望都要懲罰，所以才使得人們不斷的在覺醒。
我本人應該說覺醒是比較晚的。最讓我不能容忍的和我目睹的事情，就是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六那個時期我是在天安門，我看見當時的那些軍警，那些武警，還有解放軍，怎麼樣去毒打這些只是想推進中國進步的這樣的年輕的市民、年輕的學生，當時的年輕人真是抱著一腔熱血。我記得當時為了守護那個花圈的一個小孩子，他因為要去上廁所，他已經想離開那個包圍圈了，他還說我待會兒是不是能回來，當時警戒有個女警，我想她當時還有點良心，她的意思就示意你不要再回來了。因為我後來目睹了怎麼樣打人的場面，而且遠遠的，因為我沒在包圍圈之裡，我在包圍圈之外，我目睹了所謂的人民軍隊怎麼樣打人，人民的政府怎麼樣鎮壓，所以這個對我人生的觸動非常深。
我想在整個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後，這個退黨的事情，當然今天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其實在這個之前就發生過，開始於五七年。當時對於這種熱誠的、想中國有些變化的知識分子的鎮壓，使很多人悄然隱退，當然那時候退是恐懼退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把中國帶到了崩潰災難的邊緣，使得人們對它失望了。八九年的大屠殺之後，使得更多人是憤怒的退黨；當然這一次是在認清共產黨本質，這樣一個理性的基礎上大退黨，而且是公開的，所以就更加有意義。我想這種退黨的結果，會退得中共政權千瘡百孔，會退得它潰不成軍，也會退得它意識崩潰，所以退黨這樣的一種行為和做法，我覺得有很大的意義。
李天笑：實際上我跟剛才這位小姐啊，都是從大陸當過教師，所以我明白。實際上共產黨壓迫恰恰不是最主要它的黨員，而是全中國最基層的這些百姓，而這些黨員幹部當中其實很多人都是得到更多的利益，實際上他們去退黨，不單單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從根本上來擺脫這個中國人民頭上的壓迫的這種大善，使得人民都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去掉對自由民主的這種壓制，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實際上，很多去(參加百萬退黨遊行)的人他並不是單純的個人之間跟共產黨有深仇大恨。比如我昨天看到一個汴先生，他說共產黨對他來說，也沒傷害他們家人什麼的，但是它(參加百萬退黨遊行)是一種民族的大義，就是他看到不平嘛，人看了不平，是吧！就是出於這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是說我為了大家、別人的利益，就是為了人家、解脫這些人的受苦，我要參加這麼一次活動！
所以他提出來說要把七月一號黨的生日，變成一個國殤日，要所有人都把他們家裡面受害人的照片全拿到圖書館，法拉盛圖書館展出來。實際上就是表達一種對正義之聲的呼籲，是道德的勇氣，還不單單是說僅僅是一個黨員本身自己的事情，是所有老百姓都應該盡的這份義務。
徐文立：我想還補充一點，據我剛才聽說的，統計的網站上統計的，這次一百萬除了有黨員，還有團員，還有少先隊的，但是統稱為叫做退黨。所以不管你原來是黨員也好，團員也好，是少先隊員也好，或者你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儘管你生活在美國，但是你表達了對這種專制政權的一種厭惡，你參加這個遊行，這種行為都是對所有的中國的民眾，是一種鼓舞，是一種示範的作用。
安娜：那我先打斷你們一下，因為我們有一個觀眾他在線上已經等了很長時間了，那我們再接一個觀眾朋友的電話，這位是紐約的張小姐，張小姐請您講。
觀眾張小姐：各位嘉賓你們好，我有一個問題，當我在跟國內的朋友談到退黨這個事情的時候呢，他們就說他們也知道共產黨做的這些邪惡的事，他也知道共產黨不好，可是他退黨的話呢，他就講說，我父母他們退休了，共產黨不也給他發退休金啊什麼的，所以我想請各位……。
安娜：謝謝張小姐，她的問題是說，她的父母在中國大陸已經退休了，退黨的話，共產黨也在給他們發退休金，那會不會對他們有影響，或者是說退不退有什麼不同？
韋實：我覺得那個說法說共產黨發退休金，那是很可笑的，那個錢是人民創造出產值的。個數字，共產黨自己的數字，是肯定是錯了，但是也就用它的數字了，因為它也都給你封鎖了：2002年國民生產總值是GDP14.4萬億人民幣，那其中工資總額大概1.2萬億元，那麼發給老百姓的是12%，那88%的錢到哪去了呢？中國現在教育產業化了，養老保險制度化也沒錢，現在50%的人不敢上醫院，看不起病，就連廣州市呢，基本上市民最大的擔憂是什麼呢？就是我沒錢看病，廣州那麼富都這樣子了，就是因為它說就是剩餘價值也好，它比資本家剝削得還狠，這是這一點。
再一點呢，我覺得因為退黨主要是你心靈之中，就是你對黨的一個看法，你做出自己的決定，而且是化名退黨，再者你得那個退休金是你應得的。首先你是化名不會受什麼迫害，再一點，本來是你應該得錢，跟共產黨沒有關係。那麼再一個呢，這也不僅是單單的為了你自己的，美國宇航員登月的時候就說：「這是我自己的一小步，是全人類的一大步」。
中華民族已經受了很多，過去每個人都不管，命運就交給少部分人去操縱，總是搞來搞去搞的一團糟，到現在是真正由每個中國人民來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時候，你的一小步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大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在這種化名沒有風險的情況下，真正是應該去想一想，為了什麼？為了中華民族的明天，你應該做什麼？換言之，只有說有了未來，你的退休金才有意義，不然再過幾年，恐怕一個經濟風潮一過，退休金就不是你想像的一個月幾百塊、幾千塊很美好的事情了。
李天笑：實際上，退休金做為社會福利制度，是共產黨從一開始建立它許的諾言，它就必須要給的，不是什麼它的功勞，在給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大量的劫取了，沒有給，奪取的東西要比給的更多，這是一點。第二點，實際上退休工人也好、退休教師也好，他們是處在中國的底層，是個弱勢團體。改革開放十年過來以後，最大的利益實際上並不是底層的這些弱勢團體，包括這些退休工人、退休教師，而是那些跟官方有交易的、有權勢的，或者是跟外資有關係的這些人，他們得到的是最大的利益。換句話說，他們父母如果橫向的從其他國家看，比如美國退休教師，可以拿到很多錢，相比之下在中國已經被共產黨大大的剥削了。這一點如果橫向一比，馬上就能看出來。
葉寧：我想只講一句話，我聽有位中國哲學家講過一句非常平易淺顯的話，他說：「一個人生於世，有很多可以害怕的東西，但也不能因為害怕就什麼事情都不幹了。」
安娜：謝謝。我現在也有一個問題想問葉寧律師，您是律師嘛，這次退黨有這麼多的人，我們知道美國還有一些西方國家歷來是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和共產主義一直是在對壘的，那您認為這次的退黨大潮對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葉寧：當我們籠統的提出美國這一個概念的時候，如果籠統的來說，做為美國這麼一個具有自由民主的象徵意義的國家的話，它應該對人民擺脫極權主義奴役的努力，會給予道德上的支持和鼓舞，但是美國已經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了。
如果我們把視角稍微看到深層一點的話，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利益集團，有些特殊利益集團，有些是主體的，有些是經濟的特殊利益，我們說企業美國Corporate America ，企業美國顯然不會非常積極支持任何動搖共產主義集權主義統治的這種努力，因為共產主義的主流文化正在向全世界擴展，它正在形成一種新的人類次文化形態。這種次文化形態，我們姑且稱它為腐化國際或腐敗國際，就像當年它成立共產國際一樣。今天中國正在建構的是一個腐敗國際的局面，在這個腐敗國際裡面，有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確實是會站在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對立面。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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